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文化、科學、經濟都高度繁榮的時代。它上承五代十國下啟元朝，分北宋和南宋兩個階段，共享國祚三百一十九年。它的魅力之處在於迥異於此前中原王朝延綿千年的社會結構和政治權力格局。
眾所周知，先秦時期各諸侯國均由貴族把持，以宗法血緣為核心，帶有濃郁的部族色彩。秦滅六國，一統天下之後，以郡縣制替代分封制，以官僚階層取代貴族成為王朝的統治精英。然而到了漢武帝后期，由於漢朝和匈奴的常年戰爭，嚴重消耗了國力底蘊，迫使朝廷為了維繫官僚體系的正常運轉，不得不增加稅負以保證財政穩定。然而這直接導致百信負擔加重，不得不通過變賣土地，淪為豪族大戶的佃戶。土地兼併、人口隱匿，這進一步惡化了朝廷的財政負擔，反而刺激豪族崛起。
所謂豪族，許多都是從先秦貴族轉化而來，這些豪族往往家學悠久、財力雄厚，在地方上的勢力盤根錯節，是名副其實的“土皇帝”。正因如此，西漢末年豪族王氏在成為外戚之後，甚至發展到了王莽篡漢的地步。後來光武帝劉秀重建漢朝，史稱東漢，卻依然不得不依託於地方豪族的支持。縱觀整個東漢王朝的權力結構，就是一部豪族世家、外戚（往往由豪族充當）和宦官（皇權代言人）相互爭鬥的羅生門。
黨錮之禍、曹丕篡漢、司馬炎篡魏等歷史事件的背後，均有豪族世家的影子。到了兩晉時期，九品中正制背景下的豪族逐漸轉化成為士族階層。即便是南北朝時期，南北兩側士族世家依舊深刻影響著大江南北的政治發展脈絡。待到南北朝後期，士族門閥已經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其中的佼佼者便是赫赫有名的關隴門閥。
關隴門閥依託於漢中、隴西等地，是自北魏後期由鮮卑軍事貴族和漢地塢堡世家結合在一起，逐漸衍生出來的一股崇文尚武的勢力。其創建者是西魏權臣宇文泰，先後建立了北周、隋朝和唐朝。自隋文帝至武則天，隋唐前期為了鞏固皇權，始終在與以“五姓七氏族”為核心的世家門閥進行交鋒。然而隋唐門閥的最終落幕，是到了朱溫篡唐之後，經歷了白馬驛之禍後逐漸完成的。此前的黃巢動亂波及之廣遠甚安史之亂，損傷了士族門閥在地方上的根基，朱溫又從肉體上將朝堂重臣誅殺殆盡。不僅如此，唐末戰亂的延續時間之長也讓門閥世家無法恢復元氣。
公元947年，曾經如日中天的門閥巨攀崔氏，其後人崔梲親自培訓的樂工夾道奉迎耀武揚威入中原的契丹人，早已不復舊日的時光。正是在此背景之下，在五代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宋朝，從一開始其皇權制度就與前朝迥然不同。宋朝是文官統治的時代，昔日掣肘皇權的領主、豪族世家、士族門閥都已經“飛入尋常百姓家”了，這讓許多人產生了一個幻象，大家往往誤以為宋朝皇帝一定是口含天憲、出口為敕的。事實上，在文官體制下的宋朝皇權依然受到了種種約束。
事實上，縱觀宋朝三百多年，平庸的皇帝有許多，專制的皇帝卻一個沒有。倒是專權的宰相出現了許多，諸如北宋的丁謂、王安石、蔡京，南宋的秦檜、韓侂冑、史彌遠以及賈似道等。那麼宋朝的皇帝究竟受到了哪些制約，這些限制又源於何處呢？
對天命與道理的敬畏
首先對皇權具有約束效益的就是“天”，所謂“天”就是指天命。不同於古代西亞、歐洲地區的“君權神授”法統傳承邏輯，中國經歷了商周之變後逐步形成了更為普世的“君權天授”法統傳承邏輯。周朝以概念化、意識化的“天”取代了具象化的“神”，作為世俗君主權力的正當性來源。秦漢、隋唐，乃至宋朝皇帝舉行泰山封禪，則是這一思想的具體執行層面的體現。從秦漢開始，皇帝皆以“天子”自居，人們相信上天有一雙眼睛在盯著凡間的天子，並且會通過災異向失德的君主發出警示。朝臣們往往會利用人們的天命信仰來約束皇帝的行為，宋朝人自然也承襲了這一觀念。
宋徽宗時期，掌控朝局的變法派（新黨）為了打擊保守派（舊黨），將其朋黨名單刻在石碑上，豎立在京城和各地，即“元祐黨人碑”，這就是新黨利用天命打擊政敵的實例。而保守派後來以彼之道還之彼身，趁天空出現彗星（古代認為彗星是掃把星、星變、災星），宋徽宗因心裡害怕而下詔請群臣直言朝政得失的時候，上書勸解接觸元祐黨人之禁，將石碑推倒毀掉。需要補充的一點，宋朝人，至少是觀測天文的官員已經知道月食、彗星等天象發生的原理了，但這似乎未曾影響皇帝的敬畏之心。從天命觀延伸出來的天道之理，從宋初開始就被宋朝君臣普遍遵循。太祖皇帝曾詢問趙普“天下何物最大？”，趙普熟思良久回答道“道理最大”。
祖宗之法的震懾性
相傳宋太祖趙匡胤在太廟曾立了一塊石碑，要求每一任皇帝繼位之後都要默讀石碑上的碑文。碑文上的內容大體有三點，第一柴氏子孫有罪不加刑，即便謀逆也僅可獄中被賜自盡，且不可連坐旁支；第二不得誅殺士大夫以及諫言之人；第三後世子孫有悖上兩條，則必遭天譴。這座石碑立於太廟之中，相當於宋太祖對上天做的一個誓約，其約束力包含先祖和天命兩層來源。
約束宋朝皇權的祖宗之法絕不僅僅是歷代先皇，還包括由儒家文臣整理出來的一系列源於典故、慣例的制度系統。這些以先祖名義延續下來的制度，其權威性自然要遠大於在世皇帝。如若現任皇帝做出了不符合儒家理念的行為，士大夫集團就可以搬出“祖宗家法”來逼迫現任皇帝做出退讓，否則就成了“不肖子孫”。王安石變法時，保守派人士就曾以“祖宗家法”來打擊變法派人士。
經筵、公議、國是，君主與士大夫共治天下
宋朝的祖宗之法，十分強調士大夫群體的地位，推崇儒家的教化之道。他們將《論語 泰伯》中“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逐步引申為“士當以天下為己任”，進而得出君主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念。在宋人的觀念裡，皇帝是國家的象徵、道德的楷模、禮儀的代表、上蒼的代言，並不需要執行具體的政務。士大夫也不是君主統治天下的工具，而是與皇帝一樣同為治理天下的主體。這樣一套權力中樞的運行制度，自然對皇權具有極高的約束力。
在具體制度層面主要表現在經筵、公議、國是三個方面。所謂經筵就是教授皇帝讀書，要求皇帝自覺遵守為君之道，接受儒家士大夫的教化；所謂公議就是公眾（士大夫群體）議論的含義，常被用於對皇帝行事不合法度的抗爭；所謂國是，則相當於“基本國策”，通常是由皇帝和士大夫們共同商議出來的宏觀層面的大政方針，一旦訂立之後，皇帝個人往往難以單方面更改。從中可以看出，宋朝的制度既有對皇帝權力邊界的限制制度，也有對皇權執行的檢查制度。除此之外，宋朝還通過了一系列法條，將包括皇帝在內的所有人都囊括其中，需要接受法條的制約。
史官，貫穿千古的輿論監督者
商朝時期，專門負責冠婚喪祭時司儀的祭官被稱作為“儒”，由於需要按照一定禮儀行事，且需要用文字予以記錄，儒逐漸發展成為重視禮儀和史料記載的職業。春秋時期，儒家學派誕生之後，華夏漸漸開始以禮儀之邦自詡，其史官制度也變得非常發達。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一方面促使儒家逐漸成為皇權統治天下的思想工具，另一方面也將皇位正統性的解釋權拱手讓給了儒家。而儒家制約皇權的方式絕不僅僅是通過天命道理的解釋，還有對皇帝言行舉止的記載。
可以這麼說，史書是中國古代最早的輿論監督工具。一位皇帝的一言一行都將被史官記錄，如果這位皇帝非常在意他身後的歷史聲名，其行事就不能不有所顧忌。所以說，史官是貫穿千古的輿論監督者，其歷史厚重感足以讓任何希望青史留名的皇帝有所顧忌。
綜上所述，自秦王掃六合之後，中國逐漸從貴族社會向皇權專制社會轉型。然而宋朝以前，除了秦皇、漢武等少數幾位皇帝之外，餘者皆面臨皇權遭受世家豪族、士族門閥掣肘的局面，以至於皇帝不得不倚重於外戚或宦官的力量。然而隨著唐末戰爭的波及，士族門閥消散殆盡，新的社會結構逐漸形成。兩宋皇權制度從一開始就是以士大夫階層為核心的文官體制，但這並不意味著皇帝權力獲得了強化，反而遭到“祖宗之法”、史官監督、經筵、公議等多層次的約束，因此不可能出現專制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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