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最後時光，在幾場科舉“末班車”上，接連上演著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鬧劇。
齊白石近距離地目睹了這場新舊文化制度的交替過程，他的密友楊度、譚延闓正是科舉制度行將就木前的兩位末代“榜眼”與“狀元”，均因受“康梁”的影響而被慈禧太后拿下，終未能通過科舉完成傳統晉級之路。
隨著延續上千年科舉制度壽終正寢，“文人——科舉——士大夫”這條人生之路不再暢通，這意味著傳統文化意義的“文人”們，即將退出歷史舞臺。然而，由他們所建構的“文人畫”、“士夫畫”的主流審美體系、關照、心胸、法度、程式，是否也將從此黯淡下去，直到被歷史的塵埃所遮蔽？
插圖：齊白石《長守富貴圖》1934年作
作為一位敏感的“文人畫”藝術家，同時作為舊制度下諸多高級文人們的學生、賓客，中年齊白石至少比大多數民眾更近距離地觀察了這種新舊制度交替過程。
舊的死而未僵，新的還未沒到來。
齊白石拒絕進入官場、遠離世俗紛爭的原因，應與他近距離目睹的這幾件帶著血腥背景的末代科舉鬧劇相關，這意味著他的老師王闓運“以布衣取卿相”帝王夢的首次破產。同時，他也應比一般人更多地思考過“文人畫”該向何處發展的問題。
壹 “看山須上最高樓 勝地曾經且莫愁”
1903年農曆三月初，齊白石隨同夏壽田（號午詒）一家從西安向北京進發，路過華陰縣時作了這幅《華山圖》。
他在題款中寫道：“看山須上最高樓，勝地曾經且莫愁”，似是詠華山，也似對帝都之行抱著一種憧憬。儘管他表露出自己終極理想還是“歸臥南衡對圖畫”，但也透著一分躊躇滿志。
齊白石《華山圖》1903年
進京——這一行動，對於封建王權統治下的每一位中國文人來說，都帶有一種非同尋常的文化情結和個體生命體驗，他們或是來趕考、或是來述職、或是被招安、或是被受降、或是被加官進爵，也或是被殺頭棄市。
這裡，是他們被流放的起點，或也是被赦免的終點。距離這個政治、文化、權利、經濟中心的距離，便是他們榮耀與恥辱、豪情與委屈的分水嶺與照妖鏡。
1903年的初春，齊白石首次踏上了距離天子腳下最近的這片土地。他人生的第六位“貴人”——楊度，此時正在京城準備“經濟特科進士”會考。
照片：青年時期的楊度
早在四年前，當齊白石37歲時，於1899年農曆十月十八日正式拜入王闓運門下時，便與楊度的弟弟、同為王門弟子的楊鈞有親密接觸。
向王闓運引薦齊白石的是湘潭人張登壽，他字正暘，又作仲颺，即上一篇文章中提到過的“張鐵匠”，後來與齊白石結為兒女親家。張那時相當於王闓運書院裡的助教，楊度早年便與張登壽為摯友，其第楊鈞少年時先曾拜張登壽為師，後才又拜王闓運為師。
在齊白石的拜師禮上，楊鈞就在現場。與其兄長楊度不同，楊鈞喜歡詩文、繪畫，潛心於藝術理論與文學研究，對於政治並不熱衷。齊白石在湘潭跟著王闓運學習詩文期間，便與楊鈞同住。那時的楊鈞剛18歲，王闓運讓他隨齊白石學畫，齊白石返回鄉下時特地作了幾幅畫送給楊鈞，作為房費。
而當四年後，齊白石於1903年初春踏上帝都的土地時，這位楊鈞已經考上湖南省公費留學生，正在日本求學。此時與楊鈞同住的，便是陳師曾——這位多年以後，在另一個新的時代中，齊白石將“偶遇”的人生最重要的伯樂。
齊白石閒章，星塘白屋不出公卿
在湖南求學期間，楊度與齊白石也曾有過數次見面，彼此熟識。但當時齊白石畫名並不大，楊度也一心專研學問，彼此的人生閱歷不廣、社會影響力也小，之間的交往也並沒有像齊白石與楊鈞那樣深。
在齊白石的晚年自述中，楊度的首次出場並與其展開正式交往，是在四年後的1903年（光緒29年）開始。本系列文章也因齊老的口述順序，將楊度安排在這一時間段來介紹。
另外，相比齊白石所遇的前五位貴人：胡沁園、王闓運、夏壽田、郭葆生、樊樊山而言，楊度的思想更加複雜、激進，若是說前幾位代表了晚清保守文壇勢力的中堅，楊度則是新文學、新思想運動中的活躍分子，並且積極參與了黃遵憲、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提倡的資產階級文學改良運動。
也因此，本文按照清末民初文人們思想運動發展進程，將楊度列為齊白石的第六位貴人。
1903年農曆三月，齊白石跟隨夏壽田進京後，住在宣武門外北半截衚衕，夏壽田升為翰林院侍讀，為從五品的京官。和在西安一樣，齊白石每日主要教夏的小妾姚無雙畫畫，閒暇之餘也逛逛琉璃廠。
據齊白石口述，當年農曆三月三十日，夏壽田與楊度等人在陶然亭餞春，齊白石應邀作《陶然亭餞春圖》。
從這場雅集開始，齊白石與楊度開始了深度交往，這一年齊白石41歲，楊度28歲。
貳 帝王術的終極目標：“以布衣取卿相”
在陶然亭那次雅集中亮相的楊度，肩負其老師王闓運“以布衣取卿相”的神聖使命，正準備憑自己的學識搭乘最後一班晚清科舉的“末班車”。
而就在不久前，他才剛結束了首次日本遊學。
1902年年初，他瞞著老師王闓運，懷揣袁世凱資助的一千兩銀票，從漢口至上海，搭乘一條漁船東赴日本，進入在東京弘文書院師範速成班。在這半年留日期間，楊度結識了黃興、楊篤生、劉揆一等人，與他們一起創辦《遊學譯編》雜誌，希望這份在海外創辦的雜誌能夠在國內發行，喚醒國人的現代意識。期間，楊度也在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上發表了觀點激進的文章，引起了包括張之洞等一些國內高層人士的關注。
齊白石閒章：痴腸俠骨
為期半年的東京弘文書院速成班結業後，楊度本想再進高級師範班繼續學習，但黃興與楊篤生等人希望他回國為《遊學譯編》籌款，楊度欣然領命，於1902年10月中旬回國，希望遊說湖南籍的官員為雜誌籌款。
回國之後，楊度一邊為辦刊款項四處奔走，同時也爭取了老師王闓運的原諒。王闓運希望這位他最為看重的弟子，能夠參加清廷1903年的會試，踐行他“以布衣取卿相”的“帝王之術”。
儘管熱衷於新學、思想顯得激進，但對於進士這一頭銜，楊度依然心心念念。28歲的楊度，在治學和人生態度上，開始逐漸向我們展示了他的多面性。
十年前的少年楊度，就曾在光緒十九年（1893年），中了順天府鄉試舉人。但此後在光緒二十年、二十一年的甲午科、乙未科會試均落第。而正是在乙未科等待發榜期間，他積極參與了“公車上書”，與維新派的代表人物梁啟超、康有為、袁世凱等人認識，並積極附和。
甚至，當這一事件結束返回湖南後，他有計劃南下廣州，求新學於康有為，但經過王闓運的勸說，便又轉投王的門下。
而在王闓運門下學習“帝王之術”時，楊度尚不知道地球是圓的。
楊度逐漸知道地球是圓的，開始於1897年夏天。
插圖：齊白石《水墨山水》
這一年6月20日，跟隨王闓運學習傳統儒家經典的楊度，第一次見到了一份名為《時務報》的印刷品。從這份報紙中，他第一次瞭解到“地球”這個詞彙。同時，也瞭解到了汽車、輪船、蒸汽機、電線、鐵路等等現代工業社會的新發明，他開始用“法律的演變”、“清國的稅收、外債”、“農業產值”等等全新的觀點來看待這個世界。
《時務報》於1896年在上海創辦，楊度與其主創人員並不陌生——創辦人黃遵憲、汪康年、梁啟超、夏曾佑，梁啟超擔任主筆。
此後，維新變法的實權派人物、陳師曾的父親陳寶箴任湖南巡撫期間大興新學，於1897年10月在長沙設立“時務學堂”，楊度開始深受新學影響，與譚嗣同、熊希齡、唐才常、梁啟超、蔡鍔、劉揆一等交往甚深。這也是當戊戌變法失敗之後，楊度瞞著王闓運自費留學日本的原因。
叄 空前絕後的“經濟特科進士”會考
然而，當楊度於1902年10月中旬回國後，又開始熱衷於博取功名，希望通過進入舊的體制內，最終實現他本人雜糅了新學與舊學的“帝王之術”。
於是他欣然接受王闓運的建議，準備參加次年的會考。
但是當楊度於1902年10月中旬回國後，湖南學政已經將次年春參加會試的舉人名單上報禮部。楊度只能參加會試之後的新開“經濟特科進士考試”。
有關這次空前絕後的“經濟特科”怎麼回事，我們先來了解晚清時期對於科舉制度的一些緩慢、被動的變革過程：
自鴉片戰爭戰敗後以來，識時務的清廷官員便陸續上書呼籲教育改革，通過變通科舉應試科目，廣求科技、外交等實用人才。
戊戌變法期間，康有為連續請奏廢除八股，1898年6月23日, 光緒帝頒佈詔書, “著自下科為始, 鄉會試及生童歲科各試, 向用《四書》文者, 一律改試策論”。之後，湖廣總督張之洞、湖南巡撫陳寶箴聯合上奏，提出在分場考試中的具體內容：第一場考中學經濟、第二場考西學經濟、第三場考四書五經。但上述變革措施還未實施，便因戊戌變法的失敗被迫終止。
此後，1901年清廷頒佈改革科舉上諭，八股文正式退出了歷史舞臺。同年，慈禧太后發佈懿旨，宣佈恢復經濟特課考試，所謂“特科”，是為了區別傳統應試內容，將各項西學統稱為“經濟”，由各地官員舉薦人才，按特定期限送至總理衙門參與會試。
楊度在北京參加的那次“經濟特科進士”會考，便是這場中國科舉制度在壽終正寢之前，一次折中的改革方案。這次“經濟特科”會考為有史以來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
在進京備考之前，楊度受老師王闓運之命，赴武昌拜見湖廣總督張之洞。張之洞對楊度的關注，是因為讀到他在留日期間在梁啟超主辦的《新民叢報》上所發表的言論，對他頗有欣賞。
1903年那場“經濟特科進士”會考時間為閏五月中旬，而主考大人正是這位張之洞。
插圖：齊白石《荷花圖》1907年作
據齊白石的晚年自述，他於當年農曆三月隨同夏壽田進京，五月（具體時間不詳）從京返回湖南。而楊度除了參加三月三十日的陶然亭雅集外，在備考期間與夏壽田交往頻繁。
甚至，在第一場考完之後，楊度便搬出長郡會館，住進夏壽田家中。
由此可知，齊白石對於這場史無前例進士會考、以及這場劇目中這位萬人矚目的焦點人物——楊度，有過近距離的觀察和交流的。而楊度本人的科舉之路是否順暢？留下下篇文章再向大家介紹。（未完待續）
【注】《華山圖》款題：看山須上最高樓 勝地曾經且莫愁 背後火殘存五嶽 樹名人識過青牛 日晴合掌輸山色雲近黃河學水流 歸臥南衡對圖畫 刊文還笑夢中游 沁公夫子大人教 門下齊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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