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地
在封建時代，對皇權的威脅除底層民眾（事實上中國的底層民眾的承受能力歷來都是超強的，除非被逼到一無所有，走投無路，否則都不會選擇起來造反）以外，主要來自五個方面：皇親，外戚，文臣，武將，宦官內臣。歷朝歷代，朝堂內外的權力鬥爭無外乎來自這幾個方面，而高明的統治者正善於掌控和權衡這幾個方面的關係，邊利用邊防範，避免任何一方坐大或幾方聯合以威脅到皇權，這就是所謂帝王心術。
在明太祖朱元璋時期，出於鐵腕政治強人的本能和為後世子孫鋪路及鞏固皇權的考慮，對除皇親之外的其他幾個權力集團的制約和打擊力度是空前的。
對外戚，朱元璋立下皇后必須從民間選取的鐵則，而且對外戚只給高爵厚祿以恩養而不許參與實際政軍事務，使外戚既缺乏根基又掌握不了實權難以坐大;對文臣武將，老朱以狠心辣手將開國元勳集團幾乎殺盡並連根拔除，同時永久廢止丞相制度，改革軍制以使將不專兵，通過種種措施將最高統治權集於一人之手;對宦官內臣，朱和尚立下永不得干政的鐵牌約法，明令太監只許涉及後宮事務而不得干政。以上種種，從制度上保證了皇權的至高無上，杜絕了其他利益集團坐大的可能性，自以為皇基萬世永固了。。。
然鵝，理想很豐滿，現實卻很骨感，朱和尚忽略了一點，他的後世子孫們沒有他這樣的雄才大略和能力精力，治理國家需要幫手和依靠。老朱死後不多久，他相對最信任的皇親集團就先出了問題，老四朱棣發動靖難之役搶了侄子建文帝的皇位。鑑於自己的發家史，明成祖篡位後最先強力打壓的就是包括兄弟子侄在內的皇親集團，比如親室藩王必須就藩不得在京，高爵厚祿恩養但不得染指地方軍務政務，不得交接京官及結黨等。以上制度一直執行維繫至明末，終明一朝，再無皇室近支能對皇權構成直接威脅。
又回到前面提到的那個大BUG,太祖成祖固然英明神武，可以把皇權控制得緊緊的，但後世子孫們要麼沒有足夠的能力精力，要麼對政務軍務之外的其他事務（比如修道泡妞當木匠之類）更有興趣，那怎麼辦？沒辦法，只能找些代理人來處理軍國事務了。於是慢慢的，丞相制度雖然沒有恢復，內閣制度卻建立了起來，文官團體開始坐大並掌握了話語權，到後來，內閣首輔的權力威勢並不在丞相之下，萬曆朝的張居正就是典型。
在這種情勢下，為制衡相權，鞏固皇權，扶持文官集團之外的另一個權力集團就成了必然，而太監集團就成為了惟一的選擇。自成祖朝開始，嚴禁宦官干政的禁令就開始鬆動，內廷設內書房教太監識字，成立司禮監並協助皇帝處理政務，成立東西廠特務機構以監督文官集團等等，在皇權的扶持下，太監集團迅速崛起併成為朝堂內外平衡及打壓文官集團的主力。自英宗朝王振開始到成化年間的汪直，武宗朝的劉瑾再到熹宗朝的九千歲魏忠賢，權閹巨宦們層出不窮，宦官亂政之禍幾乎貫穿了整個大明王朝的中後期。
在明王朝中後期的大部分時間內，宦官集團
在與文官集團的對決中幾乎都取得了壓倒性優勢（萬曆朝馮保和張居正算是個例外），其主要原因主要有如下幾點：
1.從皇帝本人的親近度和信任度來講，太監佔據壓倒性優勢。天家薄情，皇帝本人生於冷酷的後宮，孤獨地站立在權力的最高點，其最需要的就是親情，在父母精力有限難以顧及的情況下，貼身太監集父性母性於一身，就成為了親情的最佳載體。而太監們僻處深宮，無親情俗事纏擾，可以將全部精力投入到與年幼皇子的情感維繫上。如此建立起來的親情和信任度幾乎是堅不可摧的;
2.太監們長於陰暗冷酷的後宮，對權力鬥爭和權謀心計本就耳濡目染，再加上自身的心理和生理缺陷，造就了他們破壞性遠大於建設性，行事肆無忌憚，不考慮後果，手段陰狠毒辣的特點，再加上政治體系賦予他們的監督和打壓文官集團的權力，種種因素疊加，導致文官集團長期不是他們對手，在權力鬥爭中全面處於下風。
時代總是螺旋形前進，相似的歷史事件總是不斷重演，秦末的趙高亂政之禍直接導致秦歷二世而言，東漢末年的十常侍之亂造成董卓造亂，漢室衰微，同樣的劇情在明朝中後期又不斷出現，充分說明了在缺乏有效的管控和制約手段時，人性的惡欲有多可怕，後果有多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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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明面上來看，明朝一開始太監並不有多少權力，太監擁有巨大的權力是從過於年輕的皇帝開始的，在其他朝代，如果皇帝繼位過於年少通常會行成非常強大的外戚勢力，但很不幸，鑑於明朝的慣例，明朝的小皇帝沒有母親的外戚，並且長大成婚後的老婆也只能從平民中選取，老婆的家人也沒有權力的基礎，相比之下，從小接觸的太監就變得很有利了，這也是個根源吧！
被打扮的歷史
宦官專權並非明朝所開的先例，實際上太監的權利本質上來源於皇帝，太監是天子家奴，如果皇帝不喜歡這個太監，那麼他是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有太大權利的。因為太監的身份註定了他一輩子就只能呆在皇宮裡，你總沒見過太監失寵以後跑到宮外當大臣的吧？有是有，但是太少了。
明朝的宦官體系中，擁有較大權力的兩個職位分別是司禮監秉筆太監和掌印太監。前者是皇帝的秘書，幫皇帝代筆用，後者是幫皇帝蓋印。
而當皇帝懶政或者因為其他原因不處理政務的時候，這兩個太監的權利就非常之大了，比如皇帝不能親政之時。就像萬曆年幼時候，張居正為了實施心中所有的抱負，就勾結了萬曆的貼身太監馮保，因為他就是當時的秉筆太監。而皇后在內宮中最為信任的人也是馮保，加上皇帝年幼，張居正要想施政，第一需要拉攏的除了太后以外就是馮保了。總不能啥政務都要太后去寫個字蓋個章吧？即便太后在信任張居正，必要的流程還是要走的。
前文說到，太監權利過大，並非明朝先例，在北宋年間大太監童貫不僅帶兵打仗，更是因為收復燕雲有功而被封王，這算是太監巔峰了吧？可惜他這個收復燕雲水分太大，在加上一朝天子一朝臣，被宋欽宗找個藉口處死。
其實太監權力大不大對於國家來講並沒有絕對的好處和壞處，就看如何使用，而古代士大夫階層對太監往往是有偏見的，他們往往對於太監專權就大肆抹黑，其實無非是他們的權利受到太監的壓制而已。就像鄭和，雖然身為太監，但七下西洋，做了利國利民的好事，這不是挺好的嗎。
春秋亂舞
這要從皇孫朱瞻基說起。
朱瞻基在位期間，並沒有遵從明太祖朱元璋關於限制宦官權力的禁令，因為朱瞻基已經開始感覺到文官集團的勢力越來越大，朝堂上需要另一個勢力為之抗衡。而在朱瞻基做皇孫的時候，只有宦官陪伴左右，陪伴玩耍，陪伴讀書，陪伴玩樂等等。這些宦官對於一個天生貴胄的皇孫來說那是一個叫言聽計從。面對文官系統的步步緊逼，朱瞻基四望周圍，功臣一代大多數已經凋零，後宮外戚干政後果極其嚴重，且難以預料，思前想後，只有身邊的宦官最值得信任。
於是他對宦官的教育與培訓，在宮中設立專門的宦官教育機構——內書堂。允許宦官讀書識字，這提高了宦官的文化水平，積極擴大宦官權力，致使有明一代宦官勢力空前強大，為明朝中後期宦官干政與專權提供了基礎條件。
執掌司禮監是明朝宦官專權的主要途徑。而司禮監最重要的權力就是朱瞻基賦予的批紅權。
國家朝廷的奏摺的票擬權在內閣大臣的手裡，批紅權在皇帝手中，這是國家政策施行的兩大最重要的權力。
這些司禮監的宦官們，經過的系統有效的教育與培訓，對國家政事也有了一定的瞭解，由於皇帝政務的繁忙，在皇帝的授意下，開始幫助皇帝行使批紅的權力。
勤政且年輕力壯的一代明君朱瞻基尚且如此，那明朝中後期那些皇帝大多深居後宮，荒嬉享樂，昏庸殆政，於是批紅權開始逐漸落在司禮監手裡，由秉筆太監行使皇帝的權力。
秉筆太監成了皇帝的代言人，當皇帝不理朝政之時，秉筆太監的權力遠在在內閣首輔之上，就連大學士和各部尚書也只能承旨辦事，於是司禮監便趁機竊柄專權。
有明一代，就連嚴嵩、張居正這樣顯赫重臣，也需要討好司禮監，便是力證。
朱瞻基利用宦官制約內閣，代表皇權監督和控制國家政府機構，然後皇帝從中均衡和駕馭。
他卻未曾料到，皇帝的批紅權竟然落到了宦官的手中，最終釀成了宦官之禍。
清史大家孟森由此感慨:“歷代奄禍，豈非皆自宣宗造之。”
但是明朝的宦官專權也有特殊之處。
比如明朝末期，魏忠賢掌權時期，明朝的官僚體系已經敗壞。但由於有了東林黨（文官集團代表）和閹黨的相互競爭，相互監督。明朝這部巨大的國家機器尚且還能勉強運轉下去。魏忠賢及閹黨倒臺後，國家完全成了東林黨一家獨大的局面。各路監軍太監紛紛被裁撤，明軍對外戰事情報再也沒人及時送達至崇禎皇帝手中。 東林黨人一面是內鬥不斷，一面又是集體欺上瞞下。這直接導致了深居宮中的崇禎皇帝完全無法瞭解戰爭的真實情況，自然也就沒辦法做出正確的判斷了。
後來李自成的起義軍圍攻北京城，大太監曹化淳感嘆道：“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所以崇禎皇帝最後在煤山自縊的前，會在袍服上留下血書寫到：“雖朕薄德匪躬，上幹天怒，然皆諸臣誤朕，致逆賊直逼京師”。
因為在明朝宦官代理的是皇帝施政的權力，而沒有自己的權力基礎。宦官的權力來自皇帝，宦官之權即為君主之權，當皇帝不回收權力，宦官可以專橫跋扈，天下無阻；當皇帝想回收權力之時，宦官也只能坐以待斃。
對於明朝而言，讓太監掌權實際上是皇權的延伸，是對文官集團權力的有效制衡。這個平衡一旦被打破，結局就是大明王朝的滅頂之災。
終明一朝，宦官雖專權亂政，但是卻和漢朝宦官、唐朝宦官專權亂政不同，無論宦官權力如何巨大，明朝皇帝也能一言決其生死。
在封建社會，君權至上和官僚主義自始至終就像惡性腫瘤一樣，是兩種世界上最具擴張性的事物，沒有之，它不允許任何其它獨立的事物存在。
專制權力的獨佔性本質驅使它永遠努力衝破一切限制，掙脫所有束縛，深入社會每一個角落，毒化每一個細胞，直至最後整個社會在它的緊緊擁抱中窒息而死。
君權至上的代表就是宦官的專權擅政，官僚主義的代表就是文官集團整體腐敗墮落。
這兩種達成了微妙的平衡。
所以當大明王朝有任何一方失衡，就是大明王朝覆滅之時，也是宦官勢力和文官官僚集團覆滅之日
陳子帥菌讀文史曰
明朝皇帝寵信太監，放縱太監干政的罪魁禍首在朱元璋！
在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後，收天下之權以歸一人，總結和汲取了歷朝皇權更迭的經驗教訓，並以歷史上太監禍國亂政為鑑，對太監作出了種種限制；規定太監不得兼外臣文武銜，官階也不得超過四品，還特地鑄造了一塊刻有“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的鐵牌，以震懾太監。洪武四年，有個太監議論政事，便被朱元璋打發回老家。
朱元璋的目的是好的，但太監的發展，卻不會因為朱元璋的個人意志而改變。太監作為高度集權的封建專制的產物，只要封建專制制度存在，太監遲早還是會走到前臺。而朱元璋是一個極度甚至偏執的封建專制獨裁者，在幾乎病態的疑心下，將開國功臣，甚至自己的親侄子與外甥都斬盡殺絕，而朝夕相處的太監成為心腹，也只是時間問題。
洪武初年的時候，朱元璋對太監還會嚴加防範，只讓太監服務於宮廷的生活，太監的活動範圍也很難逾越宮牆之外。然而到了朱元璋執政的中後期，特別是朱元璋晚年的時候，太監便又重新走上了政治舞臺，扮演著可以干預國家大事的各類角色。
根據《明太祖實錄》記載，洪武十六年，太監梁珉被朱元璋派往琉球買馬；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又派太監而聶、慶童齎敕買馬；洪武二十六年，藍玉案發生，朱元璋便派太監而聶與駙馬馬梅殷去山西傳旨；洪武十一年，安南國國王逝世，朱元璋便派太監陳能去弔祭等等。這些都說明在朱元璋中後期，太監便又被委以重任，開始參與對於明朝國防至關重要的邊疆茶馬貿易以及被不斷被指定為特使，參與國內外一些重大的政治活動。
由此表明，在太監的問題上，朱元璋打破了自己在明朝初年規定的太監不得干政的制度。後來隨著太監的人數不算增加，為了加強對太監的管理，洪武十七年，朱元璋特地修改了內官諸監庫局品職，設下九監、二庫、六局，即：內官監、神宮監、尚寶監、尚衣監、尚膳監、司設監、司禮監、御馬監、直殿監；內承運庫、司鑰庫；巾帽局、針工局、織染局、顏料局、司苑局、司牧局，另設宮門承製等官。這為後來管理太監的龐大機構二十四衙門——十二監、四司、八局奠定了基礎，也為明朝後來的太監專政埋下了禍根。
跪射俑
我是薩沙，我來回答。
自古以來，封建王朝的統治者必須平衡四大關係：
王爺，外戚，權臣，宦官。
處理得好，國家就會穩定長久，處理不好，皇帝就是全國最高位的職業。
王爺
就是皇帝的兄弟們，在很多朝代都掌握一定的軍政權力，很容易叛亂，比如著名的八王之亂。
同時，王爺們也是龍子龍孫，即便他們篡位也很容易受到老百姓的支持，因為畢竟沒有改朝換代。
明代初期，朱元璋做的不太好，讓朱棣這種兒子掌握了實際的軍政大權。
最終，朱棣推翻了朱允炆，後者投火自焚。
而朱棣上臺以後，以鐵血手段消滅了自己的兄弟們，從此明朝王爺只是有錢有勢，但沒有兵權，起不了風浪。
所以，明代的王爺不是大問題。
外戚
自古以來，外戚對朝廷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比如呂后背後的呂家，武則天背後的武家等等，多如牛毛。
外戚當政是皇后或者太后掌權的延伸。
由於皇帝幼小或者無能，太后掌權以後為了控制大權往往只能信任孃家人。
然而，朱元璋就聰明得多。
明代的皇后、妃子，基本都出自普通平民或者小官吏人家，除了美麗以外並沒有任何家族勢力。
所以，這就從根本上消除了外戚的隱患。
因為孃家人太弱，根本就不存在外戚集團，也就不足為患了。
權臣
主要指的是掌握軍政權力的大臣。
在秦漢隋唐都有很多權臣，比如隋唐開國皇帝本來就是權臣。
然而，進入宋代以後，開始通過制度進行限制。
到了明代更是如此。內閣大學士具有通過奏摺，對國家大事的建議權，但沒有決策權；皇帝有決策權，但很多時候只是按照內閣大學士的意見原樣執行；而這些奏摺的具體執行，則由六部負責，同輔政內閣大學士沒有關係。
這樣一來，權力分散，互相制約，內閣大學士很難獨自掌握權力，問題也不大了。
宦官
歷史上的宦官，往往擁有很大的權力，但通常不會對國家構成太大威脅。
這是因為，宦官不能生育，不能將皇位傳下去，所以篡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充其量，宦官最多是把持朝政而已。
到了明代，宦官的地位弱化，其實只是皇上用於擋在前面的替死鬼。
因為上面說到的三權制約，就會存在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六部只是執行部門，尚且好說。但內閣大學士和皇帝之間，可能出現權力的對立。
全國各地送來的奏摺，內閣大學士進行閱讀以後，挑選出重要的奏摺，加上自己的處理意見，交給皇帝。
皇帝可以看都不看，完全依照內閣大學士的意見處理。這樣一來，其實內閣大學士的處理建議就非常重要，一度可能影響國家的重大政務，這也是一種權力。
當然，皇帝也可能完全推翻內閣的建議，自己做出完全相反的決定。
雖然皇權至高無上，但不代表皇帝永遠是對的。相反，內閣大學士其實都是國家精英，他們集體決策通常比普通皇帝要高明一些。
所以，一旦皇帝剛愎自用，就會出現同內閣的嚴重對立。
這種對立輕則導致內閣瓦解，國家政務被耽擱，重則可能出現內閣和皇帝的全力對抗，後果是非常嚴重的。
而如劉瑾、魏忠賢這種宦官，就是為皇帝擋刀子的緩衝層。
皇帝通過秉筆太監作為大秘書，來處理很多奏摺。一旦出現和內閣的對抗情況，可以藉助宦官打擊內閣。
如果成功，百官也只會抱怨宦官。即便失敗，大不了將宦官殺了示眾，就像殺劉瑾一樣，皇帝自己不受影響。
所以明代宦官權力其實都是虛的，包括魏忠賢之流，讓十幾歲的半打孩子崇禎就搞掉了，甚至還斬草除根。
薩沙
嚴格的說明代太監權力來源並不像唐代宦官那樣還具有一定的獨立性，不如唐代宦官那樣直接掌握中央禁軍，可以廢立皇帝，但是從為禍天下角度說，明代太監又遠遠超過唐代宦官。
其實要說軍權，明代也經常出現掌握京師三大營、都團營太監。
而且要說跋扈，中唐以後的宦官雖然掌握了軍隊，但是還沒有一個宦官敢於殺掉李氏皇帝自立為帝，也沒有這個可能；然而明朝太監裡，曹吉祥可真的是準備謀反，還準備做曹操，那是真謀反。
唐代宦官雖然“掌握”了皇帝，掌握了唐朝中樞最重要武裝神策軍，但是唐代宦官在“為禍天下”這個層面遠遠不如明朝太監。
原因也不復雜，中唐以後唐朝中樞和地方形成了一種微妙的平衡，中樞沒辦法無條件要求地方服從，地方也不會貿然與中樞發生不可調和矛盾，這種情況下，代表皇權以及執掌神策軍的宦官也就沒辦法“禍害”地方，比如中唐以後河北三鎮差不多是半獨立狀態，別說宦官，就是唐朝中樞的指令，河北三鎮也不見得完全服從，這種情況下身處中樞的宦官自然沒有辦法強硬要求以河北三鎮為代表的地方勢力無條件照辦他們的要求。
（天水魏忠賢生祠）
而明代太監則不同，雖然明代太監不像唐代那樣有“神策軍”這種“硬通貨”，但是因為明代皇權獨大現象比之前秦漢隋唐宋元都要強，明代皇帝的權力之大遠超歷朝歷代，甚至連丞相都取消了，等於是董事長兼CEO，而宦官作為皇權的衍生物，明代宦官藉助皇權做惡起來，比唐代宦官“為禍天下”的程度更加厲害。
以明代最出名的太監魏忠賢為例，魏忠賢權勢最高的時期，當時朝廷高官和士大夫階層公然爭先向魏忠賢獻媚投靠，甚至建立生祠，天啟七年（1627年）五月，國子監生陸萬齡上書，稱魏忠賢可與孔子相提並論，因為“孔子作《春秋》，忠賢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而忠賢誅東林”。
之後魏忠賢生祠“幾遍天下”，“每一祠之費，多者數十萬，少者數萬”，且“剝民財，侵公帑，伐樹木無算”黃運泰造生祠迎塑像時，“五拜三稽首”，“率文武將吏列班階下，拜稽首如初。”
魏忠賢這種權勢，別說唐代掌握了神策軍的宦官沒有，就是東漢十常侍的權勢也遠遠不如他，畢竟東漢士大夫可以直接先斬後奏弄死十常侍侯覽的弟弟，可魏忠賢權勢滔天時，全天下除了皇帝沒人敢動魏家人一指頭。
所以，從這個角度講，明代太監為禍之烈，真是歷代之最，而明代太監之所以能如此為禍天下，主要還是因為明代皇權獨大程度超過了之前歷朝歷代。
蘭臺
太監不屬於任何地方勢力，
皇帝派遣太監外出監視軍事行為或者工程的督造，
太監只對皇帝負責，是皇帝本人對於官員的制衡。
太監是無根之木，可視為皇帝肉體的延伸，只能依附於皇帝一人，便於把控，不存在尾大不掉的隱患。
明代太監權勢大到立生祠，稱九千歲，其實都離不開皇帝的縱容，皇帝隨時可以將其打翻在地。
史大德stud
中國明代是宦官干政最為顯著的朝代，在這裡要說明的是，太監是封建皇權下的特殊產物，太監其實作為皇室的家奴而出現在政治舞臺上的，明代宦官弄權，弄的是皇帝的權力，所以明代太監權力大實際上是皇帝的權力大。明朝太監的權力其實是藉助皇帝的權力，他們都是皇權下的派生物。
明朝時，中國封建社會的中央集權和君主專制達到了一個空前的高度，明朝初年廢除了宰相，權分六部。地方上廢除行省，設立三司，分管行政，司法，軍政，各置一人，互相牽制。國家的重大事項幾乎全部依賴於皇帝一人裁決。因為宰相的廢除，所以皇帝較為繁忙，所以在永樂年間設立內閣協理皇帝處理政務，皇帝為了防範內閣，所以緊接著又設立了由太監組成的司禮監，牽制內閣。明成祖時設立的東廠，明憲宗時設立的西廠，都是由太監組成。因為明朝中後期以後的皇帝都較為鬆散，不太勤政，像嘉靖，萬曆甚至幾十年不上朝，所以整個國家的機器的運轉，完全取決於內閣官員和廠衛太監。
因為東廠以及司禮監太監處在宮廷之中，同皇帝接觸要遠比朝中官員要多的多，所以相對來說，對太監要比官員的信任度高一些。明代中後期的政治，實際上就是朝廷官員和太監相互制衡。也正是這個平衡，使得明朝的統治相對穩定，崇禎帝正是因為打破了這個平衡，完全打壓太監，任用東林黨人，代表東南商團利益的東林黨人廢除了礦稅，使得國家稅源單一，面對日益沉重的邊關危機，朝廷只能增加農民稅收，並且裁減朝廷用度，最終造成明末大規模農民起義，將明朝推向覆滅。
苒酩君
明帝國宦官權力大，但其實皇帝完全可以控制，皇帝授予宦官極大的權力其實是為了平衡文官的權力，明中後期文官勢力太大，已經到了能使得皇權受壓制的程度，只不過史書都是由文官寫的，與其爭權的宦官自然沒有好面目。其實仔細想想很多宦官做的事對皇帝甚至對大明朝都是有大利的，比如萬曆時期讓宦官去各地收稅，多為商稅，可惜商業都是由大官僚家族做的，自然沒有好結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