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36年，劉宋名將檀道濟遭元嘉帝劉義隆冤殺，如同宋朝的岳飛一樣，檀道濟大致上也是死於
“莫須有”。比起岳飛來，檀道濟的下場更慘，宋高宗雖然殺了岳飛岳雲，可是至少還給岳飛留下了香火。可是元嘉帝劉義隆的手段可以用冷酷來形容，檀道濟不但被劉義隆無故殺害，其幾個兒子都未能逃脫劉義隆的魔掌，而對於檀道濟的親信以及剩下的北府舊將，或貶斥或流放或與檀道濟一樣的下場。檀道濟死後消息傳到了北魏，北魏朝臣竟爭相慶賀，而反觀南朝這邊呢？劉義隆在誅殺了檀道濟之後竟大赦天下，可見帝王的涼薄竟然到了此等地步。
檀道濟的死最可怕的後果就是南朝失去了一個傑出的統帥來抗衡北魏，淝水之戰時曾經名震天下的北府兵也隨著檀道濟的而煙消雲散。檀道濟死後十餘年，太武帝拓跋燾飲馬長江，元嘉帝劉義隆才感慨“倘若檀道濟在世，又怎會讓胡人至此”。
然而劉義隆除了感慨又能做什麼呢？倘若對於檀道濟多一點寬容，多一點心胸，又豈有讓北魏拓跋燾飲馬長江的機會？劉義隆開創了“元嘉盛世”，然而劉宋的衰落其也有巨大的責任，若非他自廢武功，又豈有
“元嘉草草”的結局。在檀道濟死後，劉宋又有一員大將自行伍之間成長了起來，其也隱隱然成為了繼檀道濟之後的又一“萬里長城”。然而命運終究是沒有放過他，在檀道濟死後數年，這員大將最終也和檀道濟揹負了相同的命運，劉義隆再一次自廢武功，他的死也有眾多的人們為其鳴不平。
然而歷史對他更加不公的是，在《宋書》之中竟沒有其列傳，我們只能從別的列傳之中的字裡行間瞭解他的生平，此人名叫裴方明。
趙廣起義，裴方明脫穎而出
《宋書》沒有他的列傳，我們不知道他之前經歷，他的第一次出場是在元嘉九年的趙廣起義。
元嘉年間，益州刺史劉道濟在益州倒行逆施，聚斂興利，傷政害民，民眾怨聲載道。元嘉帝劉義隆雖有所耳聞，然而卻只是對其警告，卻不加以懲戒，這無疑助長了劉道濟的貪婪.，最終其倒行逆施終引發了大規模的民變。
在眾多流民之中有一個叫許穆之的人自稱是晉朝宗室司馬飛龍，和當時的氐王楊難當沆瀣一氣，得其資助招募了大量的流民為其部眾。
可筆者從這件事情上看到了些許不尋常：許穆之本是流民，楊難當竟甘願資助其甲貨財物，難道楊難當真的會單純地認為許穆之是晉朝宗室？恐怕不可能，所以許穆之和楊難當之間的關係只是相互利用：許穆之需要楊難當的資助幫助其奪取益州；而楊難當本身就對益州有野心，因而無論許穆之的身份是真或假，他都會幫助許穆之，目的就是趁亂奪取益州。兩人的目的雖然相同，可是卻都是各懷鬼胎。
可許穆之命不太好，不久就被劉道濟斬殺。然而在眾多流民之中有野心的又豈止是一個許穆之？許穆之死後，蜀人趙廣在暗中活動。比起許穆之，趙廣聰明瞭許多，他沒有做這個出頭鳥，而是另立一個道士冒充司馬飛龍，其在背後控制。故許穆之雖死，叛亂則是愈演愈烈，最終叛亂的規模達十餘萬人，幷包圍了當時的益州治所成都。
叛亂到這個規模也的確出乎劉道濟的預料，劉道濟雖然貪贓枉法，可其本身還具有一定的能力。叛軍人多，而成都則只有數千人，他知道苦手待援則是很愚蠢的做法，主動出擊尚有一線生機，於是其便命令麾下參軍裴方明出擊叛軍，在成都周邊雙方進行了長達數個月的攻防戰。
裴方明是劉道濟帳下的猛將，其久經戰陣，故對付這種毫無陣法可言的叛軍而言自然是小菜一碟，奈何其兵力是個大問題；叛軍人多勢眾，可大部分都是未經訓練的百姓，一有風吹草動則會做鳥獸散。裴方明和叛軍各有優勢，因而這場拉鋸戰也是各有勝負，不過裴方明久經戰陣，對叛軍的戰績是勝多敗少。
裴方明的驍勇稍稍化解了叛軍的攻勢，可局勢卻未見好轉，在成都相持幾個月之後，成都的糧草和兵力都將近枯竭，元嘉十年二月，“趙廣起義”的罪魁禍首益州刺史劉道濟猝死，局勢愈發紊亂。
裴方明不好過，可叛軍那邊也是同樣的處境，相持幾個月卻遲遲未攻破城池，導致其開始軍心渙散。為穩定人心，化名司馬飛龍的程道養則在金橋舉行祭天儀式，而裴方明則趁此千載難逢的機會突然襲擊程道養，逼得程道養退守廣漢，此時支援益州的各路援軍也相繼到達成都，由此成都之危化解。
元嘉十年三月，此前被裴方明打敗的趙廣等人賊心不死自廣漢至郫縣，連營數百里又和裴方明成對峙之勢，因史書記載過少，筆者不知道具體的戰鬥過程，只知道在三月，趙廣就被裴方明所擊敗，而裴方明趁此機會收復數城，同年五月，裴方明進軍涪城，破張尋、唐頻、擒程道助，斬嚴遐，至九月，為時一年的趙廣起義終於被劉宋大軍平定。
上述史籍記載太過雜亂，且無詳細的戰鬥場景，因而筆者就此一筆帶過。不可否認的是，益州的叛亂能夠平定靠的是裴方明的武略，前期劉道濟雖是益州刺史，不過所有仗都是裴方明在打，而成都能夠守這麼久不丟靠的正是裴方明；劉道濟死後，還是靠著裴方明的坐鎮指揮方能夠堅守到援軍到來，此戰之後裴方明因公升為龍驤將軍。然而對其之後數年的記載我們又無從所知，而他下一次的大顯神威則是在元嘉十九年的平定仇池戰役之中。
平定仇池，裴方明再次出擊
仇池位於漢中北部，其地址大致在其甘肅一帶，在魏晉十六國的大紛爭之中前後出現過前仇池國、後仇池國，前仇池國最終為前秦符堅所滅亡。
不久符堅在淝水之戰被北府軍打敗，統一的北方再一次大亂，楊氏後人則趁此機會再一次恢復仇池政權，至劉裕伐蜀，時任仇池國國主楊玄向其稱臣，後來楊玄病逝，其子楊保宗的仇池國主為其弟楊難當所奪走。
在十六國的大紛爭之中，仇池本身就是一個小國，其只能靠著依附各個政權謀求自立，而到了宋魏交鋒的大潮流之中，南北各自統一，他也再無崛起的機會，其也只能在兩個政權之間搖擺不定。
這點是仇池的劣勢，卻也是他的優勢，只要他不是太過分，宋魏都不會對其如何，故仇池能夠一直在夾縫之中生存這麼久。
然而自元嘉九年開始仇池國一直處於饑荒之中，仇池國本身國小，不能化解自身危機，為了生存只有向外奪取土地，故趙廣起義楊難當資助許穆之就是想讓他搞亂益州，自己則可以趁虛而入，可惜叛亂很快被劉宋朝廷平定。
元嘉十一年，劉宋梁州刺史甄法護無力治理梁洲導致梁州動亂，元嘉帝劉義隆則派遣蕭思化接替甄法護，而楊難當則趁此機會趁勢佔據了漢中地區。然而其雖然佔據了漢中，可是仇池實力本身的勢力卻又守不住漢中，不久漢中地區又被劉宋政權奪走。
元嘉十八年，氐王楊難當又一次暴露其野心，糾集仇池國所有的力量企圖攻佔蜀地，然而仇池國實力弱小，大軍屢克城池不破，最終無奈返回。
楊難當其與實力不匹配的野心和兩面三刀的手段最終激怒了元嘉帝劉義隆，同年十二月，劉義隆則派裴方明率領三千兵丁再配合荊、雍二州的州郡兵討伐楊難當。
州郡兵屬於外軍戰鬥序列，每個州的州郡兵人數本身並不多，故以此推斷，裴方明討伐楊難當所率兵士並不多，可見仇池實力的弱小。
元嘉十九年，裴方明率領部隊向仇池發起了攻擊，宋軍一路勢如破竹，他與刺史劉真道兵分兩路相繼攻克了武興、白水等地。大難來臨，楊難當才悔恨，他一面派軍抵擋裴方明，方面又派遣使臣向北魏求救。
然而北魏根本救不了楊難當，一方面那一段時間北魏政局混亂，內部自顧不暇，根本無法顧忌楊難當；另一方面北魏相距仇池甚遠，而劉宋大軍以近在咫尺，遠水解不了近渴。
而在前線和裴方明鏖戰的仇池國將領根本就不是裴方明之對手，裴方明連戰連捷，相繼大敗仇池國將領符弘祖、楊和等人，盡佔仇池國所有土地，仇池國王楊難當則逃亡北魏，至此楊難當之亂為裴方明所平定。
然而仇池之後又為北魏所佔據，這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出劉義隆在軍事上的短視，如果他能好好的利用仇池特殊的地理位置，那麼之後元嘉北伐之時就完全可以利用仇池威脅北魏雍州腹地，而劉義隆平定仇池只為一時氣憤，對於仇池並沒有長遠規劃。
裴方明之死
在平定仇池楊難當之後的第二年，元嘉帝劉義隆處死了功勳卓著的裴方明，理由則是貪汙，而與其一起被殺的還有同在楊難當之役中的劉真道。
裴方明之死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其咎由自取，然而換一個眼光看待問題則是裴方明的死真的是因為貪汙嗎？
我們不妨提幾個疑問：為什麼益州刺史劉道濟貪贓枉法劉義隆僅僅只是口頭警告卻未做懲戒？同樣的劉義隆之弟劉義恭也是生活腐化的代表，然而他也同樣沒事？劉義隆的心腹王玄謨也是個貪財之人，可是他們為什麼都沒有被處死呢？
可見裴方明貪汙只是劉義隆的一個藉口，真正意義上來說裴方明的死和檀道濟一樣：功高震主。當然裴方明可能達不到檀道濟的高度，然而他在檀道濟死後也稱得上是戰功赫赫的，而劉義隆對這種能力超強的人一直是很猜忌的，我們來舉一兩個例子來說明劉義隆對功臣的猜忌：
- 檀道濟：在誅殺其他顧命大臣之時，檀道濟站在了劉義隆這邊，可是這又不能避免他自身的命運，謝晦等人死後十年，檀道濟步上了謝晦等人的後塵，其罪名就如同岳飛一樣是莫須有的，而真正的原因大家都知道：功高震主，威名甚重。
- 劉義康：在檀道濟等顧命大臣被殺後，劉義康則作為宰輔重臣輔佐劉義隆，在劉義隆的諸兄弟之中劉義康是很有能力的。然而隨著劉義隆諸子的日漸長大，劉義隆的皇位越來越穩固，他對劉義康的猜忌也越來越重，就算是劉義康在以前表現出了一副“兄弟情深”的樣子，可還是不能化解劉義隆對其猜忌之心，最終元嘉北伐後不久劉義康也為劉義隆所殺。
而同樣的事例在劉義隆時代可謂數不勝數，諸如太子詹事劉湛、范曄、劉義慶等等一大批幫助劉義隆穩定朝局的人，在幫助其穩定朝局之後都會為其所殺；而相反諸如王玄謨，元嘉北伐作為主帥的他本該難辭其咎，而劉義隆竟敷衍了事的處置了一下他。
所以綜合分析，裴方明的死不單單是因為貪汙而死，貪汙只是讓劉義隆抓住了把柄，真正的死因則是其在蜀地立功和平定仇池的一系列作戰中日漸高漲的威望，而這犯了宋文帝劉義隆的猜忌心理，所以在劉義隆時代能力太強並非一件好事。
裴方明的死讓劉宋再次失去了一員優秀的軍事統帥，所以在和北魏的鬥爭之中，劉宋始終處於劣勢，並非是士兵作戰不夠勇猛，恰恰是劉義隆的猜忌導致一大批優秀統帥步入檀道濟的後塵，而劉義隆寧可用王玄謨也不肯給真正優秀的將帥一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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