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篓子”这一名词，对于当今盖州大多数年轻人来说比较陌生，但对于盖州大多数中、老年人来说，却是相当熟悉。在他们印象中，“盖篓子”除了是数十年前每家每户的生活必需品以外，更是一部分不友善的外地人侮辱盖州人专用的带有贬义性质的称呼。其实不然，“盖篓子”之所以被外地人所熟知，是因为早在六百多年前的明代，盖州就以当地所产的绵条编的篓子远销关内沿海区域并得到广泛使用，而闻名天下，成为盖州的专属“名片”，外地人赞叹盖州人的手艺，因此而称盖州人为“盖篓子”。盖州地区编篓的历史最早能够追溯到明代初期，当时大明江山稳固后，南北商贸流通愈加频繁。盖州地处辽东半岛中部，辽东湾东岸，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让盖州发展成山东、江苏、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区客商与辽东地区贸易往来的中转站，当时的盖州连云岛港是辽东地区首家贸易港口。到清代“康乾盛世”，盖州也迎来发展的鼎盛时期，成为辽南地区的商贸中心。据民国十九年《盖平县志》载：”虽系蕞尔偏邑，而名闻八闽，声达三江，无不知有盖州者，皆因货物积散之传播也。”在塑料发明及塑料制品普及前，各类货物的盛装工具只能使用缸坛瓮罐、桶箱篓筐等。缸坛瓮罐由于是陶瓷制品，虽然密封性较好，但沉重易碎，且容积受限，不能装太多货；桶箱篓筐是木制品，虽然容积较大，装货较多，但密封性、耐用性较差，不能盛装酒、油、酱等液体类货物。古时，因南北路途遥远，交通工具落后，运输周期较长，货物易发生损坏或变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南北长途贸易往来。
明代早期，聪明睿智的盖州先民经过反复实验，发明了一种特殊的篓，这种篓密封性好、容积量大，且轻便美观、坚固耐用，深受本地及外地客商的青睐。这种篓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盖篓子”。清代至民国时代，盖州地区盛产的黄花鱼、鲅鱼、海蜇、卤虾油、卤虾酱、大豆油以及号称“辽东小茅台”的盖平高粱烧白酒等产品，深受关内及沿海地区的欢迎，每年都要“出口”大量诸如此类的产品。长途运输这些特殊产品，只能用“盖篓子”盛装才能最大程度上保质、保量、保安全。随着塑料的发明及塑料制品的普及，“盖篓子”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盖篓子”编做工艺如今几乎失传，其实物也寥寥无几。旧时，编做“盖篓子”的选材用料及各道工序都是“秘方”，即使是如今在世的耄耋老人，若非本行，对其“秘方”也不得而知。若要探寻“盖篓子”的原本实际的编做工序，只有访问“盖篓子”的传人或后人。经过多名在盖州古城内土生土长的老人们的共同回忆并证实，“盖篓子”最后的传人为已故编篓手艺人——徐文芝，其子徐成刚健在，家住滕家楞子，他肯定知道不少关于其父编篓的情况。根据老人们提供的线索，记者找到了徐成刚，并根据他的回忆将“盖篓子”的编做工序真实地还原出来。徐文芝出生于1900年，13岁时被其父送至滕家楞子道南的“吕记篓铺”学艺。几年后，“吕记篓铺”因故倒闭。此时，已学有所成的徐文芝自立门户，在滕家楞子道北开设“徐记篓铺”。一干就是一辈子。“盖篓子”与一般的土篮、粪筐、苹果笼子、笸篓等普通篓不同，其对规格大小、坚固耐用性、密封防腐性等要求甚高。编篓所用的原材料必须使用生长于城南大清河畔的一种“柳条”（非柳树枝条），收割回来的柳条成捆垛在仓库的阴凉避光处，每日对其喷水使其长期保持湿润及韧性。编篓时，使用一种用牛角制作的特殊工具，插入柳条断面，向前一劈，将一条破成三条。“盖篓子”主要为方篓、圆篓两种形态，根据用途大小不一。其中圆篓较为好编，方篓若没几十年“功力”，很难编好。编好完整形态的篓只是半成品，若要达到密封防腐效果，必须对其进行特殊处理。这时候猪血、石灰、毛头纸（祭祀用的烧纸）就派上用场了。猪血采购至城外的锅房（杀猪的地方），毛头纸采购于城东的“祝家纸坊”。将毛头纸铺于案上，把用适量猪血和石灰搅拌而成的特殊胶质刷在纸上，每三张纸为一封，刷好一封将其在篓内壁裱糊，一般情况下一个篓需要糊三至五封浸涂猪血、石灰胶质的毛头纸。随后，将编做好的篓移至院中，院中埋设一排木杆，将篓口冲下插在木杆上，先阴干，再将篓取下来，将篓口冲着阳光暴晒几个小时。最后一道工序就是点燃一根木棒，将火灭去，将冒烟的木棒插入篓口，用烟熏一会，“盖篓子”成品就制作完成了。解放以前，“徐记篓铺”出产的篓主要销往盖州城“德隆烧锅”等制酒作坊、各大会馆以及沿海渔民等，并通过各大会馆销往全国各地，生意较为兴隆。在千百年的发展征途中，盖州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现象，留下了璀璨文化遗产。像“盖篓子”这一见证盖州商贸繁华的古老手工艺品本应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却在岁月流转和社会变革中黯然失色，几乎失传，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记者认为，将来如何将其抢救并保护传承是逐步踏上小康之路的当代盖州人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希望有朝一日，“盖篓子”能够在全国重新扬名，当外地人再次提起“盖篓子”这一名词时，盖州人民能够发自内心地感到自豪。作者：王友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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