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前面講到了雅典民主對雅典造成了怎樣的危害，正因為雅典民主極大的副作用，導致之後西方思想家對於民主的評價一直不高，從古希臘到啟蒙運動，西方思想家普遍將民主視為多數人的暴力，是群氓政治的體現。
但是正如托克維爾所說，雖然民主的缺陷明顯，但他卻是不可阻擋的大潮，自從法國大革命以後，自由平等的理念深入人心，民眾參與政治，掌管政府的慾望越來越強。雖然法國大革命中，民眾大規模的參與政治造成了血腥與混亂，但是這股大潮不但沒有停歇，反而其勢更猛。
在民主的弊端以及民主成為潮流的夾擊下，西方的精英們迫切需要一條可以讓民眾參與政治，但又能避免民主弊端的制度，在這種背景下，代議制民主被髮明瞭，他通過變人民為選民，變民主為選主，讓人民以選舉的方式參與到政治之中，從而既保證了人民的權利，又讓政治不被群氓所把控，這種代議制民主，直到今天，依然是西方民主的主流。
（法國大革命的血腥讓單純的直接民主被人厭惡）
一、變人民為選民
雅典民主實行抽籤制，即所有公民都有可能成為國家的管理者，這種制度雖然讓民眾參與政治的程度大大提高，但是卻導致決策的專業性無法保障，從雅典民主的實踐看，這種抽籤選擇管理者的做法導致了嚴重的群氓政治和反智主義。而且，雅典民主有一個巨大的弊端，那就是讓民眾直接參與管理只適合在人口較少的城邦，而英法美等國當時都是數千萬人口的大國，這種直接民主顯然不切實際。
（蘇格拉底之死讓雅典民主臭名昭著）
為了避免由民眾直接參與國家管理的弊端，西方的思想家們將已經存在的代議制與民主相結合，形成了新型的代議制民主，代議指代表與議會，在中世紀時期，代議就已經存在，當時貴族們組成的議會與國王討價還價，以集體決策的方式管理國家，英國《大憲章》簽訂之後就是典型的代議制。但是中世紀的代議制，都是貴族參與，貴族不需要民眾的同意和選票，法國大革命後，自由平等的觀念深入人心，民眾參與政治的熱情越來越高，於是西方的政治家就開始將代議制與民主相結合。
最早提出代議民主的是美國先賢之一的漢密爾頓，而另一位先賢麥迪遜則認為代議制是解決民主多數人暴政的靈丹妙藥，而美國的思想家潘恩更是將代議制視為完美的制度。他說：“簡單的民主制不過是古代人的公共會堂……如果人口太多，這樣的民主制就行不通了，……而即使是小範圍，代議民主也比直接民主更好“。潘恩認為，把代議制同民主制結合起來，就可以獲得一種能夠容納和聯合一切不同利益和不同大小領土與不同數量人口的政府體制。
（《常識》的作者潘恩非常推崇代議制民主）
除了美國的諸位思想家，歐洲的邊沁、穆勒等思想家也對代議制民主讚賞有加，其中穆勒認為代議制民主是一舉兩得的制度，它一方面提供政府管理所需的專業化和有特長的人才，另一方面又保證政府對人民負責。普通選民可以擁有對政府的最終控制權，但他們不用直接參與到國家管理中，政府的正當性可以通過民眾選舉自己的代表來實現。同時，穆勒還主張一種不公平的選舉制度，即越聰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應該分到更多的選票，以此根治群氓政治。
最終，20世紀的思想家熊彼特完整論述了代議制民主，他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一書中把民主定義為：“一些個人通過競爭人民選票來獲得（公共）決策權的制度安排”。從而徹底將民主的定義與選票和代議制結合起來，代議制和選舉正式成為民主的代言。
（人民變為了選民）
可以說，此時開始，我們熟知的西方民主制度徹底定型，從此刻起人民變為了選民，民主變為了選主，民主和選舉，深深聯繫在了一起，成為了民主最大的標誌。而在2000多年前的雅典，抽籤才是民主的標誌。
二、引入法治規範民主
除了將代議制和民主結合，西方政治家還引入了法治來規範民主，雅典民主一大弊端就是沒有法治作為支撐，所有的判決全是民眾的任性胡為，完全演化為了多數人的暴政，這是蘇格拉底被處死的原因。
托克維爾就明確的指出：除了上帝之外，人間的一切都不應擁有絕對權威，……不管人們把這個權威稱作人民還是國王，或者稱作民主政府還是貴族政府，或者這個權威是在君主國行使還是在共和國行使，我都要說，這是給暴政播下種子。
托克維爾還說：“在思想上我傾向民主制度，但由於本能，我卻是一個貴族——這就是說，我蔑視和懼怕群眾。自由、法制、尊重權利，對這些我極端熱愛——但我並不熱愛民主 。”
（親眼目睹法國大革命的托克維爾對於無限制的民主非常厭惡）
托克維爾處分表達出他對多數人不受限制權威的恐懼，他最懼怕的就是以人民的名義對少數人進行欺凌，這個時期的思想家，包括穆勒，美國的潘恩等，其觀點大都與托克維爾類似。他們都主張引入憲政和法治，即用憲法法律來制約國家的權力，不管行使權力的是君主還是民主政府。
從這個時候開始，法治、憲政開始和民主結合，多數人不能在肆意妄為，私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以及言論自由等人的基本權利開始受到法律的保護，多數人再也不能像雅典時期一樣僅僅因為厭惡誰就可以將誰處死，如果蘇格拉底生活在20世紀的西方，那麼他絕對不會因何主流觀點不同而遭到處死。
（辛普森殺人案，即使全美國人都覺得辛普森該死，但法院依然可以依照法律將其釋放）
體現法治對多數人制約的一個典型例子就是美國辛普森殺人案，雖然全美國的人都認為是辛普森殺的人，都認為他有罪該死，但最終法院和陪審團依然因證據不足和證據獲取不合法等原因將其釋放，即使多數人都希望辛普森死，依然不能動搖判決。只有在憲政、法治的規範下，民主才是有序的，如果沒有法治，民主能只是多數人的暴政。
三、選舉權的擴大和互聯網的興起讓群氓政治再次興起
再將代議制、法治和民主結合後，西方綜合幾種制度的有點，不僅擁有高效專業的決策，還能讓民眾的利益得到一定保障。但是自從60年代以來，情況發生了變化，一是選舉權大大擴大，所有人，無論貧富和教育水平，都可以參加選舉。二是媒介的變化，電視乃至互聯網的發展使得民眾短時間就能聚集起輿情風暴，對於決策進行干擾。這兩種情況大大降低了民眾直接影響決策的成本，還大大降低了教育水平較低的人參與政治的成本。
選舉權擴大，互聯網興起使得代議制民主漸漸喪失了優勢，以前只有對政治較為通曉的精英才能影響決策和選舉，但是互聯網的出現使得最激進、最瘋狂的一批人得以發揮作用，互聯網的去中心化和極度的非理智不僅使得代議制民主日漸失靈，這對於全世界，都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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