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繆的《局外人》開頭別緻而新穎、直接而簡單，有一種淡淡地若無其事的疏離感和荒誕感：

今天，媽媽死了。也許是在昨天，我搞不清。

這是小說中主人翁默爾索的內心獨白。這種天才式的離經叛道的開頭奠定了這部小說的基調，從這個起點出發，主人翁默爾索的那種對一切漠不關心的無所謂態度，構成了這部零度敘事的小說那種詭異的基調。

毫無疑問，加繆筆下的默爾索，是一個旁觀者清的角色，拒絕異化、崇尚本真是他對待身邊一切事物所秉持的固執信條，而這樣的特立獨行的結果，卻匪夷所思以在母親的葬禮上沒有哭泣等那些被大眾視為理所當然的表現而被判處死刑，而非他那場意外的殺人事件。而面對在法庭上的審判中，他依然冷漠地去平心靜氣去接受這場荒誕的宣判，以一種超然的態度去評判檢察官、神甫、律師等各色人等在法庭上的表現，甚至在內心深處帶有某種智力上的優越感，直到最後被判決死刑是想著那不可更改的死亡來臨的那一天，更是產生了一種不可理喻的想法：

為了把一切都做的完善，為了使我不那麼感到孤獨，我還希望處決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來觀看，希望他們對我報以仇恨的喊叫聲。

小說就此劃上了一個巨大的荒謬的句號，給人以無限的解讀和想象的空間。

真實與荒誕：人生在世，永遠也不該演戲作假。

這是加繆借小說主人翁默爾索之口說出的一句話。

默爾索的行動準則就是這樣特立獨行：不表演悲傷，不掩飾自我。這種斬釘截鐵的高尚追求在現實面前不堪一擊，而默爾索的可貴之處就在於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他是一個生性冷淡的人物，看破了孤獨人生的種種幻象，看穿了陸離世界的種種亂象，於是他不再執象而求，而是隨性而為，這種看上去很酷的生活姿態使他與周圍保持著一種緊張的齟齬狀態。

他是一個好人，甚至可以說是一個脫離了庸俗趣味的好人。

愛是他內心深處最濃烈的情感，但他這種情感的卻在現實中找不到安全的停靠點。

他愛他的母親，但怕母親孤單便將她送往養老院，這一行為本身就很難讓人理解，而他在母親去世後為他送葬的時候不願意看母親屍體最後一眼，也沒有落下一滴淚。在他以這個理由被判處死刑之後他卻“很久以來，第一次想起了媽媽”，並且理解了他母親晚年那種渴望將一切重新再過一次的行為。而此時的他在獄中面對已經宣判的死亡也萌生了同樣的想法，與在衰老中走向人生終點的母親之間的對比，給人一種強烈的荒誕感。

除了這種不被理解的對母親的愛之外，他對身邊的一切其實都是帶有那種隔閡感的愛。對工作來說可算得上是個愛崗敬業的好員工，但對老闆讓他去巴黎工作的他卻抱著怎麼樣都行這樣一種態度；對情人來說也是含有一種愛意，但對結婚這事情是隨時都可以這樣一種敷衍了事的態度；對朋友萊蒙、薩拉瑪諾等這些社會底層的小人物他都出於本心與他們交往，感情不濃烈只是淡淡地……，這所有的一切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冷淡但並不冷酷只是遵從自己內心真實感受的人。

加繆在塑造這樣一個特立獨行的人的時候，肯定有他自己生活經驗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說默爾索身上折射出加繆本人的自我反思和自我認知。許多作家的作品中都有著自己真實生活某種程度上碎片化的反映，這是一個文學世界中通常的慣例。《局外人》這部小說出版於1942年，大約構思於1937年到1939年之間，此時的加繆才二十六歲左右，從這部書中很難直接看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蛛絲馬跡，更多的只是個體命運的沉浮跌宕中的一些瑣碎的思緒。從加繆的此前的人生履歷來看，加繆的童年是孤獨和苦難的，父親死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隨母親移居阿爾及爾貧民區，由母親為別人當傭人撫育其長大。而後長大成人後經歷了一段短暫的不成功的婚姻，這種早年的經歷並沒有使他失去對美好的感知能力，但這種美好更多來源於對大自然的無言之美的體悟和感動，而隱藏在這樣的美好的下面是對整個社會那種扭曲、荒誕的一種深刻的洞察。加繆說過：

我生於貧困，但在幸福的天空下，在大自然中，我與之感到一份融洽，而非敵意。我的生命因此並非始於痛苦，而是始於圓滿。

在這樣的宣言的背後，是那種隱忍不發的對身邊世界固有秩序的一種無聲的抵抗，在融入自然的同時，抵抗平庸抵抗同化並始終保持一種自覺的清醒和敏銳。在《局外人》中，默爾索也是如此，對陽光對星斗天空對黎明等自然界的現象保持著一種毫無防備的信任，而這毫無保留的態度卻匪夷所思地成為他悲劇命運的一個註腳，最終在某種迷幻恍惚的氣氛下開槍殺死了那個本來與自己並沒有太大幹系的那個阿拉伯人，“那太陽和我安葬媽媽那天的太陽一樣”，槍響之後方才覺醒，“我知道我打破了這一天的平衡，打破了海灘上不尋常的寂靜，而在那裡我曾經是幸福的。”

而因殺人被捕入獄的默爾索卻依然保持著那種不可思議的純粹的真實，拒絕按照社會通行規則行事，直到最後對自己的死刑判決倒並不太過傷感，反倒對律師辯護水平感到失望，甚至異想天開地去思考如何去改革刑法制度這類宏大而不著邊際的問題。在這樣的沉思和冥想之中，到最後竟然如釋重負：

面對著充滿信息和星斗的夜，我第一次向這個世界的動人的冷漠敞開了心扉。我體驗到這個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愛，我覺得我過去曾經是幸福的，我現在仍然是幸福的。

真實與荒誕是一枚硬幣的正反面。找回幸福的感覺是絕望而荒謬的，曾經的格格不入在最後一刻煙消雲散土崩瓦解，世界和他之間似乎根本沒有什麼絕對意義上的對與錯、是與非，荒謬也是一種真實，戲裡戲外誰又能截然分開，默爾索沒有演戲作假，但對那個龐大的對立面而言，站在對方的立場而言，又好像也沒有演戲作假，了悟這“雙重真實”的一切，於是默爾索覺得“我現在仍然是幸福的”。

意義與虛無：如果你一直在找人生的意義，你永遠不會生活。

在通常的世人眼中，默爾索無疑是一個異類，一個怪物，一個不可理喻的“局外人”。

二元對立是加繆作品一條永恆的主線，這部《局外人》也不例外，理性與荒謬這對難以調和的衝突為默爾索的最終命運埋下了伏筆。而默爾索卻義無反顧地尊崇自己的內心直覺，本著自然主義的視覺，我行我素，特立獨行，以真實對抗真實、以荒謬反抗荒謬，卻最終在生命終結之前實現了與冰涼荒誕世界的和解，感受到那種啼笑皆非的始終如一的幸福，希望在生命結束之時會有那些許多的“仇恨的叫喊聲”為自己送行。

默爾索的幸福，有點像海子在自殺之前所寫下的那首《面朝大海春暖花開》一詩中所詮釋的那種情感有著某種相似之處：我只願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這本《局外人》一書所詮釋的真實與荒誕這一命題，從某種角度上說，這是一種社會性的表達和描摹。而具體到默爾索個體生命而言，從人性的角度來看，隱含著另一層涵義，那就是意義與虛無這樣一個潛在的命題。

如果你繼續去尋找幸福是由什麼組成的，那你永遠不會找到幸福。如果你一直在找人生的意義，你永遠不會生活。

對個體來說，比如默爾索，從他的一言一行所體現的日常生活常態來看，符合自身本性但不妨礙他人，過自己想過的生活才是他的生活宗旨，遠非那種宏大而略顯空洞的人生的意義這樣一個命題。默爾索的生活以及他一生的命運就是對加繆這句話的一種生動的詮釋，他按部就班地上著班，與母親之間難以找到交流的共鳴點於是將她送往養老院；和朋友鄰居以及情人之間的交往都是抱著一種可得可失可有可無的態度，自己感覺舒服自在就行；他抽菸喝酒打架，絕不去刻意為此感到愧疚；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韙在母親的葬禮上抽菸並在回來之後就和情人膩在一起。這樣的一種生活狀態看上去乏善可陳，甚至有太多值得被人指指點點的地方，而他也最終因此被法院判決死刑，但其實這種不被普遍理解的態度就是存在主義的核心理念反映，也是人道主義的核心價值歸屬。

人性是複雜而多元的，而加繆對此有著領先時代的卓絕洞察力和表現力。

荒誕無處不在，在加繆筆下白描式的描寫中尤其顯得觸目驚心，但他卻以“頑強、嚴格、純潔、肅穆、熱情的人道主義”戳破了這種荒誕背後那種人們習以為常的邏輯的罪惡，默爾索的死刑判決的理由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在揭穿這種荒誕的同時，加繆開出的藥方就是不要刻意為了追求所謂的人生的意義而去削足適履地表演生活。

生活，而不是隨波逐流的表演生活。這才是對抗荒誕亂象的最好的武器，並以此建立起個人的有尊嚴的生活哲學，並最終重新獲得生命的從容與人性的舒展，在苦難之中找到生的力量和心的安寧。

加繆在斯德哥爾摩領取諾貝爾文學獎（1957年）

一切特立獨行的人格都意味著強大。

不是為了否定而否定。就像加繆說的那樣：

確認生命中的荒誕感不可能是一個終點，而恰恰是一個開始。

這樣的一句醍醐灌頂的話語，鮮明地表明瞭加繆的態度，那就是荒誕既不能告訴我們幸福也不能告訴我們不幸，哪怕面前的世界千孔百瘡，我們依然可以義無反顧地以自己特立獨行的方式去認真而冷靜地愛著生活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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