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準扶貧在明朝,談談袁了凡的農業思想

袁黃(1533年—1606年),明代思想家,字慶遠,後改字了凡,浙江嘉興府嘉善縣魏塘鎮人,是迄今所知

中國第一位具名的善書作者。他的《了凡四訓》融會道教哲學與儒家理學,勸人積善改過,強調從治心入手的自我修養,提倡記功過格,在社會上流傳甚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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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了凡

袁了凡與農田水利

事實上,除了撰寫《了凡四訓》勸導人們向善,他還是一位農田水利專家,對北方濱海地區的土壤改造做出了一定貢獻。

萬曆十六年,浙江人袁黃以進士的身份,出任寶坻知縣。明朝時期的寶坻,包括如今的濱海新區(塘沽、漢沽和大港)和寧河區(雍正九年從寶坻分出)。這些地方地處沿海,土壤鹽鹼度高,莊稼收成十分不好;而且由於地勢低窪,海水倒灌、河水氾濫也很嚴重,嚴重影響了居民的生計。因而,明朝時期的寶坻是一個民不聊生的貧困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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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地圖

到任之後,他一邊組織助貧賑災,一邊思索“精準扶貧”——改變百姓貧窮狀況的治本之策。他一次次到海邊灘塗巡視,遊走於水窪溼地。海水的上溯和浸泡造成了成千上萬畝鹹鹵溼漬,只能生長蘆葦和水稗草,當地人對家鄉失去希望。但作為父母官,袁了凡想起了家鄉——江南水鄉的淡水稻田。在他看來,這些地可以改造成生長稻米的良田,應當利用土地資源和水資源絕地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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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出版的各種版本的《了凡四訓》

他博覽古代農書,農耕知識豐富。為了指導百姓改善土地,便結合家鄉嘉善的先進技術和經驗,編著了《寶坻勸農書》。這是天津地區第一部農業專著,比徐光啟來天津試驗種稻、寫作《農政全書》早二十年。“南稻北種”的做法為袁了凡贏得了“天津種稻第一人”的稱號。

《勸農書》與農業技術的傳播

《寶坻勸農書》的篇幅不大,但內容還是較為豐富的。全書共分八篇,分別是天時、地利、田制、播種、耕治、糞壤、占驗。其中一部分是輯錄了古代農書中的相關內容,另一部分則是結合家鄉嘉善的經驗、結合寶坻實際提出的適合北方農業的經驗,尤其是田制、灌溉、糞壤三篇。

田制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在他之前,渤海沿岸地區充滿鹽鹼,無法發展農業因而民不聊生。為此,他在書中提出了因地制宜的方法:

夫田,因地制宜,其形不一,三代井田最善。今江南圍田水旱有賴,北方亦宜效法也。除梯田、架田之屬,非吾邑所宜者皆不開載。

即認為北方也應當效仿江南的圍田,而不適合北方地形的梯田和架田則不採用。為了創造適宜水稻種植的條件,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繼續改造鹽鹼地。《寶坻勸農書》中寫道:

瀕海之地,潮水往來,淤泥常積,有鹼草叢生。此須挑溝銷岸,或樹立椿獗,以抵潮汛。其田形中間高,兩邊下。不及十數丈,即為小溝,百數丈即為中溝,於數丈即為大溝,以注雨潦,此甜水、淡水也。其地初種水秤,斥鹵既盡,漸可種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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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鹼地溝渠佈置圖

這種改良土壤、降低土壤鹽鹼含量的方法,是採用貯存雨水的形式進行的。周盛傳《議復津東水利稟》中也記載了類似的具體做法:首先把需要改良的地段劃分為若干區,每個區內改良的土地以溝渠隔開,稱為(土匡,該字電腦不存,外形如下圖所示,意為高出來的土地)。區內的溝渠分為不同的級別,《勸農書》中稱作小溝、中溝、大溝,周書中則稱為幹河、區河、土匡河、排窕河。雨水逐級入溝,再流入田內,而後再從下一級的溝渠中把溶有鹽分的田水排出,從而達到洗鹽改土的目的,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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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坻洗鹽圖》

除了洗土,他還引入了三種田制,即“圍田、塗田”(如下圖所示)等江南常見的田制。其核心目的,就是改變當地農民在旱澇情況下均不能“有效管理水”的情況,田中設有兼具洩水、存水的溝渠,也築起大堤抵擋暴雨,能夠自由調節、改變“潦不能御水,旱不能蓄水”的狀況。在對水的自由調節過程中,也達到洗土的目的。通過以上兩種措施,濱海平原上開始出現大面積圍田,逐步種植穀子、豆、麥子、黍等糧食作物。在地勢特別低窪易存儲鹹水的灘塗之地,也種上了蘆葦保持水土、增強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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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農書》中所載圍田、塗田形態

“江南之田,全資灌溉”,出於對江南水利灌溉技術的高度贊同,他在書中根據寶坻地勢低窪的特點,重點介紹開渠引水和各種水具的製作方法。水柵、水閘、水塘、翻車(飲水工具)筒車、架槽、戽斗、水轉高車都在書中有所描述,但有部分摘自元代王禎所著的《農書》。江南較為先進的肥料技術也是通過他傳到北方的。苗、草、灰、泥等有機肥是他介紹的重點,所謂:

泥糞者,江南田家,河港內乘船,以竹為稔,挾取青泥,鍁取青泥,鍁撥岸上,凝定裁成塊子,擔開用之。北方河內泥多,取之尤便,或和糞內用,或和草皆妙。

與此同時,袁了凡利用動物積肥的主張,還改變了當地民眾散養牲畜的習慣。他認為“

“南方農家凡養牛、羊、豕屬,每日出灰於欄中……糞多欄滿,則出而疊成堆矣。北方豬、羊皆散放,棄糞不收,殊為可惜。”

因而建議北方民眾按照江南的經驗,各家都建造坑廁,把一切有肥效的廢棄物全部投入地窖中發酵,等到充分發酵之後,再用作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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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坻縣誌》一頁

結語

如此種種,全書的八篇內容,介紹了古代農書的部分先進經驗,又把江南的經驗因地制宜地移植到北方並形成著作,非常難得。這本書被後世稱為最全面的州縣級農學書,也在中國農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其在任寶坻縣令期間,大力推廣《勸農書》,達到“里老一冊”的普及程度,使先進的技術取得了很好的傳播效果,史稱“民尊信其說,踴躍相勸”。

興建水利、造福百姓也是《了凡四訓》中所述的十大行善法之一。

離任之後,他的經驗得到了很好的傳承。萬曆二十六年,出任天津登萊等處海防巡撫的汪應蛟,也組織農民和士兵修築大堤、大壩、溝渠,把淡水囤起來,再用淡水沖刷鹽鹼地,以達到洗鹽的目的。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理,水田畝收達四、五石,旱作物也有一、二石,產量大增。徐光啟《農政全書》記載,明朝末年的時候,濱海地區的治理仍在繼續。清朝時期,因捕魚、製鹽業的興起,治水事業一度荒廢,那就是時殊事異後的另一段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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