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不起的阿斗”應該說是劉禪在歷史上最為著名的形象了，再加上一個“樂不思蜀”的典故，一直被人嘲笑到了今天，似乎一代梟雄劉備的兒子要比曹操、孫堅這些同時代英雄的後代差遠了。

但是，摒棄戲文、評書、小說等等娛樂遊戲之作，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劉禪，就會發現這個被後世認為“庸碌無能”的小皇帝，並不像故事裡那麼愚蠢，反而非常的聰慧。

劉禪的智慧表現在諸葛亮死後，為了鞏固蜀漢政權而進行的一系列活動，以及“樂不思蜀”背後真正的淵源。

01

蜀國自諸葛亮後，不再設立丞相一職

說起“丞相”這個官職，就要先講一講它和“宰相”有什麼區別。

“宰相”這個詞雖然很早就出現了，先秦典籍《韓非子》當中就有記載，但是作為固定官職卻是在“遼代”。雖然作為一種官職，出現時間比較晚，但如果對比其所負責的工作，還是可以和之前的機構聯繫起來的。

“宰相”在漢代就相當於“三公”，即分別掌管行政、軍事以及監察大權的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所以，諸葛亮的“丞相”一職僅僅是“宰相”的一部分，總領行政大權。

但是，蜀漢出現了一種特殊的現象，在《三國志·後主傳》的注引當中，劉禪說過這樣一句話：

祭由寡人，政則葛氏。

也就是說，劉禪只掌管著宗族、祭祀等家事、虛權，國家軍政大事皆由諸葛亮來做最終的決策。可見，諸葛亮作為蜀漢丞相確實是獨攬大權的，這個時間長達11年之久。

但是，諸葛亮的這種行為並不是逾越，而是繼承了西漢初年曾經施行過的“虛君實相”制度。這個制度在表現形式上有點類似當今的“君主立憲制”，也是漢朝丞相最接近後世宰相職權的一種政治理念。

西漢初年將宮廷和朝廷進行分離，劃出了明顯的界限，其實就是君權與相權的劃分，也叫做“宮中”與“府中”。“宮中”一切事由是皇帝決斷，“府中”事由丞相等大臣決斷，群臣“五日一朝”。丞相“開府治事”，基本上政令都出自相府。

這也就是諸葛亮在《出師表》中所言的：

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

因為是一種正規合法的制度，所以作為皇帝的劉禪也沒什麼辦法。由於諸葛亮確實是治政好手，軍事上的才能也比較出眾，所以由他來總領國家大權，決斷國家大事，劉禪還是比較放心的。

劉禪在這個節點上，表現出了不凡的政治天賦。

歷史上絕大多數君權與相權的鬥爭，都是採用逐步削弱相權的方法。比如漢武帝設置內外朝制度、光武帝設立尚書檯、曹丕設置中書省等等，行政權力的中心逐漸轉移，以利於朝堂格局的穩固。

但是，劉禪的做法卻是直接取消了“丞相”這一官職，蜀漢從此不立丞相。而劉禪所利用的，正是諸葛亮在國內無可比擬的聲威。

諸葛亮死後，劉禪發哀三日，尊諸葛亮遺囑，葬其於定軍山，並且寫了一封詔書：

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諡君為忠武侯。

諡號“忠武”，充分肯定了諸葛亮對蜀國的重大貢獻，並且送還了“武鄉侯印綬”，這一行為代表著劉禪對諸葛亮的厚意。

武鄉侯印綬在其受封之日起就授予諸葛亮，但是：

“古之佩章，罷、免、遷、死皆上印綬。”

這個詔書說得很明白，劉禪將這枚印綬送還到定軍山隨葬，並沒有收回，這是一種殊榮。

而恰巧在這個時候，有一個叫做李邈的臣子，趁著諸葛亮新喪，向劉禪進言：

亮身仗強兵，狼顧虎視。五大不在邊，臣常危之。今亮殆沒，蓋宗族保全。

劉禪大怒，李邈被下獄處死。

李邈在當時是和“馬氏五常”並列的名士，聲望卓著，但因為這次在諸葛亮剛剛逝世的時間，挑撥劉禪與諸葛亮的關係而被殺，在當時也是引起了不小的震動。

於是，諸葛亮逝世很短時間內，劉禪就將他的聲威提高到了極為盛大的地步

而諸葛亮的工作遵從其遺命交給了蔣琬。蔣琬最終也沒有丞相的稱號，最初只是做尚書令，同時加官，也就是兼任了代理都護，最終也僅僅是做到大將軍而已。

劉禪利用了諸葛亮的聲威，將它提高到了無人可以比擬的地位上，自然就消除了取消“丞相”一職的影響。

畢竟，這個境況裡，誰敢去做這個丞相，誰又有資質可以去做這個丞相呢？

02

劉禪以十分高明的手段，成功削弱了諸葛亮生前對蜀國國政的影響

諸葛亮雖然已經去世了，丞相一職也已經不復存在，但是還有一個困擾了劉禪很長時間的問題。

以人的天性來說，逝去的事物總是值得懷念，所以蜀國人民對諸葛丞相的愛戴並不會因為他的逝世而減弱。誠然，以諸葛亮對蜀國的功績，也是擔得起蜀國人民對他的愛戴。

但問題就在於，取消丞相，蜀國真正的話事人就是劉禪自己，那麼不可避免地，蜀國的人民就會將諸葛亮與他進行對比。

這樣的行為讓當政的劉禪很難堪。

劉禪將國家治理得好，那是因為諸葛亮留下的基礎好；劉禪治理國家出現了問題，那是因為劉禪自己能力的不足。這樣的對比是不公平的，但卻是劉禪不得不面對的挑戰。

那麼，如何來消除這種影響呢？劉禪的做法讓人拍案叫絕！

和取消丞相的思路如出一轍，劉禪利用了民間對諸葛亮的愛戴之情，在懷念的思緒裡又添了一把火。

針對於當時出現的現象：

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追述在昔者也。

是說因為都城裡沒有諸葛亮祠堂，百姓都在大街小巷對他進行私下祭祀，這種風氣的興起，對劉禪管理國家極為不利。劉禪意識到，這種行為有可能衍變為對諸葛亮政績的懷念，而不是對諸葛亮個人的崇敬。

面對這種情況，如果放任不管，民間遲早會生變，但如果在成都建立祠堂，那又離劉氏的宗廟太近，容易搶了皇室的風頭，不合禮制。

這就是《水經注》裡記載的難題：

今若盡順民心，則黷而無典；建之京師，又逼宗廟。

面對這一難題，在諸葛亮逝世29年之後，劉禪決定以皇帝的詔令，為他建立一座祠堂，以此來禁止百姓的私下祭祀。據記載，由皇帝下詔命撥款為臣子修建祠堂，這是唯一的一座。

但巧妙的是，他把這座祠堂建在了諸葛亮陵墓的附近漢中之地，就是如今的陝西勉縣。

建立祠堂，表示蜀國對故丞相諸葛亮的愛戴，斷絕私下祭祀，是打著尊崇諸葛亮的名義來進行的。也就是說，國家不反對百姓對諸葛亮的祭祀，但是你得去諸葛亮的祠堂裡去進行，否則就是對丞相的不敬。

問題就在於，四川成都到陝西漢中，以今天的交通來算，單程的火車需要兩個小時以上，更別說在三國時期了。

這讓蜀國的百姓如何去祭祀呢？

劉禪通過對諸葛亮表達尊敬、愛戴的方式，順應民心地建立了一座武侯祠，同時也達到了禁絕百姓私下祭祀的目的。

這還是那個“扶不起的阿斗”嗎？

03

“樂不思蜀”的背後，需要從劉禪的角度來考慮

“樂不思蜀”的故事一直是劉禪被嘲笑的原因，似乎這個君主十分懦弱、無能，是一個貪生怕死的昏庸之君。那麼，一個十分聰慧的劉禪，為什麼會說出“此間樂，不思蜀也”這樣的話呢？

這裡有兩個前提，蜀國是否可以抵擋得住魏國的軍隊？劉禪是否可以選擇不投降？

兩國之間的戰爭，不是一場兩場的戰役可以決定的，而是綜合國力的此消彼長。諸葛亮在《出師表》中所說的“益州疲弊”，不是一句危言聳聽。

諸葛亮在世，獨攬大權十一年，出師北伐共五次，也就是說平均兩年就要北伐一次，除去行軍的時間，幾乎是部隊剛剛返回，略作修整便再次北上。這樣的戰爭頻率蜀漢是無法承擔的，那麼為什麼諸葛亮還要執意如此呢？

蜀國從丟掉了荊州開始，就已經失去了走出兩川的出口，只能憑險據守。所以，當外敵都不足以對自己產生威脅的時候，內耗就變得十分嚴重。蜀漢內部有三股勢力一直在明爭暗鬥，分別是劉備原始人馬、荊州招募人士以及原益州官屬。丞相諸葛亮代表的是荊州新招募的勢力，而副丞相李嚴就是原益州勢力，三方爭權奪利，矛盾橫生。最典型的表現就是，副丞相李嚴多次要求和諸葛亮一樣“開府治事”，但均被諸葛亮否決。

所以，諸葛亮被迫不斷北伐，最直接的目的並不是興復漢室，而是樹立一個共同的敵人用以轉移內部的矛盾。

內鬥嚴重消耗了蜀國力量，北伐又極大損耗了軍隊戰鬥力，這個時候的蜀國已經無力再抵抗魏國進入腹地的軍隊。

而蜀國臣民皆可戰死，唯獨劉禪必須投降。

因為蜀國是必亡的，如果劉禪不降，祖先宗廟很難保全。

滅掉一個國家的標誌是什麼？要麼接受該國國君的降書，要麼摧毀宗祠社稷。除此之外，無論是殺掉國君還是佔領國都，都不算滅亡了一個國家。

那麼，這種情況下，劉禪除了投降又有什麼別的選擇呢？

司馬昭問劉禪是否想念蜀國，其實是一次很明顯的試探，對於敵國的國君，歷來都是比較忌憚的。像南唐後主李煜，正是因為寫了一首《虞美人》表達故國之思，便被宋太宗賜死。蜀臣郤正告訴劉禪回覆“思蜀”，其實才是真正地將蜀國遺民推向萬劫不復之地。

既然已經投降，那麼身為國君，必須要考慮隨他投降的臣民的安全問題。如果想要博一個“忠烈”的名聲，那麼何不戰死呢？這也就是為什麼劉禪轉頭就把郤正出賣了的原因。

整個投降之後的蜀國，真正清醒著的只有劉禪自己而已，也唯有他才真正洞察到了天下大勢的發展。

“樂不思蜀”，這種“憨傻”形態的表演，才是應對司馬昭試探最為有效的辦法。

“扶不起的阿斗”，真正扶不起的不是劉禪，而是積弊良久的蜀國。

閱讀更多 待曉兒 的文章

關鍵字: 漢武帝 漢光武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