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览夏商周三朝，商纣王帝辛基本上是被诋毁的最厉害的一位君主了。可以说，在史料杂记中，纣王之荒淫残暴被描述的最多，也最离奇。那么，在历史上，商纣王为何会留下如此差的名声呢？历史真相又究竟如何呢？
煌煌大商本是华夏正统，帝辛开拓东夷、淮夷、虎夷，功垂千古，今天中国的大连、天津、青岛、连云港、上海、浙闽等领海之域，是帝辛开辟的，《淮南子》曰：纣之地，左东海，右流沙，前交趾，后幽都。可以说实现了中国的初步统一，在历史上是有功的，殷代末年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便是征服东夷，经营东南沿海。而这件事几乎被周以来的史学家完全抹杀了。
自盘庚以后，商朝贵族离心离德已日渐难制，商帝的祭祠、行政、军事难以展布，因而至祖甲时，废贵族公议，形成君主集权，加大王族势力。但受商代以氏族为社会基本组织单元的社会现实的影响，贵族的势力仍是难以抑制的。这些贵族都有自己的基本势力，商帝亦难以拔除。故而在商帝强势时可以压服，一旦商帝稍弱便各自为政，乌烟瘴气。因此，自帝武丁以后，商王朝“圣贤之君六七作”，大部分时间商帝是强势力的。然而，帝辛继位时，由于王族的分裂和微子一派的疯狂，这些贵族亦蠢蠢欲动。
而整个商族，由于数百年的兴盛，疲态尽显。奢侈享受、贪生怕死，自私短视，“朋家作仇，胁权相灭”，一派衰落腐朽的八旗模样。而且，商族好酒之风甚盛，自商帝、王公大臣以至庶民，无不酗酒成风，以至于“一国失日”。周人攻击帝辛“沉湎冒色”，孰不知这是商族整体的嗜好与行为，在当时的环境下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然的。帝辛再英明，亦未能脱“俗”。
在如此情况下，商王朝中央已对周边的诸侯方面失去控御能力。诸侯们时附时叛，时时骚扰、袭击，尤其是东夷，竟多次入王畿掳掠。东夷原本是商王朝的盟友，后虽有龃龉，但不为大害。武功赫赫的帝武丁曾惩灭坐大的方伯大彭。虽武丁一朝服贴，但给后世商帝留下隐患。帝武丁可谓为一时之忿而自毁长城。因此，六七帝而东南不宁。自帝武丁迄帝辛，对东夷用兵就未停过。而在西边，周人自帝武乙时已渐孳大。《竹书纪年》中的帝武乙“狩于河、渭，大雷震死”的记载相当奇特。现代人多数怀疑帝武乙的真正死因，但绝对与周人脱不了干系。至帝文丁，周季历继续骄横征伐，被帝文丁所杀。至帝辛时，周侯昌变本加厉，已成西方大患。
这就是帝辛继位后的局面，一个内部四分五裂、外部群强环伺的老大帝国。帝辛继位后的措施，因史料缺乏已难以全面描述。但根据现有的简略记述，综合起来可勾勒出一个大致轮廓：一是对内部的驾驭。帝辛一方面对四分五裂的内部庞大的反对阵营进行分化、打压，不惜采取高压手段，杀比干，囚箕子，逐微子，另一方面，简拔外来逃臣中的飞廉、恶来为将，牢牢掌握军队。此二人亦不负帝辛重望，飞廉为伐东夷统帅，商亡后仍坚持战斗，直至战死。而恶来更是战死于牧野。至于内政，用费仲以对抗诸方势力。二是以战功稳局势，树威望，凝人心。帝辛即位元年即命九侯、虞侯，邗侯——这与周人历史命周侯昌为西伯要早五十年，而且原因、目的均不一样。四年，在西边举行军事演习以震慑西部诸侯，尤其是周人。九年，伐有苏，获妲己。二十二年，大搜于渭，囚西伯昌——现代人认为，帝辛为解除西边威胁，于此时杀掉了西伯昌，而不是象周人说的那样因诸侯声援而惧而释之。
在解决西部威胁后，帝辛掉头东征、南伐，对时常侵袭至王畿的东夷进行讨伐，倾全国之力以期灭掉百年来的肘腋之大患。商与东夷之战是一场漫长的、消耗极大的苦战，经数十年方决出胜负。而此时商王朝所有的精华已消耗殆尽，虽然是战胜者，俘虏、财货无数，但帝国已成空架子。故而，以帝辛之英明强势，只能将周人在西部征伐视若不见，而是极力地消化战果，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抚平战争的创伤。而这时，一直被帝辛强势压制的反对派在关键时刻给虚弱的商帝国致命一击——大夫帝甲、内史向挚、微子先后逃到周，向周人出卖帝辛极力隐盖的帝国真相，引导周人乘虚而入，煌煌大商顷刻间轰然倒塌，帝辛山河梦断，壮烈殉国。
我们再来看看近代有些学者的评语，便能理解为什么“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能够理解“纣王那时很有名声。商朝老百姓很拥护他。”因此，微子启从周人手中乞求而建的宋国的商人后裔，才会写出《玄鸟》那样的诗来纪念帝辛、赞美帝辛，称帝辛为无微不胜的“武王”。
在春秋时期，关于纣王的罪状还只限于比干谏而死。到了战国，比干的死法就生动起来，屈原说他是投水淹死，吕不韦的门客则说他被剖心而死，到了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已经变成说纣王剖开他的心是为了满足妲己的好奇心，想看看圣人的心是不是七窍....一直以来以讹传讹的力量本来就很强大，只能说成王败寇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吧。世之毁誉，莫得其实。审形者少，随声者多，或至以无为有。
因此有人会说:尧舜不胜其善，桀纣不胜其恶。桀纣非杀父与君也，而世有杀君父者，人皆无道如桀纣。
客观地来说，西周文明跟殷商文明是迥异的，可以说有了质的改变，包括统治方式、合法性来源等根本性问题；批倒批臭是必须的。但殷商所代表的东夷族势力依旧强大，不可以贸然翻脸。
这种斗而不破的局面，需要双方都有退路，那就得找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替罪羊。而帝辛，就成了最好的选择。抹黑帝辛的操作极其成功，也隐藏了中华文明起源的一段黑历史，人牲、人殉直到三千年后才被后世知晓。“商周鼎革足以慰千年人牲之苦”。
三千年后的今天，河南安阳殷墟，黄土掩埋着殷商王朝最后的都城：朝歌。一个世纪以来，考古学者在这里发掘出了数量惊人的被残杀的尸骸，一起出土的甲骨文显示，他们死于商人血腥的祭祀典礼。累累骸骨告诉世人：这里掩埋了被忘却的血腥文明，梦魇般恐怖而悠长的岁月。
多年的自然变迁和人工已经破坏殷墟遗址，整个商朝共有过多少这样的人祭现场，就无法确知了。这些遗址时代早晚不同，说明人祭的做法曾延续了很多年。它绝不是某位暴君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一个文明的常态。但在被考古学家的铲子揭露之前，中国古史文献从来没有提及商人的这种习俗。
文王之子——周武王灭商之后，朝歌城被废弃、掩埋，商人的这种风俗也消散如云烟。但周朝人又为什么删除了对那个血腥时代的记忆？这和他们的兴起、灭商、建立周朝又有什么关系？
后世演义中纣王的各种恶行，炮烙、杀婴、挖心，跟真实历史上的人祭制度一比，根本就是小儿科。
我们需要感谢周人的转变，彻底扭转了萌芽阶段的中华文明某种暗黑的走向，要不然，我们的祖先极有可能走上阿兹特克式的自我毁灭之路，而后者同样起源于东亚。“黑暗而血腥，从林中阴森的火光照耀着鲜血流淌的金字塔。这就是我对它的印象”（三体语）。如果殷商文明的模式继续下去，它所产生的，将不只一个纣王！
实际上，从西周开始，我们今天的中华文明才真正开始成型。而这一切，都需要跟殷商的鬼神文明彻底决裂。
商人和神灵做交易的理论，也要做彻底修改。给神灵、祖先的献祭只是表达虔诚敬意，不需要、也不允许无限丰厚。神灵不再是贪得无厌的嗜血饿鬼，而是保佑有德者、惩戒无德者的最高仲裁，维系着周公倡导的人间道德体系。
在商人的功利、血腥、残暴已然登峰造极之后，周公创建了一套全新文化：节制欲望、善待他人、克己复礼、勤勉拘谨。这就是正在形成的新华夏族的样板品格。所以，殷商的意识形态一定要毁灭，而对其代表人物的人身攻击，就是最直接的猛药。
但真正操作起来，掣肘颇多，最大的阻挠就是作为殷商本部，而且实力依旧雄厚的东夷族。如果打压太狠，他们的反扑是立本未稳的周人难以承受的。武王刚死，殷商遗民就能挑拨出三监之乱，而西周的军魂人物姜尚，余生都耗费在同东夷的军事对抗之中。不得己，周人也做了很多妥协，包括让纣王庶兄微子继承殷祀。既然胁从不问，那就只好严惩首恶了。于是，西周的宣传机构再次瞄准了帝辛，“天下之恶皆归焉”。能在失败之后，用自己残余的名声为族人换取一个出路，这个曾经武功赫赫的军事首脑、政治领袖，也算物尽其用了。
历史，总是由成功者讲述。周朝的这些史学家，出于对维护统治的需求，绞尽脑汁把商纣王“编排”的如此“丰满”，后世的史学家还有那些喜欢“演绎”的野史写作者自然要追寻着这些足迹，描绘出更加“光彩夺目”的纣王了。纣王的名声如此差，但是，纣王在真实的历史上所做所为，未必全如“传说”中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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