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簍子”這一名詞，對於當今蓋州大多數年輕人來說比較陌生，但對於蓋州大多數中、老年人來說，卻是相當熟悉。在他們印象中，“蓋簍子”除了是數十年前每家每戶的生活必需品以外，更是一部分不友善的外地人侮辱蓋州人專用的帶有貶義性質的稱呼。其實不然，“蓋簍子”之所以被外地人所熟知，是因為早在六百多年前的明代，蓋州就以當地所產的綿條編的簍子遠銷關內沿海區域並得到廣泛使用，而聞名天下，成為蓋州的專屬“名片”，外地人讚歎蓋州人的手藝，因此而稱蓋州人為“蓋簍子”。蓋州地區編簍的歷史最早能夠追溯到明代初期，當時大明江山穩固後，南北商貿流通愈加頻繁。蓋州地處遼東半島中部，遼東灣東岸，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讓蓋州發展成山東、江蘇、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區客商與遼東地區貿易往來的中轉站，當時的蓋州連雲島港是遼東地區首家貿易港口。到清代“康乾盛世”，蓋州也迎來發展的鼎盛時期，成為遼南地區的商貿中心。據民國十九年《蓋平縣誌》載：”雖系蕞爾偏邑，而名聞八閩，聲達三江，無不知有蓋州者，皆因貨物積散之傳播也。”在塑料發明及塑料製品普及前，各類貨物的盛裝工具只能使用缸壇甕罐、桶箱簍筐等。缸壇甕罐由於是陶瓷製品，雖然密封性較好，但沉重易碎，且容積受限，不能裝太多貨；桶箱簍筐是木製品，雖然容積較大，裝貨較多，但密封性、耐用性較差，不能盛裝酒、油、醬等液體類貨物。古時，因南北路途遙遠，交通工具落後，運輸週期較長，貨物易發生損壞或變質，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南北長途貿易往來。
明代早期，聰明睿智的蓋州先民經過反覆實驗，發明了一種特殊的簍，這種簍密封性好、容積量大，且輕便美觀、堅固耐用，深受本地及外地客商的青睞。這種簍就是後來聞名天下的“蓋簍子”。清代至民國時代，蓋州地區盛產的黃花魚、鮁魚、海蜇、滷蝦油、滷蝦醬、大豆油以及號稱“遼東小茅臺”的蓋平高粱燒白酒等產品，深受關內及沿海地區的歡迎，每年都要“出口”大量諸如此類的產品。長途運輸這些特殊產品，只能用“蓋簍子”盛裝才能最大程度上保質、保量、保安全。隨著塑料的發明及塑料製品的普及，“蓋簍子”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蓋簍子”編做工藝如今幾乎失傳，其實物也寥寥無幾。舊時，編做“蓋簍子”的選材用料及各道工序都是“秘方”，即使是如今在世的耄耋老人，若非本行，對其“秘方”也不得而知。若要探尋“蓋簍子”的原本實際的編做工序，只有訪問“蓋簍子”的傳人或後人。經過多名在蓋州古城內土生土長的老人們的共同回憶並證實，“蓋簍子”最後的傳人為已故編簍手藝人——徐文芝，其子徐成剛健在，家住滕家楞子，他肯定知道不少關於其父編簍的情況。根據老人們提供的線索，記者找到了徐成剛，並根據他的回憶將“蓋簍子”的編做工序真實地還原出來。徐文芝出生於1900年，13歲時被其父送至滕家楞子道南的“呂記簍鋪”學藝。幾年後，“呂記簍鋪”因故倒閉。此時，已學有所成的徐文芝自立門戶，在滕家楞子道北開設“徐記簍鋪”。一干就是一輩子。“蓋簍子”與一般的土籃、糞筐、蘋果籠子、笸簍等普通簍不同，其對規格大小、堅固耐用性、密封防腐性等要求甚高。編簍所用的原材料必須使用生長於城南大清河畔的一種“柳條”（非柳樹枝條），收割回來的柳條成捆垛在倉庫的陰涼避光處，每日對其噴水使其長期保持溼潤及韌性。編簍時，使用一種用牛角製作的特殊工具，插入柳條斷面，向前一劈，將一條破成三條。“蓋簍子”主要為方簍、圓簍兩種形態，根據用途大小不一。其中圓簍較為好編，方簍若沒幾十年“功力”，很難編好。編好完整形態的簍只是半成品，若要達到密封防腐效果，必須對其進行特殊處理。這時候豬血、石灰、毛頭紙（祭祀用的燒紙）就派上用場了。豬血採購至城外的鍋房（殺豬的地方），毛頭紙採購於城東的“祝家紙坊”。將毛頭紙鋪於案上，把用適量豬血和石灰攪拌而成的特殊膠質刷在紙上，每三張紙為一封，刷好一封將其在簍內壁裱糊，一般情況下一個簍需要糊三至五封浸塗豬血、石灰膠質的毛頭紙。隨後，將編做好的簍移至院中，院中埋設一排木杆，將簍口衝下插在木杆上，先陰乾，再將簍取下來，將簍口衝著陽光暴曬幾個小時。最後一道工序就是點燃一根木棒，將火滅去，將冒煙的木棒插入簍口，用煙燻一會，“蓋簍子”成品就製作完成了。解放以前，“徐記簍鋪”出產的簍主要銷往蓋州城“德隆燒鍋”等制酒作坊、各大會館以及沿海漁民等，並通過各大會館銷往全國各地，生意較為興隆。在千百年的發展征途中，蓋州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化現象，留下了璀璨文化遺產。像“蓋簍子”這一見證蓋州商貿繁華的古老手工藝品本應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卻在歲月流轉和社會變革中黯然失色，幾乎失傳，這不得不說是一個遺憾。記者認為，將來如何將其搶救並保護傳承是逐步踏上小康之路的當代蓋州人應該深入思考的問題。希望有朝一日，“蓋簍子”能夠在全國重新揚名，當外地人再次提起“蓋簍子”這一名詞時，蓋州人民能夠發自內心地感到自豪。作者：王友祿
閱讀更多 蓋州城事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