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读《三国演义》的朋友，好像有一个共识，就是总感觉从后主刘禅开始，整个蜀国的官二代整体水平不如曹魏官二代，甚至都不是简单的平庸，而是不堪。重复一遍，蜀汉阵营里的所有顶级人物，从刘备、诸葛亮到关羽、张飞、庞统、蒋琬、费祎等，他们的儿子们都不怎么出众，比如诸葛亮之子诸葛瞻、关羽之子关兴、张飞之子张绍、庞统之子庞宏、蒋琬之子蒋斌、费祎之子费承等等，
反过来再看曹魏，也决不是只有曹操的几个儿子出类拔萃。历史上的实际情形是曹魏阵营里的很多“官二代”都很超群，且具有超凡脱俗的神奇表现，除了曹操的几个儿子外，典型的还有司马懿之子司马师、司马昭以及司马昭之子司马炎，钟繇之子钟会，夏侯渊之子夏侯霸、女婿羊祜，贾逵之子贾充，甚至贾逵的孙女，东晋皇后贾南风，更是改写了历史进程，一手把民族带入近乎灭种的深渊。
咱们一个一个说：
严格的讲，在蜀汉官二代里，表现最失败的还不能算是刘备的儿子刘禅。而应该是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众所周知，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表现最全面、人格最完美的人物，他晚年得子，４６岁的时候生下儿子诸葛瞻，且对他寄予厚望。千百年来，诸葛亮教诲儿子的《诫子书》感动了无数后来人，“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早已成为东方文化里人文品质的经典。按理说，诸葛亮的儿子也应该是非常超群的，起码不应该过于平庸。实际情形却是在敌军犯境、面临重大军事危情之际，作为卫将军、平尚书事（宰相级人物）的诸葛瞻，既没有领兵作战经验，又缺乏最基本的军事常识，在最关键时刻犯下极其低级的军事错误：当敌方邓艾军团成功偷渡阴平，诸葛瞻奉命截击，由他率领的蜀军本该占据各处险关要塞、阻敌于险关之外，这是蜀汉奉行数十年的军事防御战略。诸葛瞻却不顾劝谏，把主力屯驻在无险可守的涪县，拱手把险关让给敌军，眼睁睁看着邓艾军队进入平原腹地。
不过诸葛瞻和他的儿子诸葛尚在最后一场卫国战争中奋战至死，其忠君报国的精神气概确实非常感人。
而蜀汉集团另一位大佬级人物张飞，其子张绍后期担任侍中，陪伴皇帝左右，实际相当于宰相，在后主投降过程中竟然扮演着带路党的角色。当时邓艾军团尚在雒城，并未兵临成都城下，后主听从谯周建议决定投降。这时正是这个张绍，代表后主从成都赶赴雒城，向魏将邓艾递交降书，然后在前面引路，把魏军领进都城。邓艾到达成都时，后主刘禅用绳索把自己五花大绑并带着棺材出城迎接。
投降书里还有一段话尤其厚颜无耻：“每惟黄初中，文皇帝命虎牙将军鲜于辅，宣温密之诏，申三好之恩，开示门户，大义炳然，而否德暗弱，窃贪遣绪，俯仰累纪，未率大教。”翻译过来就是说：早在我刚当皇帝的时候，你们大魏帝国就秘密派人来劝我投降，但由于当时诸葛亮昏暗无德，再加上我本人糊涂，所以没有投降成功……
气不气？你还会以为那个“乐不思蜀”是刘禅可爱，城府的表现吗？即便是，他也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
其实盘点两个集团官二代之所以有差异，最核心原因在于蜀汉与曹魏的政权禀赋和团队文化完全不同。
历史上的蜀汉政权有一个极其鲜明的文化特质，就是从其草创、勃兴到中期守成乃至最终覆灭，团队的政权运行始终信奉家国一体、五湖四海，朝廷始终倚重于天下志士。因而在整体上始终能够做到君臣互信、上下一心。实际情形就是两任蜀汉君主对于臣僚始终能够给予最充分的信任，而朝堂重臣对于君主则始终保持绝对忠诚。在这么一种局面之下，从诸葛亮、蒋琬、费祎、姜维，这四任最高辅政者看，虽无一不是“权倾一国”，却都无一例外地都没有培植自己的家族势力，更没有让个人的近亲远戚布满朝堂。
比如说，诸葛亮的弟弟诸葛均只是一名普通官员——长水校尉，类似于现在的师长，诸葛亮因为晚年得子，在其嫡子诸葛瞻出生之前，他把兄长——东吴诸葛瑾之子诸葛乔过继给自己，但是这个诸葛乔来到蜀汉后，也只是一个带兵五六百人的基层将领（诸葛瞻后来官至卫将军、平尚书事，这是诸葛亮去世多年后的事情）；诸葛亮的继承者蒋琬、费祎
也都能像诸葛亮那样从不扶持任何私人势力，蒋琬的儿子蒋斌到蜀汉亡国时也只是个中级将领，在最后一场卫国战争中镇守汉城、战斗到最后一刻；费祎的费承只是在宫廷里担任一般性职务——黄门侍郎。
至此，原因便有了相对清晰的解释：蜀汉君臣恪守家国一体、五湖四海，从来不依靠“自家人”包打天下。因此从客观上说，蜀汉自草创至建国乃至最终覆灭，鼎力支撑政权大厦的多为来自五湖四海的忠志之士，其二代人物则始终缺乏有效锻练机会——这就和曹魏方面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
曹魏政权始终存在一个重大而根本无法克服的致命隐患，就是团队内部始终缺乏忠诚和信任，问题的根源就是从曹操父子到后来通过发动政变执掌政权的司马懿父子，他们在骨子里根本互相不信任，因而也从来不倚重于外姓人，由于团队内部缺乏信任和忠诚，主政者只能依靠自家人包打天下。
而魏、晋两朝在短暂鼎盛之后迅速败落，问题其实都是出在这里。
先从“五子良将”说起。张辽、徐晃、张合、于禁等曹魏名将给后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无论军事、谋略上确实个个都是神级人物，但是认真翻看史料才明白，像张辽、徐晃这种超一流的名将，他们在曹魏政权中的军事权力和实际地位其实都非常有限，虽然也得到了曹操的赏识，但曹操从来没有把统军之权交到他们手里，因为统军大权始终掌握在曹家人或夏侯氏等自家人手里。
曹操时代情况还要好一些，各种宗室人物普遍能够得到重用。到了曹丕继位后，其团队内部的信任状况进一步恶化，天子对其自家兄弟也都不信任，只能倚重于宗室前辈，而对于自家兄弟则予以严加防范，曹彰、曹植等亲王级人物近乎被软禁。
这种局面导致曹休、曹真等宗室重臣凋落之后，曹魏中枢根本无人可用，实在没有办法才把统军大权交给司马懿，又因宗室人物力量微弱，曹魏皇帝没有任何实力掣肘权臣，权力因此很快落入司马懿父子手里。
到了司马炎代魏立晋之后，司马氏政权借鉴曹魏覆灭的教训而大封诸王，所有重权全部集中到司马氏氏自家人手里。他们认为这样搞下去，以诸王的强大实力拱卫中枢，皇帝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却没有意识到由此遗留的问题更加严峻。
司马炎去世不久，天下便再次发生大规模、高烈度的持续震荡，司马氏家族内部杀得天混地暗。晋朝皇帝家里的事情没有撕扯清楚，遍布各地的异族武装已经举起了屠刀——后人所谓的“五胡乱华”，从因果关系上看其实是“华族自乱”，
至此，曹晋政权的二代人物普遍出类拔萃，问题也便有了很明确的答案：因为曹魏政权的团队内部始终缺失信任和忠诚，当政者只能依靠“自家人”包打天下。无论是曹家的还是司马家的二代人物，从曹丕、曹睿到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等，表现确实都很卓越超群。
但是对比蜀汉，魏晋政权这种团队文化在客观上存在着极大的风险和问题在于，政权内部既缺失信任和忠诚，则大行其道的便只有强权与阴谋。因此，政治人物一旦取得强势地位，就必须要大肆杀戮、残酷清洗，然后就只能独断专行、专横跋扈，稍有不慎便被其对立势力所清洗、杀戮。
翻阅魏、晋史料，动辙就是“夷三族”，一杀就是一大片： “曹操杀董承等,夷三族”；司马懿诛曹爽党羽，夷三族；王凌谋反案诸相连者悉夷三族；令狐愚被开棺戮尸，夷三族；诸葛诞兵败被夷三族。
史书记载当时灭族最多的一次是在司马懿夺取政权的高平陵事变后，被点名灭族的多达10人：“于是收爽、羲、训、晏、飏、谧、轨、胜、范、当等，皆伏诛，夷三族。”
“夷三族”这三个字，写在史书上看似平常无奇，细想起来极其阴森恐怖。“三族”，主流的说法是父亲一族、母亲一族、妻子一族。三国时期的政治人物大都出身豪族，婚配讲究门当户对，无论父族、母族还是妻族无不根系庞大、枝连叶附。所谓的“夷三族”，就是对于“三族”系统，无论男女老少，统统杀光、原则上一个不留。这么一来，往往就是几百、上千甚至数千口，场面之血腥残酷，令人不寒而栗。
反过来再看蜀汉团队，诸葛亮治蜀素以严刑峻法著称，但是蜀汉政权在对待罪犯方面，甚至是对于那些叛逃敌国的罪臣家属却显得极其宽容。麋竺的弟弟麋芳在关羽攻打襄樊后期举城投降，导致关羽兵败身亡，蜀汉痛失荆州。麋竺为此向刘备面缚请罪。刘备不仅没有怪罪，反而予以极力劝慰。夷陵战败后，镇北将军黄权走投无路，带兵投降曹军。当时有消息说其家人全部遭到诛杀。黄权深知蜀汉方面的文化氛围，坚定认为不可能。
事实表明他的家属在蜀汉生活得很好，其子黄崇后来官拜尚书郎，在最后一场卫国战争中跟随诸葛瞻抗击魏军入侵，奋战至死。
蜀汉政权这种特殊的团队文化形成的基本局面，是立国四十余年始终“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期间从未形成过权臣当道、肆意妄为的政治党羽，从未出现过局势震荡和大规模的清算、追杀，更没有出现过把天子当成傀儡、随意废立的不伦之事。
（行文至此，便很多容易使人陷入蜀汉后来无才俊的历史误解，反之而认为曹魏方面的官二代威武超群，前者之覆亡因之实为历史必然——这是个非常复杂的话题，但其中一个非常简单的基本事实在于，天下永远不可能有一个持续强大的团队，是依靠自家人包打天下；真正强大的力量无不汇聚于五湖四海。蜀汉阵营里的官二代普遍不够狼性，不意味着其军、官团队不整壮。蜀汉政权的最终覆亡，是由于其内部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重大问题，舆论系统陷入严重混乱，以至于到公元262年，谯周甚至能够公然题写标语：”众而大,期之会;具而授,若何复”这其实是句反动口号，意思是：曹魏啊曹魏，你人又众多，地位又高大，天下人都盼望着汇集到你那里。）
蜀汉政权这种特殊的团队文化，也使很多重臣、名将即使因流落于敌方，而仍然对于故主保持高度忠诚。演义故事和中国的戏剧舞台浓墨重写关羽千里走单骑的故事。
其实按照《三国志》及裴注记载，像关羽这样“人在曹营心在汉”的蜀汉旧臣始终不断，除了关羽，还有袁涣、黄权、廖化、张裔等。廖化在关羽荆州战败后被吴军捕俘，但他思念故主刘备，装死避开官兵监视而带着母亲向西一路狂奔，最终见到先主刘备；张裔在出任地方长官时被当地叛乱势力抓获并遣送至吴国。两年后蜀、吴通好，张裔抓住机会昼夜兼程地一路西奔，待吴方追赶时他已经进入蜀地。
在这种高度纯净的忠君文化感染之下，蜀汉重臣手握重权而未有任何非分之心、僭妄之为，更不谋取任何个人私利。蜀汉因而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最清廉的政权，大将军、录尚书事费祎“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无异凡人”，“姜伯约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财资无余”，邓芝“为大将军二十余年，终不治私产，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
进入姜维时代，卫将军诸葛瞻、大将张翼、胡济、阎宇等都与姜维政见不和——他们之间的政治分岐很大，但是蜀汉方面从未发生过、也没有任何迹象预示要发生军事政变或者政治清洗（政变、叛乱，在魏、晋乃至孙权身后的东吴几乎是家常便饭）。
从姜维、诸葛瞻到大将张翼、胡济、阎宇等，即使在蜀汉末期，其最基本的政治局面始终是君臣、同僚之间和衷共济、和而不同。大将张翼、廖化等虽不赞同姜维的军事路线，但他们都能恪守军事纪律，忠实服从于大将军姜维的指挥、节制。
到最后阶段，诸葛瞻、董厥等朝中重臣认为姜维好战无功，曾经上奏皇帝试图削夺他的兵权。但是由于内部没有派系、党羽之争，诸葛瞻等只是向朝廷建议由大将阎宇取代姜维的大将军职位，而让姜维担任益州刺史。
千百年来，中国人始终热忱拥戴蜀汉政权，就是因为蜀汉方面的这种政治禀赋和团队文化高度契合中国人最传统的政治审美。这种建立在信任与忠诚之上的团队才具有可持续性，因而大家始终认为这样的团队才有正统王气，具有重构天下秩序的文化特质和内在禀赋。
这种乱世之中极为特殊的团队文化和政权禀赋，使蜀汉政权虽偏居一隅而在后世始终具有压倒性的民意基础。宋代便有记载：“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此后千年，无论史家如何断代（因为西晋最终完成了统—，魏晋因而常被主流史界认定为封建正统），中国老百姓始终把刘备和他创建的蜀汉政权奉为正统，以一贯之、坚定不渝。东方文化圈至今盛行一句话：“身在曹营心在汉。”如果单纯按照史料推敲，这句话漏洞百出、谬误重重。
因为公元200年关羽投降曹操、“身在曹营心在汉”时，当时能够代表大汉政权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汉帝刘协，另一个便是大汉司空、录尚书事、假节钺的曹操——假节钺就是持有天子所授节钺，可以代表天子杀伐决断；而当时的刘备，本来是奉命到徐州讨伐袁术，结果在徐州杀了朝廷命官车胄（时为大汉车骑将军、徐州刺史）然后盘据在那里，不久又被曹操大军击溃，不得已投靠河北的袁绍。后来见袁绍大势已去，只好再次辗转流离、客居荆州。无论从哪个方面说，当时的刘备都不能被认为是“汉”的化身。“身在曹营心在汉”这句话，准确地说应该是“身在曹营人在汉，心在刘备”。
可是，这实在是最权威的史家都无法勘误纠正的事情，因为在历代中国人的心目之中，三国时期正朔分立、皇帝层出不穷，只有蜀汉政权才是真正的天命正统，只有刘备父子才是真龙天子，孙权、曹丕他们统统都是假皇帝。
如果单凭文治武略，蜀汉即使在历次大分裂时代的割据政权榜上也称不上有什么大雄大奇。特异的是，其却能以一州之地，几次战绩平平、乏善可陈的北伐作战，而能赢得后人无以复加的颂扬、感怀，乃至于有大批蜀汉人物（刘备、诸葛庞统、关张赵马黄、魏延姜维等）在历代拥有粉丝无数，甚至连关兴、张苞、廖化这样二三线的人物也都妇孺皆知。几位政权核心人物则极其罕见地同时在东方文化圈里被尊圣、封神——
诸葛亮的一篇《出师表》，我们可以数一数文中包含有多少成语——这个超级不容易，“成语”不是由诸葛亮或者其他哪个学术权威指定的，而是经过无数人熟读精研之后，大家说多用惯了的约定俗成；中国人遇到最吉祥喜庆的节日、盛事，老传统是请戏就点《龙凤呈祥》——其实刘备当年的这桩婚事一点都不美满；
关老爷的事情更无须多说――关爷在中国人心目中早已不是圣人了，而是神、绝对不可亵渎冒犯的神灵，很多东方人每天都要敬、祭。一些剧种的关羽扮演者在装束之前还要沐浴、斋戒，老戏班子还须在脸谱下方另画一个符号，表明只是演员而并非关公本人，免得冒犯神灵。
中国戏剧的舞台习惯，是主演出场后要先报家门（自我介绍）。诸葛亮在《失街亭》里一出场先是道白：“忆昔当年居卧龙，万里乾坤掌握中。扫尽中原归汉统，方显男儿真英雄。”然后朗声自报：“山人，复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官拜武乡侯之职。”
唯独关羽与其他所有角色都不一样。因为演员忌讳在舞台上直呼关爷大名，其自报因而极其简练。关公托刀上场，推髯亮相，道白只有五个字：“某，汉寿亭侯。”
中国历史上的强悍角色不在少数，除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还有姜尚、老子、孔子、商鞅、韩信、王安石、张居正等——三国当世的曹操、孙权、司马懿等其实也都算是非常强悍的人物。但是像刘备、诸葛、关羽这样令后人百般推崇、万世敬仰爱戴，君臣之间能够同步达到这种被尊若神灵、如诗如画的，至少到目前为止空前绝后。从这点看，蜀汉的团队确实有其超乎寻常的特异之处。
也许蜀汉政权的特异之处，就是从其肇始、草创到建国、鼎盛，始终张扬着一种激情澎湃、昂扬向上、直击心灵的理想主义光芒。在赤壁战前的很长时间，他们只是一小股力量微弱、不堪一击的流亡势力，屡战屡败、屡陷绝境。但是刘备本人既有圣教徒般坚韧不拔、矢志不移的虔城执着，又有亡命徒般骠悍强大的心灵坚持，他和他的追随者屡屡在走投无路、几近毁灭时而仍能保持着超级旺盛激昂的进取意志，历经千挫百折、离散复离而始终不屈不挠、愈挫愈奋，终于在九死一生之后达到相对其身世、环境而言的人生至高点。
《三国演义》是宏大的历史悲剧，反派太过强大，蜀汉又没有更高层级的生产力、指导思想和组织制度，这些理想主义者的遗憾，直到一千七百年后才被另一群伟人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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