战国时期的诸侯相王与后世的加九锡哪个更加蔑视王权?

無憂子Z


当然是诸侯相王情节更严重。另外,题干“蔑视王权”表述不准确,应该是“蔑视君权”。因为前者是针对王权,后者是同时针对王权和皇权(主要是皇权)。




诸侯相王与加九锡

诸侯相王,是指战国时诸侯国间互相承认对方为王的一段历史,这标志着诸侯与周天子平起平坐,周天子的权威完全丧失。第一起诸侯相王的事件,是公元前334年魏惠王和齐威王互相承认对方王号。


加九锡主要是封建社会(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的社会)时皇帝给予大臣的一种待遇,但在先秦时期就有它的相关记载,相当于后世加九锡的理论来源:

若有加,则赐也。不过九命

《周礼》:

以九仪之命正邦国之位:壹命受职,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赐则,六命赐官,七命赐国,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正是如此,《汉书》中,九百多名大臣和贵族才会在上书请求为王莽加九锡时如是说:

谨以《六艺》通义,经文所以九见,《周官》、《礼记》宜于今者,为九命之锡。臣请命锡。”奏可。

历史上,几乎所有加九锡的大臣或其后人最后都篡夺了皇权,包括王莽、曹操、司马懿、高欢、杨坚、李渊等篡位界赫赫有名的大佬。因此加九锡成为古人眼中篡位的前兆。


何者更过分?

笔者认为是诸侯相王更过分。因为它标志着诸侯成为和周天子平起平坐的国王,不再是他的臣子,而加九锡至少是由皇帝赐予,受九锡者在表面上还是皇帝的臣民。

不过就后果来说,二者也是半斤八两。诸侯相王的后果就是原先的诸侯国彻底无视周天子,最终将其消灭,受命九锡的人或者他的后代,最终也推翻了旧王朝。他们本质上没有区别。


司文郎中


战国时期的五国相王,说的是战国中期五个主要诸侯国互相承认对方君主王位的事件,这个事件过后,周王室的权威彻底消失了。

一般来说,获得王权的合法性,有君权神授、民主推选等。周王室自称天子,意思是代天牧民,所以周王室的王权的合法性,实际上是君权神授。至于周王朝实行的德政,只是为这个合法性之外,又增加的有效性。

(魏、齐徐州相王)

诸侯国的爵位,分别是公侯伯子男,封地各有不同,他们行使权利的合法性基础来自于周王室的分封授权。不过有几个国家也称王,像楚国、吴国、越国等,不过他们都算是僭越称王,不属于华夏文化圈,被称为蛮夷。

西周王朝时,周王室拥有的土地和人口是居于绝对领先位置的,所以周天子获得了诸侯国的认可。周天子甚至以家长的威严,对那些不听从管教的诸侯国或打或杀,齐国曾有一位王,因为一些琐碎的原因,就被周天子烹杀了。

可是,后来周天子不断的分封土地出去,导致周王室直辖的土地越来越少,而各个诸侯国的经济民生也逐渐发展起来了,就有一些诸侯国好像孩子到了叛逆期,不愿意再听周天子的话了。周宣王试图振作,可是也是昙花一现,西周王朝无可奈何花落去。

(西周王朝灭亡)

镐京之变后,周平王东迁,原本已经衰微周王室已经不具备绝对实力,只能作为一个中等规模诸侯国。在襦葛之战中,周天子被郑国教育做人,从此天下诸侯不再惧怕周天子的惩罚。周王室至此,仅仅是作为共主存在,维持着名义上的王权合法性,其根本原因是各个诸侯国旗鼓相当,还没角逐出来谁是老大。

这种角逐的过程是漫长的,中间还穿插着反侵略战争。到了战国时期,天下大势逐渐明朗,主要的诸侯国已经通过兼并战争浮出水面,周天子的王权合法性最终消耗殆尽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公元前334年,魏惠王因屡败于齐国和秦国,霸业丧失,为求遏止秦国扩张,在惠施的谋划下,主动率领韩国等国的国君,前往徐拜见齐威王,双方互相承认对方的王位,史称徐州相王。齐国在386年,还推脱魏国向周天子求情,才顺利转正(以前也是驱逐了姜氏自立的诸侯),如今半个世纪过去,魏国不得不拉着齐国一起分担战略压力。徐州相王引起了秦、楚等传统大国的敌意。楚国立即出兵攻打齐国徐州,希望齐国取消王号。


(五国相王的发起人:大魏王)

公元前325年,秦惠文王看到魏惠王玩的挺嗨,不想跟诸侯国见面时矮人三分,也自立为王。同年,魏惠王尊韩宣惠王为王。一时各国不论大小纷纷称王,其中甚至包括中山国、宋国等当时的二流国家。到公元前323年,在公孙衍的斡旋下,魏国、韩国、赵国、燕国和中山国结成联盟,各国国君均称王,以对抗秦、齐、楚等大国。齐国对于中山国的王号不满,曾试图联合燕国、赵国攻击中山国以迫使其去王号。各国之中,独有赵武灵王认为赵国实际上没有称王的实力,所以在国内未采用王号,仅称“君”。

所以,诸侯王相王事件,本质上是对周王室王权的否定,是赤裸裸的蔑视王权。可蔑视归蔑视,他们权利的合法性来源还是成问题的。所以,战国时期都是霸道当道,以铁血战争进行有效性的塑造。诸侯国的意思是,大家都不适合法的,谁最强就听谁的。到最后,干脆把周王室也灭掉了。虽然我不具备合法性,可是当政府就只有一个时,你不听我的也没得选择。

至于后来王朝的加九赐,意思是超规格享受帝王的九种礼仪规格,分别是车马、衣服、乐县、朱户、纳陛、虎贲、斧钺、弓矢、秬鬯。这种形式原来只是一种恩遇,是帝王赏赐给臣下的。这种规格的赏赐,一般来说不会轻易赏出去。孔子说,唯器与名,不可假人。所以,一旦有人获得了这种赏赐,也就离篡位不远了。

不过,即便行篡位事,所篡的当然是执政权,更是政权的合法性。所以,正统王朝做这样的事还要三辞三让,明明自己心里想要的不得了,还得故作矜持,推辞表演一番。比较憨厚的曹丕这一通忙下来,喜滋滋地说:我现在才知道古代的禅让是怎么回事了。这种表演是必不可少的程序,其实就是为了表达一件事:这个皇帝位子不是我抢来的,而是被推举的,是代表上一个正统朝代来代天牧民。


(魏国的合法性来自于汉朝禅让)

所以,加九赐这事,说到底还是要走一个过场,要继承王权的合法性。其实这时不应该再叫王权,而是皇权。此时的皇权,在儒家的宣传下,已经是君权神授体系的。所以,正统王朝的皇权合法性,就是神给予的。跟神对话,没办法把这个事情掰扯清楚,这也是为什么历代大一统王朝皇帝都要祭祀前朝皇帝,意思也是这个皇权是传承下来的。这个要比诸侯国相王,打碎原有的王权合法性,只满足于建立一个让别人没办法选择的唯一项的权力有效性,情节上要轻微的多。

政治,多数时候都是表演。


而知而行的历史


其实春秋时期,周王已经失去天下共主的地位,不过表面上还是天下共主。

只不过到了战国时期,三家分晋,周王竟然派使节承认三家的合法地位。

司马光老先生对此气得直哼哼,认为周王室这样做,导致礼乐崩坏,周王室是自己自毁前程,天下共主的地位彻底完蛋,不是别人不尊重你,是你自己不尊重自己。

后世的加九锡,那是根本没把皇帝放在眼里,是想篡位的前奏,是要取而代之,哪有什么尊重。

所以,这两个时期对待王权还是有点区别的。


知无为而有益


武王建立周朝,开始封建制度和宗法制度,把土地分封给诸侯,各诸候与周天子是宗主关系,周天子是天下共主,是大宗,各诸候是小宗。并建立了严格的礼乐等级制度,如西周时期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士甲三鼎或一鼎,如天子驾六,诸候驾五,卿驾四等等,规定的都非常详细且严格。

随着血缘关系的不断发展,最先分封的本姓王之间也慢慢变得疏远起来,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子孙后代不断增多,分封的土地不断减少,周天子的势力范围越来越小,对于诸候来说则是彼消此长,周天子势衰。

先是楚国熊通要求周天子封他为公,周恒王不肯,熊通“王不加我,我自尊尔”,于是自已封自己为楚王。而周桓王根本对熊通没有办法,只能望楚兴叹,从此这种僭越之风更甚,诸候都不把周天子当回事,慢慢的中原之外的吴国、越国也都称王,而地处中原的齐国与魏国会盟也相互称王,称为齐威王与魏惠王,不久,秦国也称王,称为秦惠文王,这时诸候纷纷都成了王,与周天子平起平坐了,周天子无可奈何,只能听之任之。

九锡是九种礼器。是天子赐给诸侯、大臣有殊勋者的九种器用之物,是最高礼遇的表示。九种特赐用物分别是:车马、衣服、乐、朱户、纳陛、虎贲、斧钺、弓矢、鬯。

历史上有一些人都受过九锡之礼,如王莽、曹操,司马昭等人,东晋时的桓温,宋齐梁陈的开国皇帝都受过加九锡之礼,其实加九锡成了篡位的代名词。王莽当时为大司马,是实际的统治者,皇帝都是傀儡,任受其摆布,为了试探天下和君臣的反应,就要求皇帝加九锡,其后的司马昭、刘裕等人皆是如此。

两种行为都是君弱臣强的表现,但具体来说加九锡更为强烈,诸候相王好歹没有灭你,还让周天子苟活一域,只是不再尊你而矣。而加九锡的后果就是直接篡位,加与不加,都是手中的玩物,性命系于别人之手,朝不保夕,惶惶如丧家之狗。


华竖


诸侯相王更加藐视王权!证明周天子一点影响力也没有了 天下已经失控!周天子成了名义上的共主其实一无是处!加九锡走很多不是个个都成王成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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