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舊曆辛亥年。
在長沙的春日中，齊白石奉老師王闓運之命，勉強作了首賞海棠的七言絕句：
“往事平泉夢一場，師恩深處最難忘，三公樓上文人酒，帶醉扶欄看海棠。”
詩的前兩句對往事的感慨以及師恩難忘的抒懷，顯得直白而乏味。倒是後兩句形容當時高級文人們的聚會場景，卻也並不牽強。據《禮記》的說法：“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太師、太傅、太保這“三公”便指代傳統封建社會中，除帝王之外最重要的工作崗位。也是懷揣“修、齊、治、平”理想傳統文人士大夫們的終極奮鬥目標。
齊白石的老師王闓運（1833—1916年），字壬秋，又字壬父，號湘綺，世稱湘綺先生。王曾在咸豐皇帝託孤重臣肅順做過家庭教師，後又為曾國藩的幕僚。他將自己的學問分為三等：其一等是為博取科舉功名的應試內容；其二等陶冶性情的詩文；其三等則是“以布衣取卿相”的帝王之術。
齊白石《祖國頌》1956年作
有關“海棠”的隱喻，來自於唐明皇李隆基，他把醉酒未醒的楊貴妃比作海棠睡未足。自北宋詩僧惠洪描繪過這段情節之後【注1】，海棠花便為歷代文人、畫家們肩負起代指楊美人的重任。李隆基、楊玉環的故事還時常蒙著一層警示、訓誡的面紗，歷代文人都喜歡通過這種含蓄的方式告訴最高統治者，若是海棠看多了，便會發生安史之亂一類禍國殃民的事情。
這些“三公”們不去輔佐皇上、平定天下，而是喝著美酒看著美人，多少透露出當時保守派文人們對時局的無奈與失意。
49歲的齊白石並沒有意識到這一年在中國歷史上的特殊意義。
也就是他奉命寫下這首詩七絕之後半年，一位名叫楊毓麟（1872—1911）的湖南同鄉，在英國利物浦的海邊蹈海自盡。
這位楊毓麟字篤生，他的一生與齊白石並無交集。但我認為有必要對其稍作些介紹，今人們不應忘記這位在海外為國捐軀的湖南志士。
楊毓麟於1902年東渡日本求學，結識了楊度和黃興等革命黨人，並且與楊度一起積極創辦了創辦《遊學譯編》雜誌。與楊度不一樣的是，他是一位堅定武裝的革命者，曾組織參與過刺殺慈溪、暗殺滿清攝政王載灃、刺殺清廷出洋考察憲政五大臣（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紹英）等等事件。
楊毓麟於1911年8月5日蹈海自盡，終年39歲。自殺原因是在英國聽聞黃花崗起義失敗，悲憤交加，以致舊病復發，頭痛浮腫。死在利物浦海水中的楊毓麟沒有機會知道，就在這年十月十日，於武昌再次爆發革命的消息。
武昌起義的勝利，意味著一個新的時代即將來臨，它來的迅猛而剛烈，所有一切舊的事物都將被滌盪、清掃乾淨。
剪去辮子後的文人們依然嗜酒如命，喝著花酒，聽著小曲。但那些有關八股、士大夫、功名、紅頂花翎、白折、當差、捱俸、手本、唱喏、磕頭、請安等等他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都將成為舊時代的遺物。甚至，他們用來寫字的毛筆、所寫的舊體詩和文章，都將逐漸被鋼筆和白話文所取代。
正如梁啟超和楊度於十年之前新舊世紀之交時，在《少年中國說》、《湖南少年歌》中所呼籲的那樣。“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俠”。到了1911年，這個“老大帝國”正急匆匆地想要扮演一位少年。
然而，梁、楊等人理想圖卷中所希望的那位“壯麗濃郁翩翩絕世之少年中國”，卻遲遲沒有降臨。
就在這場新舊政治、文化交替之間，布衣畫家齊白石，用他的“衰年變法”為中國繪畫注入了新的活力。
人們普遍認為，齊白石三個字代表著一段草根逆襲的勵志傳奇。他出身貧寒、幾乎沒有上過學、40歲之後才走出家鄉、55歲後方定居北京開始衰年變法，最終封神。成為中國繪畫、篆刻、詩文的頂級大師。
齊氏在文化藝術領域所創造的奇蹟，當然含有他自身的天賦和努力，但綜觀其背景和外因，更像是一場由上世紀初中國頂級文化人與政客們合謀下所誕生的一枚光芒四射的彩蛋。
壹 齊白石身份認同的尷尬
青年、中年時代的齊白石，自從將繪畫視作自己的終身職業之後，就一直努力成為文人士大夫們中的一員，至少他希望自己能夠達到與他們相同的詩文功底，更希望能夠獲得他們的尊重以及對自己作品的認可。
照片：老年時代的齊白石
而正如前一篇文中所提到的，在行走於以湖南老鄉為主要人脈關係、當時中國頂級的文人圈子中，齊白石一直面臨自身身份的尷尬：人們相信他作品的藝術價值，但卻鄙視他卑微的出身。
對比西方的藝術家們，同樣在19世紀、20世紀之交所活躍的那些繪畫大師們，人們並不會要求他是一位文學家、思想家，並且能有政府為官的社會身份。比如人們喜歡保羅·塞尚的作品，但他們也不要求塞尚能夠像他的朋友埃米爾·左拉那樣寫出華麗的文學作品；人們喜歡米羅、畢加索，但也並不會希望他們像紀堯姆·阿波利奈爾（1880－1918年，“超現實主義”的首次提出者）那樣，能創作出精彩的戲劇與詩歌。
米羅《哈里昆的狂歡》 Carnival of Harlequin 1924-1925年，66cm x 93cm
也就是說，西方的繪畫大師們的業務範疇僅僅侷限於做好一位職業畫家。人們從來不會用他在其他藝術領域的創作、他的道德水準、他的官銜高低來、社會身份來評價其作品的優劣。畢竟，像魯本斯那樣即是外交家又是畫家的天才也太少了。
西方的藝術史中，出身卑微、日後出名的畫家們更比比皆是。但大體上，人們評論一幅畫作好或壞時，僅是遵循某個時期流行的風格和審美傳統，畫家的出身、道德品格與其作品優劣的關係並不特別重要。若是一位畫家兼具其他才華，比如他同時也會音樂、詩歌、芭蕾、戲劇、雕塑等等，這只是他繪畫的“加分項”，而不是“必選項”。
而在被動從傳統農耕文化背景裡，急匆匆快步跨入近、現代社會的中國，公眾與精英文人們，對待一位畫家絕不會這麼簡單和爽快。
對於中國的繪畫批判體系和教育體系，因為皇帝、宗教人士、傳統文人、士大夫階層長期的深度介入，甚至直接參與藝術創作和藝術教學，畫家們所要展現的綜合素養，要比西方的畫家們更加複雜、多樣。自宋、元以後，詩、書、畫、印四者結合，成為一件作品不可或缺的創作要素，也是成為一位被人認可畫家的“必修課”。
齊白石借山圖冊之：洞庭君山圖
齊白石借山圖冊之秋渡圖
齊白石借山圖冊之秋山圖
這要求一位優秀的畫家，首先應是一位文學家，也就是說，他必須讀過書，而且能夠在傳統科舉體制下博得功名，成為士大夫階層，才有資格進行藝術創作和批評。他必須要會作詩、懂金石，然後才是作畫。其次，他還得在宗派林立的畫壇中選對師承、站好山頭。否則，其作品便會被評價為“匠氣”、“粗俗”、“野狐禪”、“不能登大雅之堂”。
27歲才從木匠轉變為職業畫師的齊白石，在這種藝術成長環境中，已經起步太晚。在他的青年、壯年時期，他努力將傳統文化的內涵注入到自己世俗生活經驗中去。
他還沒有具備條件與自信，用自己的內在經驗，將鄉土的、民間的、自我的藝術特點注入到傳統文人繪畫中，為這僵死的繪畫灌注新的活力。
叄 青年時代所結識的那些“為齊白石著想”的人
儘管面對自己身份和中國畫壇本身的尷尬，但齊白石也是幸運的。
在他每一次需要邁上更高一級藝術境界之時，總有一些人“為他著想”。
除了在齊白石所拜的木匠師傅外，在他選擇繪畫道路後第一位“為他著想”的人，當屬胡沁園。
齊白石從27歲起，跟隨胡沁園學畫花鳥，胡也讓他跟隨陳少蕃學詩文，由此走上了職業繪畫的道路。甚至，他的號“白石山人”，也是這位恩師為他所取。（有關介紹可參閱《中年齊白石的人生選擇題：身份尷尬受人譏諷，拒絕推薦給慈禧代筆》）
第二位、第三位“為齊白石著想”的人，當屬湘潭老鄉郭人漳和夏壽田。
齊白石《山水十二條屏》（其中之四條屏）
郭人漳字葆生，又字寶蓀。這位郭葆生在少年時代，便與前文提到的楊毓麟（楊篤生）、陳家鼎一起，被人稱為“湖南三傑”。郭因世蔭得道員，歷任山西道臺、江西和兩廣巡防營統領。他體格魁梧、文武雙全。喜歡詩文、字畫、金石。
郭葆生與齊白石的相識是在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那時的齊白石三十五歲。在他這三十五歲之前，其活動範圍僅限於家鄉杏子塢附近百里之內。三十五歲之後，齊白石的畫名傳出了他的活動範圍，他本人也因此有機會到湘潭縣城裡為人畫像。在湘潭，他認識了郭葆生，郭當時為候補道臺。
同樣於這段時間，在湘潭畫像的齊白石還認識了夏壽田（號午詒），夏壽田是郭葆生的朋友，也是楊度的至交。
在齊白石認識夏壽田時，夏壽田早已是舉人了（他於光緒十五年——1889年中舉）。齊白石與他結識的第二年，夏壽田考中進士第八名，殿試榜眼及第，取得清代湘南地區科舉最好成績。
第四位“為齊白石著想”的人，為當時社會影響力更為廣泛的王闓運。齊白石由王闓運的弟子、鐵匠出身的張仲颺推薦，於1899年拜其為師。再加上當時另一位銅匠出身的曾招吉，鐵匠出身的張仲颺和木匠出身的齊白石，被稱作“王門三匠”。“張鐵匠”此後多次在西安於北京的文人圈子中亮相，他曾擔任湖南高等學堂的教務長，之後還與齊白石結為親家。張的女兒張紫環嫁給了齊白石三兒子。
齊白石 花卉蟋蟀圖 1906年作
據說當張仲颺第一次將齊白石的畫和印拿給王闓運看時，王將齊白石比喻成當時湘潭有名的詩僧八指頭陀。正是在王闓運的鼓勵和教導下，齊白石開始了由一位民間畫師向文人畫方向邁進。
也正是因為在湘潭逐漸結識了這幾位貴人，齊白石才有了第一次外出遊歷的經歷。
1902年年初，被八國聯軍從紫禁城中趕跑的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從陝西返京。她們能夠再次回來，是基於上一年9月7日與其他十一國所簽訂的一份協議，這份協議保證了她們的人生安全以及繼續對這個國家的統治權，協議全稱為“中國與十一國關於賠償1900年動亂的最後協定”，這就是眾所周知的《辛丑條約》。
這年秋天，夏壽田由翰林改官陝西，從西安寫信讓齊白石前去教他的小妾姚無雙學畫。夏壽田很為齊白石著想，想到他謀生不易，提前將旅費和學費寄給了他。
郭葆生此時也在西安，依然擔心齊白石即使收到了夏壽田的旅費，也未必肯去。於是寫信來勸齊白石做此番遊歷，郭的信中從藝術創作規律入手，寫得齊白石找不到理由拒絕：
“無論作詩作文，或作畫刻印，均須於遊歷中求進境。作畫尤應多遊歷，實地觀察，方能得其中之真諦。古人云：得江山之助，即此意也。”
齊白石《山水十二條屏》（其中之四條屏）
此外，郭葆生在信中也談到部分自己對繪畫的理解，他認為作畫但知臨摹前人名作或畫冊畫譜之類，已落下乘，倘復僅憑耳食，隨意點綴，則隔靴搔癢，更見其百無一是。因為畫家只能常作遠遊，這有助於開拓視野，舒展心境。
齊白石聽從郭葆生的建議，於當年十月初（陰曆）動身北上。到達西安後，他將繼續遇到人生中另外幾位原意“為他著想”的人。
其中之一，便是第五位“為齊白石著想”的人——樊増祥。（未完待續）
【注】見宋釋惠洪《冷齋夜話》記載：上皇登沉香亭，召太真妃，於時卯醉未醒，命力士使侍兒扶掖而至，妃子醉顏殘妝，鬢亂釵橫，不能再拜，上皇笑曰，豈妃子醉，是海棠睡未足耳。”此典故代代流傳，“海棠春睡”成為後代詩人、畫家不斷吟詠、描繪的題材。《紅樓夢》裡對秦可卿房間擺設的描述中也提到過，“入房向壁上看時，有唐伯虎畫的《海棠春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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