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有人会痛恨东林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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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知道为什么有人痛恨东林党,就必须先知道什么是东林党。

“东林党”一词是后世加上去的,并不是当时这个社团的名字。而且东林党算不上是一个党派,只是一群志趣相投或者认为应该志趣相投的人组成的一个团伙罢了。

将这样的一个团伙称为东林党是这个团伙的反对者们的创意。如嘉靖年间的“严党”就是当时朝廷的清流们对所有依附严嵩、严世蕃的人的称呼。严嵩绝对不会说:“我们这伙人以后叫严党。”

话说公元1593年,明朝廷发生了一次大的君臣争议,争议的核心是:立谁为太子的问题。时任皇帝的明神宗朱翊钧希望立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而大臣们则认为应该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

这一场争议虽然最后以大臣们的胜利告终,但却让明神宗心里极度不爽,尤其是对在这场争议中表现比较积极的大臣,比如时任吏部员外郎的顾宪成。

公元1594年,朝廷内阁首辅王锡爵年老退位,明神宗命吏部推荐合适的内阁人选。神操作出现了,吏部尚书陈有年和顾宪成拟定了七个人报明神宗裁决,神的是这七个人全部是明神宗不喜欢或很不喜欢的人。

明神宗有理由认为这就是和自己对着干,所以很快顾宪就被辞退了。

被辞退的顾宪成很快就在老家找到了第二份工作,东林党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了。

在无锡有一个叫东林书院的地方,是宋朝学者杨时讲学的地方。顾宪成打算修复这所书院,重新讲学。公元1604年,东林书院修缮完毕,正式开学了。

和一般学校不同的是,顾宪成的东林书院不仅讲文化课还兼议朝政。这引起了当时很多人的兴趣,尤其是广大学子和遭贬官员。

在议论朝政时顾宪成的观点或者说政治主张是:“开放言路、反对宦官干政;提倡实用,讲究求真务实。”

这些主张得到了当时很多人的支持,东林书院也日渐兴旺。照这个势头,东林书院和创始人顾宪成、叶向高、钱一本等人有望成为明后期的教育家。然而,历史总是充满了意外。

公元1620年7月21日,明神宗朱翊钧殡天,李选侍(西李)挟太子朱常洛要求晋封太后。这遭到了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等人的反击。前面我曾经在《李选侍为何多次阻挠朱由校继位》一文中做过介绍。8月朱常洛正式即位,即明光宗。9月明光宗殡天,朱由校即位,即明熹宗。

此时的东林党人对光宗、熹宗两代皇帝都有拥立之功。公元1621年,已辞官七年之久的叶向高再次回到朝廷成为内阁首辅。东林党人成为朝廷的主要力量。满朝上下也对东林党人执政期望满满。然而,接下来朝廷的情况却是毎况愈下。

和后金的作战,屡战屡败,辽东、宁远等军事重地相继失守,指挥官全是东林党人。朝廷财政日益艰难,党争内斗日益严重,以致明熹宗两下诏书斥责东林党人,要求停止内斗,但并没有奏效。

接下来,明熹宗重用了魏忠贤,也就是后来史书中所说的阉党,东林党开始被洗牌了。

针对史料,我们需要说的是:

一、史书的倾向性:尽管都说历史应该客观公正,但这只是个理想的说法。比如说东林党人和以魏忠贤为首的太监集团的斗争,几乎所有的史料都偏向东林党人,认为是太监集团在残害东林党人,甚至对太监集团都直接称为阉党,这本身就是一个有倾向性的说法。因为历史毕竟是文人在书写,肯定有情感上的倾向性。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东林党人所代表的清流长于口舌,短于实干,在国家治理上往往过于理想化。简单说就是东林党人低估了时局的困难,我们高估了东林党人。这样以来,对东林党人当时的期望越高,后来的痛恨就越深。

二、尽管东林党人的政治主张是务实,但实际执行起来并不是这样。从务实的角度出发,那么搞好本职工作应该是第一位的。但是以清流自诩的东林党人在千百年来士文化思想的影响下,把自己是否在青史留名看得很重,甚至是放在了第一位。这样以来,原本只是工作方法的争议就慢慢演变成了为自己清名的口水战,党同伐异,大搞党争,这就不是务实而是务虚了。而且愈演愈烈,大明变成了南明,东林党人仍旧大搞党争。

三、大部分东林党人的政治立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东林党成为朝掌握一定的实权后开始混进一小部分政治立场和个人能力都有问题的投机分子,这些人的存在给东林党这个集体造就了许多让后人诟病的扣分项。

道德不能代表能力,空谈不能代替实干。道德标准和实际能力的错位,是导致东林党人被许多人痛恨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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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亡于东林之手。

可以说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话题,明朝是否真的就是东林党人搞灭亡的呢?

可以说东林党人对于大明的危害确实是非常大的,崇祯后期,明朝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困难,当时崇祯让这些文人拿出钱来,结果没有一个人拿出来。而大明出现财政困难的原因还是这些东林党人,东林党人其实代表的就是商人,大地主的利益,特别是江浙一带的商人。东林党人反对朝廷向工商业者收税,而且还降低甚至是取消了一些海外贸易税,矿税,盐税,茶叶税等等。最后终于导致了大明的财政困难,上百万的大军发不出军饷,对于普通老百姓却大肆的增加税务,导致了农民起义。

东林党可以说他们的口号还是非常好的,东林党在明神宗万历时期开始兴起的,一直到大明灭亡,长达办个世纪。他们的政治主张还是很好的:改变宦官乱政的局面,主张政事归六部,竭力反对皇帝派遣矿监、税使到各地进行疯狂掠夺、横征暴敛,主张既重视农业,也重视工商业,要求惠商恤民、减轻赋税、垦荒屯田、兴修水利;反对屡见不鲜的科举舞弊行为,主张取士不分等级贵贱,按照个人才智,予以破格录用;加强在辽东的军事力量,积极防御满洲贵族的进攻。

我们可以看到东林党人的口号喊的是很好。但是却一个没有做到,魏忠贤的阉党崛起之后,就和东林党之间一直有冲突,魏忠贤在天启年间得到了宠信,开始打压东林党人。

但是到了崇祯上台之后,魏忠贤被搬倒,之后东林党人又开始崛起。而且更加的肆无忌惮。可以说如果不是崇祯放任东林党人的崛起,大明不至于如此。崇祯上台之后,把魏忠贤之前打压的东林党人又重新录用,而且还对东林党人重用。

东林党人的崛起结果就是加速了大明的灭亡。所以说对于一些喜欢明朝的人来说为什么不恨东林党人呢?


中国历史研究所


东林党用现在的话来形容就是“道德婊”“键盘侠”。东林党是江南士族富商的利益代表,动辄用圣人级的道德标准来要求、攻击政敌,操控舆论,一丝道德瑕疵即否定此人,进而否定其政绩乃至一切,务必使对手人亡而政息。然而他们自身不但只知空谈道德,几无实务能力,“只对人不对事”“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误国误民,而且真正遇大事时即无道德又不舍利益,东林党执政期间,不但北方军饷近乎断绝(因为代表江南商人利益,攻击榷税是与民争利,要藏富于民,禁了榷税导致国库空虚,又重文不重武,苛待军队。包括禁海令也是这帮人在背后支持,为的是垄断海外贸易,甚至勾结倭寇海盗。),且在李自成进北京时在国库空虚的情况下一毛不拔,李自成进北京后确于各官员家中搜出两千多万两白银,满清入关后,投降最快膝盖最软翻过脸来对自己人下手最狠的的各级官员文人大儒却大半都是这些明朝时的道德楷模、人间圣人。


南京圆方


从新的观点来看,东林党人多尚空谈,误国不少。这些以王阳明“心学”为思想指南的士大夫,太过清高自重,凡事爱讲大道理,泱泱而谈,根本不考虑实际解决问题的办法,整日嘴里叨叨性命之理,务虚名,弃实用,最终使得朝政一发不可收拾。

简单说,东林党看谁都不顺眼,谁干事都没有他们干的好,合乎大意,但是他们又不干具体的事,买嘴皮和掌控当时舆论的道德制高点,如同现在一票网上拿着绿卡挣着美刀的货大谈爱国——他们说的是让别人爱国上战场,你打架他发视频博朋友圈点赞。

魏阉党某种意义上强取豪夺是从当时的工商缙绅阶层收取商业税为皇帝为代表的大股东收取运营管理费——当时国家除了收取土地农业税之外没有别的来源,士大夫工商缙绅阶层不缴纳税,国家需要花钱地方又太多——所谓藏富于民就是这样,皇帝代表国家收取工商税就是与民争利,但外族打来需要花钱士大夫工商缙绅阶层有钱却不出一文,这是明帝国的悲哀,也是士大夫工商缙绅阶层的悲哀。

史料记载,魏阉再无耻,执政期间也确保了边防军辽饷不缺,但东林当政后,边疆就乱了...

东林如同企业里面不干事还老嚷嚷上蹿下跳的货,但百姓看历史都是从演艺和电影里看东厂西厂如何如何——历史到了明代,知识分子的不要脸已经快到了登峰造极,骨子里面,不比阉党差,表现手法和高举的大旗不同罢了。


榻说


相信很多人对东林党人是有感情的。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幅东林书院的对联,是伴着很多人成长起来的。每当读到这幅对联,我们就感受到心中的激情在翻滚。东林党人面对政治对手的打压,顽强不屈的精神,以及他们心中涌动的报国热情都让我们今人为之动容。

东林党人的气质,正如杨涟被害时的写的血书可以一窥:

仁义一生,死于诏狱,难言不得死所,何憾于天,何怨于人?

然而,总有些人要标新立异,为一些历史早有定论的人和事翻案。就好像,也有一些人说以魏忠贤为首的阉 党于大明朝有益一样。


东林党出现于明朝的万历年间,是由明朝吏部郎中顾宪成创立的,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地主阶级的政治集团。

东林党人提出了广开言路,反对宦官专权以及反对矿税三项政治主张,对明朝末年,中国社会资本主义的萌芽起到了促进作用。

因为东林党人提出的政治主张威胁到了非东林党人特别是阉党和利益,所以,这些官员为了自保,以所来源地域的高官为领头人,结成了很多派系。这些派系有浙党、齐党、楚党等,他们为了打击东林党人,逐步联合了起来。于是,朝廷中形成了不同的党派和东林党人争夺利益的党争之实,党争的加剧使得朝政更为混乱。一些人就认为是东林党人参与到党争之中的行为,是导致明朝未年政治混乱的原因,事情真的是这样吗?并非这样。

东林党人要实现自己的政治追求,必然会触及很多既有势力的利益,政治上的争夺是难免的。虽然说这种党争导致了时政的混乱,但罪过却不能算在东林党人头上。就好像,人们遭遇压迫要拿起武器来反抗,就会导致战争,但你不能把战争的过错归咎于反抗都一样。

倒是,如浙党、齐党、楚党等既得利益集团和把持朝政的阉党,与东林党人为敌,阻碍历史进程,才是导致朝政混乱,破坏正常秩序,让国家的运行越来越腐朽的罪魁祸首。

应该说,东林党人的政治活动,是有社会良心的民族知识分子发起的一场政治上的自救活动。他们虽然在这场较量中失败了,杨涟与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等六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他们的铮铮铁骨,为民请命的壮举和抗争精神却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历史人物都会有其时代局限性,我们不能单纯地站在某一个细节来吹毛求疵,或者东林党人中某些人的所作所为来否定这个群体。这就如同鲁迅先生所说:“瑜中求瑕,屎里觅道”了。

还是用鲁迅先生的话来结束全文吧。

苟求君子,宽纵小人,自以为明察秋毫,而实则反助小人张目。

挚守静笃


东林党从他们行事作风看,扯犊子,卖队友,找武将毛病,官商勾结吸的都是整个江山的血肉,农民的血汗,干的事没一点用处,朱由检傻帽,政治领悟这么差劲,拖死了多少人?明末的情况,并没有那么差,天启帝在的时候,西北方面南粮北调,西北那边的税收降低了60%左右收上来,李,张二人只能当小弟,也不用收三税,魏CEO可以和东林狗好好玩。奴清也进不了关口,崇祯二百五了,一上台就搞了那么大篓子,江山江山也被他折腾完了。你看那个什么东林党魁钱谦益,头皮甚痒,水太凉,那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讨厌。


梦中的坏小孩


史学界对东林党的评价褒贬不一,说明学术大家们对此也是有很大争议的,做为普通的历史爱好者来说,认识上自然没有学者们专业,简单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痛恨就大可不必,毕竟是落地生根真实存在的历史,没有必要像欣赏文学作品一样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去哭天抹泪,既失去了客观立场,又夹带了非理性因素,对体认历史意义没有裨益。

按照一般的历史规律,东林党的兴起,是乱世的征兆,也是历史发展的自然选择,正所谓“国之将亡,必兴朋党”,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规律,中国历史的记忆古今都有,对此有着很深刻的教训,稍微联想一下应该能看到很熟悉的影子。


史料上很多记载都是东林党人如何受迫害的内容,但事实上贵为皇帝的明神宗朱翊钧并没有斗过东林党,还逼得自己躲起来三十多年不敢见臣属,还留下懒政的历史骂名,可见即便是尊为皇帝,也对东林党人有着刻骨铭心的忌惮。人多势众,加上义正词严,使东林党在万历朝崛起后初战就大获全胜,不仅成功推翻了张居正让大明王朝起死回生的改革成果,也成功拥戴明光宗朱常洛当上了皇帝,但没想到千辛万苦争取来的却是一个短命皇帝,朱常洛继位不到一年就死了,上天似乎不怎么眷顾东林党,这个党在成立之初就走上了一条命运多舛之路,不详之兆从一个侧面似乎预示着大明王朝的末世命运。


但东林党人坚韧不拔的精神,在屡遭打击的局面下,仍然让其饱尝胜利之果,朱常洛死后又成功拥戴明熹宗朱由校继位,是为天启皇帝,可见其力量不是一般的强大。然而有拥立之功的东林党人在天启皇帝那里并不受待见,在史料记载上以木匠活出名的天启皇帝,并非像史书上所说的那样奇葩,虽然年纪轻轻就当上了皇帝,但依然有着很老道的政治经验,经过对东林党高谈阔论的主张与国库捉襟见肘实际的权衡取舍,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恢复张居正的改革措施,继续开征工商税,就此双方走上了势同水火之路。

天启皇帝实际上很聪明,朝堂上争不过众口铄金,就推出不怎么讲道理的宦官魏忠贤与之抗衡,拥有出色政治手段的魏忠贤利用厂卫等特务机关的打压,东林党人失去了政治地位,也遭受了众多书院被拆毁的财产损失,但大明王朝的国家机器得以顺利运转。


然而野火烧不尽的东林党人,最后一次迎来了东山再起的机会,又成功拥戴明思宗朱由检继位,这是大明王朝的最后一任皇帝,是为崇祯皇帝。崇祯皇帝继位之初,出于巩固皇权的切身利益,将阉党集团彻底赶出了朝廷,但并没有赶尽杀绝,而是让阉党集团的核心人物魏忠贤发配到凤阳守陵,有的史料上说崇祯皇帝在得到魏忠贤一路招摇的举报后,下令拘捕魏忠贤,结果魏忠贤畏罪上吊自杀,也有史料说魏忠贤遭贬后忧愤而死,不管怎么说,从此东林党一党独大的政治局面已经难以撼动。

崇祯皇帝在位十七年,这对于一个帝王来说,时间并不算短,但得到重用而且豪情满怀的东林党人最终也没发挥出什么作用,而是活生生将大明王朝拖入了死亡之境,征税不可,议和不许,迁都不允,大明王朝就此终结。


从东林党的发轫到明王朝覆灭,东林党屡受打击迫害属实,但政治上一再获胜也不假,大明王朝末世之际的三任皇帝都由东林党的力量促成,崇祯年间边关的军饷也一减再减,工商税始终没再恢复,开源节流也让李自成失了业,直接给大明王朝培养好了掘墓人,屡遭打击还能取得政治胜利,多少都存在逻辑上的错乱。但错乱的还不止这一点,大多数史料上都说是宦官专权,然而归根结底宦官们大都遭受了灭顶之灾,可东林党始终春风吹又生,除了发出充满正能量的声音外,并没有给国家政治带来任何改变,似乎东林党就是一个天生的职业搅局者。

可见文人们的家国情怀,在引导社会主流价值观方面尚可有为,但真正进入官场,其维护君子形象高于维护国家利益的本质就显出原形,政治洁癖的实质往往就是缺乏政治弹性和权变,很容易走上“极左路线”,从而使国家政治陷入路线斗争的泥淖万劫不复,这也是东林党之所以招人痛恨的原因吧!


龙支子


因为近期无论是小说还是电视剧,长久以来给人的印象,是阉党虽然坏,然而还是收钱办事的,而东林党给人的印象,却大多是嘴炮键盘侠,在这样一个舆论发达的时代,人人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网络上,电视上,隔三差五出现一些打着专家学者教授旗号的人,说着不负责任,荒唐可笑的话,却不能给人带来任何有用的东西。

这个时候,人们就开始怀念那些做事的人,哪怕他们个人操守有问题,但至少做事了,人们的偏好就比较容易转移。

打个比方,你去某部门办事,你是愿意被里边工作人员喋喋不休教训的跟孙子似的,来回折腾好多遍毛都干不成,还是愿意掏个不大不小的红包,把事情顺顺利利的办成?相信大部分人因为时间和精力因素选择后者吧。

所以说,东林党或者阉党之类的,现代人绝大部分其实并不也不愿意去了解那么多真实情况的,我们大多数时候,仅仅是根据脑海里形成的画像,粗暴的给他们分了类,然后再倾向于自己能接受的后果,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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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是东林书院讲堂里的一副楹联。这副对联常常激励着人们关心国家大事,热诚报国!


对于东林党有的大加赞赏,也有的嘲讽唾弃,这是为什么呢?那让我们看看东林党的由来!

一、形成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直言敢谏的顾宪成触怒了神宗,被削去官籍,革职回家,回老家无锡后,顾宪成就有从事讲学活动,同时宣扬他的政治主张的想法,恰好在无锡有一所宋朝学者杨时曾经讲学过的东林书院,他就同弟弟顾允成倡议维修。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在各方人士资助和支持下,顾宪成修复了这所书院!同年十月,顾宪成会同顾允成、、、、、、(时称)等人,发起东林大会,制定了《东林会约》,规定每年举行大会一、二次,每月小会一次。


△无锡东林书院旧迹

二、兴起

东林书院既讲学又议政,标榜气节,崇尚实学,吸引了许多有志之士,他们不顾道路远近,纷至沓来,人数众多,因为谈论政事,逐渐由一个学术团体形成为一个政治派别,从而被反对他们的人称为“东林党”。东林党的政治思想主要有两点:

一、反对空幻虚无、谈空说玄。

对王阳明“心学”及王学末流在道德修养和认识论方面宣扬的种种虚、空、玄的主张和说教进行猛烈的抨击和批判,从而推动了实学思潮的高涨。

二、提倡求真务实、实学实用。

在内容上、形式上和方法上都针对性、实用性较强,强调从实际出发,注重讲实学,办实事,有实用,求实益。

政治主张开放言路,反对宦官干政,反对矿税。这些本来都是很有积极作用的思想,为什么会有东林党误国之说了?



总结起来,可以归为三大过

1.党争内耗
党争不仅限于东林党与阉党之争,由于东林党人威胁到非东林党人的利益,许多非东林党的官员为自保也纷纷以地域为单位,以高官为领袖,结成帮派,一时朝中宣党、浙党、楚党、齐党林立,各种朋党派系之间也相互诋毁,这种党争之风一直持续到清初,极大的消耗了人力、资源,加速了明朝灭亡。

2.志大才疏

虽有忠义之论,却无治国良策。他们很多人入仕以来,从来没有什么实质业绩,而是以攻击同僚,放言高论,犯颜直谏,”直名震天下”,然后自封治世良臣,似乎只要他们在位就可以立见太平。崇祯帝时,东林党人认为东厂这种监察机构是对他们道德操守的严重怀疑和侮辱,于是在以东林党人为首的内阁建议下,崇祯帝撤销了东厂这个最大的监察机构。随后,东林的“君子们”再次向皇帝建议,撤销派往各地的监察机构和监察太监,以致官员贪污现象加剧!

3.农民起义与东林党人有脱不开的关系

东林党人代表了当时江浙商人和地主豪强的利益,反对朝廷向工商业者收税,工商税的减少导致西北农业税加重,农业税从张居正时期的二百万两,一直攀升到崇祯十二年的两千三百万两,再加上当时各种天灾不断,造成了大量农民破产,形成大量流民,直接导致了明末的农民大起义。


还有个对东林党人评价比较低的原因,一大批东林党人最后投降了清廷!


草堂有春色


明末东林党虽然有其历史局限性,总的来说,他代表那个时代一股光明的力量,而东林党人中的大部分人应该是道德高尚的人,无论是顾宪成,高攀龙以及后来的杨涟、左光斗等人,在人格上都无愧于“君子”二字。

我们当然可以根据时代的标准对历史人物进行评判,在肯定他们长处的同时,也可以指出他们的缺点和局限性。明末的党争对政治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这是人人承认的事实,从东林党人身上找原因,也不是不可以。明清易代之时,也有东林党人降清的,最著名的就是钱谦益。若因此就全盘否定东林党,恐怕不能算一种公正客观的态度。

痛恨东林党人,这个现实确实存在。因痛恨而在网上发文怒骂东林党的,也有不少人。为什么会痛恨呢?我个人觉得,这与历史虚无主义的史学态度有关。与谩骂东林党连在一起的,是为魏忠贤翻案。在这些人的眼中,魏忠贤不但是大明朝的忠臣,也是民族的英雄。如果崇祯皇帝不杀魏忠贤的话,魏公公一定会保他大明王朝兴旺发达。这种论调纯属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宣传魏忠贤是忠臣,东林党误国论调的,和为秦桧评反,诬岳飞是军阀的人,是一个师傅教的,他们是一伙的。其目的就是搞乱人们的思想与是非观念,使人们好坏不分,是非不辩。

这些人说魏忠贤是忠臣,魏忠贤的事迹,中国人大多了解一点,他的行事原则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只要对他自己有利,国家和朝廷的利益,他根本不放在心上。我曾经问过那些力证魏忠贤是忠臣的人一个问题,假如你是一个领导者,你是否也希望手下有魏忠贤这样的忠臣,经常给你献上一点“灵露饮”,让你享受欲仙欲死的快乐,让你在二十三岁就寿终正寝?正是因为魏忠贤的这种流氓手段没过几年,就把自己的主子给侍候死了。流氓和小人局限就在这里,你自己做为一个寄生虫,把寄主弄死之后,你自己也就完了。所以,在中国的主流观念中,从来没有人认为魏忠贤是忠臣。因为人们都不是傻子,可是到了今天,一伙人把观念给倒过来了。倒底是你们把天下人都看成了傻子,而是你们自己傻?

与魏忠贤的流氓手段相比较,东林党是当时主流的儒家观念。东林党做为一种干预时政的政治势力,其中人物的本质上更象是坐而论道的书生。他们有政治理念,但并没有太好的政治手段。所以,他们的意见很多时候没有被重视和采用。而他们也在不断的抗争,这样,就形成了政治上的争执。如果对政治上的争论的双方各打二十板,而不考虑争持背后的目的,不会得出公平的结论。下面我们简单说一下,明末的党争。明中后期为什么会出现党争?到底谁应该为党争的愈演愈烈负责?

明朝的党争从根本上来说,是明朝的政治制度造成的。明朝之后,因为历史上的相权过大,为了解决帝权与相权的矛盾。朱元璋取消了宰相,到朱棣之后,建立完善了内阁制。这种改革,使得王朝的权力统统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上。大家都知道,宰相是既有决策权,又有行政权的。这两个权利在手,行政效率就很高。内阁制之后,决策权和行政权都收归皇帝一人。内阁成了皇帝的秘书,不但没有行政权,也没有决策权,只有建议权。内阁建议,皇帝拍板,六部执行。御史台等机构监督。

这样的政治体制使得朝廷中除了皇帝之外,每个人要做成一件事都很难。这种体制的建立,好处是,如果皇帝厉害,行政效率极高。如果皇帝不行,行政效率极差。还有一个好处是,无论皇帝怎么混蛋,体制内想夺权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系统和部门都有人相互监督,相互牵制。

明朝中后期的政治混乱,其根子在于皇帝的混蛋。以被许多明粉吹捧的嘉靖和万历为例。嘉靖朝几十年办了件大事,叫“议礼”。万历朝也是十几年办了件大事叫“争国本”。两件事的差别在于,议礼之中,做为皇帝的嘉靖胜了。他也因此被许多明粉吹捧为历史上最聪明的皇帝。而“争国本”的斗争中,做为皇帝的万历其实输了。明末的党争的形成,与这两件大事是息息相关的。

“议礼”是嘉靖皇帝上台后,想封自己的亲爹为皇帝一事。明武宗朱厚照死后,由于没有儿子。大臣们便在宗室中找一个人来继承王位。于是,找到了武宗的堂弟朱厚熜。因为二人是同一辈分,按照封建的礼法,要首先把朱厚熜过继给武宗的爹孝宗当儿子。这样,大明朝的皇统,就在孝宗一支上。

嘉靖皇帝从内心不愿意当别人的儿子。一定要追封自己的父亲兴献王为帝。这个事情,一直争执了几十年,最终让嘉靖一步步办成了。在办这个事情的过程中,朝廷形成两派,支持的,和反对的。这就是党争的开端。

嘉靖这个事情,今天看来,好象很没意义,反正明孝宗也早死了,兴献王也早死了。叫谁爹已经不重要了,无非是过年过节的时候,进祠堂磕头的时候,上面写着那个名字而已。可是在当时,这绝对是重大问题。朝廷的做法,对民间有示范作用。我们可以举例说明,一家人丈夫和儿子都死了,剩下万贯家产,寡妇不能再嫁。这时,要过继一个儿子。过继儿子有法律规定的。要从近支中找,过继之后,儿子要继承别人的家产,最起码要把人家寡妇当自己妈,人家才会把万贯家产给你吧?嘉靖的做法,打破了这一规矩。对社会道德和秩序产生的破坏作用是极大的。

当初反对嘉靖的人,是人格上比较正直的,有道德感的。杨慎与他父亲杨廷和,都是因此倒霉的。因为皇帝有私心,同样有私心的人就投其所好,帮助皇帝完成心愿,自己也好上位。张璁就是这样上位的。这样就形成所谓忠奸之争,大明王朝开启了党争模式。后来夏言打败张璁,严嵩又打败夏言,最后严嵩被徐阶打败,徐阶又被高拱收拾,最后张居正打败高败,斗争告一段落。

张居正上台之后,斗争的烈度虽然稍减,但大明朝廷斗争的格局并没变,张居正去世之后,受到清算,是斗争的继续。下半部的精彩程度,比前半部有过之而无不及。前半部严嵩害死夏言是高潮。后半部分魏忠贤害死杨涟、左光斗是高潮。

党争前半部与嘉靖的自私相联系,后半部分与万历的任性无能有关,高潮部分与天启皇帝朱由校的窝囊相联。

万历想把自己心爱的女人郑贵妃生的儿子立为太子,花了一辈子的心事,也没办成。最后心灰意冷,啥事不干,专心捞钱。派太监们到全国各地收矿税,把老百姓祸害的不轻。大臣们之所以不同意立郑贵妃的儿子,是因为万历还有个皇长子。无嫡立长,这是规矩。

顾宪成就是因为支持立皇长子为太子,与万历意见相左而被罢官的。回到老家之后,在东林书院讲学,形成东林党。到天启崇祯朝的时候,大明朝廷中不光有东林党还有以地域化分的齐党(山东人),浙党(浙江人),楚党(湖广人),还有魏忠贤的阉党。党争的形成,不代表这些人人格或道德的低下,而是皇帝无能政治混乱之下的必然结果,每个党派之中,都有君子,也有小人。就东林党和庵党来看,人格上,东林党以君子居多,庵党则几乎全是小人。

为魏忠贤招魂,是为了说明流氓统治的合理性。在打黑除恶中被打掉把持地方政权的的黑暗势力,他们的行事手段与魏忠贤是一致的。

下面说说钱谦益等人降清。这是他们诬蔑东林党的最有利材料。钱谦益降清是他人格上的污点,但钱也不代表全部东林党。况且,钱谦益、吴梅村等人降清之后,常常受到良心的拷问,内心是怀有愧疚感的。这在钱谦益,吴梅村等人的作品中,都能看出来。但是,做为庵党的阮大诚等人降清之后,不但没有丝毫愧悔之心,还以帮助满清屠杀明朝百姓为荣。这就比较无耻了。可见,庵党大都是人格低下的小人。

历史的问题是错综复杂的。往往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的,但再怎么样,也不可能把魏忠贤看成英雄,而把东林党看成祸国殃民的罪人。东林书院的一幅对联不是说吗: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有这样胸怀和抱负的一群人,最起码也不会是一群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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