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是日本東洋歷史學家貝塚茂樹的一本代表作，該作者致力於研究甲骨文、金文等史料，結合現存的文獻，用嚴謹的態度整理將春秋戰國時期的大小事件整體成《春秋戰國》一書。
書中涉及的史料十分廣泛，內容涵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形態等各個方面。事件安排上，以時間為序，這樣顯得脈絡清晰，幫助讀者梳理和理解。
春秋戰國時期，是我國史上最動盪的時期，也是中華文明發展最迅速的一個時期。可以說這是最亂的時代，也是最好的時代。在這個時代，歷史格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士族開始登上歷史舞臺，知識分子開始大放異彩，百家爭鳴的局面由此形成。
《春秋戰國》——貝塚茂樹 著
德國存在主義哲學家卡爾·雅斯貝爾斯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第一次把公元前500年前後同時出現在中國、西方和印度等地區的人類文化突破現象稱之為“軸心時代”（Axial Period）。
這正是我們的春秋戰國時期，此時的中國，誕生了孔子、孟子、老子等一批優秀的教育家，形成儒家、道家等一系列學派，中國哲學開始興起，教育家與政治家開始結合，他們對當時的世界格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這一時期的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革，是新舊交替的過度時期。舊的奴隸制度分崩瓦解，開始蕩然無存，新的制度與文化開始醞釀。
儘管我們經常把春秋戰國放在一起討論，但是這兩個時期其實有著本質的區別。就像王夫之所說的那樣：“戰國者，古今一大變革之會也”。
諸子百家
01
政治：從世卿世祿制到官僚制度的變遷
《詩經·小雅·北山》中記載：西周時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也就是說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周王朝所建立的制度與文化對春秋時代的人們影響深遠。
春秋時期政治上所奉行的是世卿世祿制。所謂“世卿”，就是天子或諸侯國下的貴族所擁有的官職，可以世世代代、父死子承，這樣連任下去。換句話說，貴族永遠是貴族，不管孩子有多糟糕，都可以直接繼承父親的高官。
“祿”就是指錢財的意思。我們有個成語叫“高官厚祿”，就是指職位高，待遇優厚。所謂“世祿”，就是祖輩所積累的錢財、土地的稅收等都可以世代傳承，子承父業。
在春秋時期，實行的便是這種世卿世祿的制度，階層固化嚴重，普通平民很難改變自己的現狀。即便是春秋末期的孔子，其父也是士階層的官員。
一、春秋：尊王攘夷
此時的周天子雖然式微了，但是名義上仍是各諸侯國的王，地位高於齊、晉、秦、楚等諸侯國。
在這種情況下，各國霸主，先後打出了“尊王攘夷”的旗幟，“尊王攘夷”就是指尊奉周王為中原之主，抵禦北方的遊牧民族。作為“春秋五霸”之首的齊桓公，他也是受天子之命成為霸主，替天子率領諸侯去抵禦戎、狄或楚國的入侵，保護中原。
到了春秋末期，封建制度開始崩潰，各國為了土地，肆意地發起戰爭，貴族內部對土地也開始爭奪，就如同現代人搶著分割財產一般。土地任意地被交換與買賣，此時的貴族制度已經無法維持了。
春秋五霸之首——齊桓公
二、界限：三家分晉
春秋與戰國的一個分水嶺便是“三家分晉”和“田氏代齊”事件。晉陽之戰使得晉室越來越衰敗，晉國基本被趙、韓、魏所佔；齊國的呂氏政權經歷了齊桓公等九代國君後，被田氏所取代，由此拉開了戰國的序幕。
徐中舒先生曾說：“孔子沒後，三家分晉，田氏代齊，這是霸主時代存亡絕祀所絕對不能容忍的事。這是封建社會君主等級制開始崩潰的信號。”
如果說春秋時期大家還是在“周禮”的外衣下發動戰爭，而到了戰國便撕下了這層外衣，為了利益進行赤裸裸的戰爭。這時候完全“禮崩樂壞”，其中“三家分晉”和“田氏代齊”便是一個開端。
三家分晉
三、戰國：軍功爵制
春秋時的世卿世祿制再難維持，開始轉變為戰國時的官僚制度。
所謂“官僚制度”，就是指用軍功爵製取代世卿世祿制。所謂“軍功爵制”，就是指凡是建立軍功的人，不管出生如何，按照軍功的大小可以享受爵祿。而那些沒有軍功的宗室貴族，將失去世襲的特權，取消爵位。
軍功爵製出現的第一個原因便是法家的盛行。
軍功爵制在秦國實施地最為徹底。秦國地處偏遠，經濟不發達，所以根基不穩，貴族勢力較弱。這一缺點反而成全了秦國，秦國率先在全國推行法家的政策，歷史上著名的“商鞅變法”大力推動了秦國的發展。
商鞅變法中明確規定：無論地位高低，戰爭的賞罰以敵人的首級計算。也就是說，
軍功越大，得到了官職越大。同時規定，宗室王族如果沒有軍功不列入王族籍冊，沒有功績，雖為富人也不能享受奢華的生活。
商鞅變法
軍功爵製出現的另一個原因便是郡縣制取代了分封制。
在
春秋時期，國君會將土地等賜給有功之人或者本族之人，獲得分封的土地可以世代繼承，也就是說土地是世襲的。戰國時期開始出現郡縣制，將都邑稱之為“縣”，由中央直接管轄，並由皇帝任免郡守或縣令進行管理，不可以世襲。所謂縣，在古代是“懸”字，表示“從屬”的意思，即從屬於中央。而“郡”則是“群”字，也就是統轄幾個縣的群。郡縣制打破了土地世襲制，為軍功爵制提供了物質基礎。
從春秋到戰國，政治上實現了由世卿世祿制到官僚制度的歷史變遷。世襲制度被取代，庶民地位得到上升。
郡縣制
02
文化：從公學到私學的變遷
從夏商周開始，教育一直是“學在官府”，官師是合一的。師氏、大司樂、樂師等都是國家官員，同時擔任各級學習的老師。同時，政教也是合一的。學校既是施教的場所，也是進行政治活動的宮廷。
此時的學術和教育都是被王宮及各級政府所把持的，民間沒有學校，普通庶民也無法進行學習。即所謂的“禮不下庶人”。
“學在官府”的主要原因是隻有官府有書本、有樂器、有學校，而民間缺乏這些。最開始官府採用的“樂教”，用音樂來教化人民，後來演變為“詩教”，通過詩詞歌賦來教化人民。
學在官府
隨著貴族制度的沒落，周天子權勢下降，“學在官府”開始演變為“學在四夷”。官府的學術散落到東夷、西戎、南蠻、北狄所處之地。
曾經的官吏（老師）因為國家沒落而到各諸侯國去謀取出路，而各諸侯國也需要這類人為他們提供服務，因此產生了“士”這個階層。
為了爭權奪利、稱霸天下，各諸侯國養士風氣盛行。因為“邦無定交，士無定主”，有能力的“士”隨時有可能放棄前主，另棲良枝，所以士的身價越來越高。大家紛紛去“從師”，慢慢地，私學便開始盛行了。
到了春秋末期，孔子打破了“學在官府”的格局，辦立私學，招收普通庶民為弟子，給了平民百姓學習的機會。
孔子畫像
戰國的社會環境以及私學的盛行導致了大家的價值觀發生了變化。
一、從重義到重利的變遷
春秋時期，“禮”被看作是治國的根本。人們推崇“仁”“義”“禮”“智”“信”，即便是春秋末期的一代聖人孔子，也用盡畢生之力呼籲重建周公創建的周文化，孔子所說的“克己復禮為仁”中的“禮”便是指西周之禮。
從西周到春秋末期，大家談到的“利”一般都是指“公利”，即國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社稷的利益，而不是個人的利益。此時的“利”相當於“義”的結果。所謂“義以生利”便是這個道理。
春秋時的重義主要表現為要盡心為天子做事，為天子解憂。
《春秋》中記載，公元前636年，周王室發生內亂，襄王派人去向晉求救。
狐偃對晉侯說：“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
晉侯聽取了狐偃的建議，侍奉周天子回到王城。也就是說，對於國家而言，要幫助天子才是“大義”。
春秋末期諸侯圖
到了戰國，從國家到百姓，從集體到個人，做事的出發點便變成了“利益”。 所謂“重利”，就是把能否獲得“利”作為判斷的標準。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這是戰國時期的真實的寫照。
《孟子·梁惠王上》中記載，梁惠王見到孟子的第一句話就是關於“利”。原文如下：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
意識是“老先生，您不願千里來到這裡，一定是有對我的國家有利的高見吧？”
孟子回答說：“大王說怎樣使我的國家有利，大夫說怎樣使我的家庭有利，普通人說怎樣使我自身獲利”。
孟子見梁惠王
著名縱橫家蘇秦，最開始窮困潦倒，“妻不以為夫，嫂不以為叔，父母不以為子”，他的所有家人都嫌棄他。等到他手握六國相印衣錦還鄉時，此時父母誠惶誠恐，親人在他面前卑躬屈膝。血濃於水的親情都抵不過“重利”的價值取向。
戰國時期，大到國家邦交，小到人際關係，都表現出利益至上的價值觀。
從春秋到戰國，人們的價值觀從“重義”演變為“重利”。
蘇秦、張儀畫像
二、從重信到重計的變遷
春秋時期，“信”被人們公認為是國家的寶物，要想取得戰爭的勝利，就必須“重信”。
“宋襄之仁”的故事便是一個很好的證明。宋襄公因為受辱而暴怒，入侵了鄭國。此時鄭國向楚國求救，楚軍與宋軍在泓水對峙。
楚軍打算渡水進攻的時候，宋襄公的左師目夷說：“敵軍眾多，趁他們還沒全部渡過泓水，請攻擊他們。”宋襄公沒有同意。
等到楚軍全部渡河，但還沒擺好陣勢，目夷再次建議出擊，宋襄公依舊拒絕了。最後宋襄公受人指責時，他說：“敵軍還沒擺好陣勢，趁機攻打，這不是君子所為。”
宋襄之仁
面對如此緊急的情況，宋襄公依舊遵守戰爭規則，堅守心中的“道義”。到了戰國時期，外交由春秋時的“信義外交”演變成了“謀略外交”。
劉向曾說：“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遊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
到了戰國，像孟子這樣的儒家代表並不受歡迎，那些陰謀家、縱橫家受到各諸侯的待見。
最典型的便是縱橫家蘇秦與張儀，他們憑藉三寸不爛之舌，宣揚自己“合縱”或“連橫”的思想，最終官居高位，深得各王的歡心。
張儀
比如張儀欺騙楚懷王事件。秦國想要攻打齊國，但是此時齊國與楚國為同盟國，於是派張儀去楚國破壞同盟。
張儀對楚懷王說：“秦國願獻出600裡封地，並讓秦國公主服侍大王您左右，秦楚聯姻，結為兄弟。”
楚王一聽非常開心，撕毀了與齊國的同盟。可是等到真正讓秦國獻出封地時，張儀說：“我有秦王賜給的6裡封地，願意把它獻給楚王您。”
從600裡變成6裡，明顯是背信棄義的行為。可此時的楚國如果與秦國單打獨鬥，並非秦國對手。
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說：“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
顯然，到了戰國時期，大到邦國之交，小到個人交往，都不再“重信”，而是“重計”。只要能達到目的，哪怕不擇手段，似乎也無可厚非。
背信棄義在戰國時期是常態。
張儀欺騙楚懷王
結語
《春秋戰國》這本書內容全面且嚴謹，語言通俗且幽默，觀點獨到不偏頗，為我們展示了一幅全面的春秋戰國的畫面。儘管我們把春秋戰國放在一起談論，但是其中發生了
從世卿世祿制到官僚制度的變遷、從公學到私學的變遷、從重義到重利的變遷、從重信到重計的變遷等歷史變化。閱讀更多 星空婉兒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