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上一次談到西方的思想家們對於民主的態度是非常消極的，從古希臘的柏拉圖、蘇格拉底，再到啟蒙運動時的伏爾泰、孟德斯鳩，他們都認為民主是多數人的暴政，是對自由的損害與踐踏。這與今天都認為民主是無可爭議的正義截然不同。
為何西方思想家對於民主的態度如此消極，很大原因在於雅典民主的劣跡，雅典實行民眾參與度較高的直接民主，官員和議員由抽籤產生，所有公民都有參政的機會。但這樣的制度設計不但未能給雅典帶來繁榮，反而導致了雅典輸掉了伯羅奔尼撒戰爭。民主處死了蘇格拉底，民主讓外行戰勝內行，將整個國家拖向災難。
那麼，雅典的民主是怎樣運行的呢？為何這樣的民主制度造成了巨大的災難？以至於讓雅典自己的哲學家都唯恐避著不及呢？
一、雅典的三個權力機構
民主這個詞起源於希臘，意為多數人的統治或人民主權，但今天的標準看，雅典民主的普及度並不高，在雅典，民主的民是指公民，而公民指20歲以上的雅典男子，據估計，伯利克里時代雅典人口有50萬，其中35萬是奴隸，除去奴隸、婦女、孩童和外邦人，雅典只有4萬公民，因此，雅典的多數人統治，實際上只是占人口比例不足十分之一的人的統治。雖然比例不高，但在當時，這已經是民眾參與程度最高的制度，而事實上也確實如此。
雅典的政治機構，主要有三個，一是最高權力機構公民大會，二是公民大會的常設機構五百人議事會。三是負責司法審判的民眾法庭。
公民大會是雅典的最高權力機構，但其議員並非選舉產生，而是從公民中抽籤獲得。公民大會至少有6000人，可以對雅典生活的方方面面進行表決，公民大會每年要召開40次，每次的會期是5個小時，6000人佔4萬人的比例大約為1/6.5，就比例上講，雅典民眾參與決策的機會遠非今天西方民主國家的民眾可比。
除了可以就任何事情進行表決，公民大會還可以發起陶片放逐，民眾把放逐者的名字寫到陶片上，誰得到的陶片最多，誰就會被流放，放逐期限為10年，被放逐者無權為自己辯護，須在10日內離開城邦。直到放逐期滿，被放逐者回城後，他的公民權和財產權才會恢復。陶片放逐法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防止出現危及民主制度的個人權威，因此，被陶片放逐的人往往是那些最有聲望的人，這項制度在之後完全成了多數人嫉妒少數人而發洩的工具。
（陶片放逐）
由於公民大會的規模太大，無法應付繁多的日常事務，因此公民大會擁有他的常設機構五百人議事會。500人議事會的成員也是由抽籤獲得，其職能主要是為公民大會召開做準備，以及在公民大會休會期間行使權利。
雅典的第三個機構就是負責司法的民眾法庭，雅典沒有專業的法官和律師，因此，民眾法庭的成員也是由600個被抽籤選中的公民組成（其中100個是候補），最終的判決結果就是由這500人投票產生，多數票的判決即是結果。
（公民大會會場）
從雅典的政治機構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極為明顯的弊端，那就是所有的機構都是由被抽籤選中的公民組成，這意味著進行重大決策的決策人大概率沒有專業知識，他們在昨天還可能只是鞋匠、農民，而今天就成了手握國運的一員。這種隨機的抽籤確實保證了所有公民參政的權利，但卻導致了決策的低效和混亂。
沒有任何專業知識的公民，依照自己淺薄的見識和本能肆意進行決策，最終被雅典造成了巨大的災難。
二、雅典的民眾法庭以莫須有的罪名處死了蘇格拉底
雅典民主制度弊端的一個典型案例就是以莫須有的罪名處死了蘇格拉底。與今天的西方不同，雅典並沒有什麼憲法，也不存在明晰法律的法官和律師，其法律裁決完全依照民眾的喜好與厭惡，因此民眾討厭誰，就利用多數人的權利對其進行迫害，而蘇格拉底恰恰是這樣一個人。
在當時雅典民眾普遍相信奧林匹斯眾神的背景下，蘇格拉底則不斷調侃神聖的眾神，主張引進新的神靈，甚至還宣傳過無神論思想，質疑眾神的存在，這對當時普遍信神的雅典是不可容忍的。（詳情見《理想國》）如果蘇格拉底低調行事倒也罷了，他卻偏愛公開發表自己的主張，他還廣泛招收學生，傳授自己的思想。因此，當時雅典人普遍認為蘇格拉底褻瀆了雅典神靈，毒害了雅典的青少年。
最終，蘇格拉底被由500人組成的民眾法庭審判，他們既是陪審員，也是審判員，並且根據多數票來斷案。無論蘇格拉底怎樣強調言論自由的重要性，並辯駁自己並未損害雅典的公共利益，但依然被法庭認定有罪，最後被判決死刑。當時的判決結果是，281人說他有罪，220人說他沒有罪；361人判他死刑，140人反對。
面對這樣不公正的判決，蘇格拉底沒有選擇逃跑，而是選擇用自殺的方式來證明自己的清白和忠誠。
蘇格拉底之死充分顯現出雅典並沒有言論自由，沒有任何對人基本權利的尊重，其判決安全依照多數人的情感好惡，蘇格拉底之死實際上是一場多數人對於少數異見分子的迫害，是一場烏合之眾的狂歡，是一種多數人的暴政。
三、雅典的民主如何讓雅典輸掉了伯羅奔尼撒戰爭
雅典民主最大的災難還不是處死了蘇格拉底，而是讓雅典徹底輸掉了伯羅奔尼撒戰爭。在這場民主雅典和寡頭斯巴達的對決中，雅典充分顯現出了他的激進和愚蠢，民眾的任性決策，靠忽悠群眾上位的煽動家，完全不是斯巴達職業將領的對手。
很難想象，其實伯羅奔尼撒戰爭不是由尚武獨裁的斯巴達發動，而恰是由民主的雅典發動，雅典的民眾瘋狂的想要推動自己的民主價值觀，從而引發了戰爭。但是很快雅典就遭遇了厄運，雖然雅典海軍強大，但是雅典的陸軍遠不如斯巴達，斯巴達憑藉陸軍封鎖了阿提卡地區，致使雅典缺乏補給，同時雅典還爆發了瘟疫。
因為戰事不順，民眾將責任一股腦推給領導者伯利克里，而完全忘記了正是他們挑起了戰爭，他們指控伯利克里有罪，將其撤職罰款，但伯利克里走後，無人能收拾殘局，於是民眾又把伯利克里請回來，但伯利克里因為這次刺激不久後就病死了。
伯利克里死後，皮革商人出身的克利昂由於說話急劇煽動性，成為公民大會的領導者，他上任後，完全不顧雅典處於劣勢的事實，不斷採取激進政策，最終給雅典帶來了更為深重的災難。最終，由於斯巴達內部黑勞士造反，斯巴達與雅典簽訂了和約。
但是不久後，雅典民眾又狂熱了起來，他們不滿上次的和約，紛紛主張重啟戰端，這時野心家阿爾西比亞德迎合了民眾的瘋狂情緒，大肆鼓吹雅典的無敵和斯巴達的罪惡，在他的鼓動下，任何反對開戰的人都被群起而攻之，整個雅典形成了多數人的一言堂，任何異見分子都無法生存。最終，實力處於弱勢的雅典居然再一次主動挑起了戰端，開啟了自己的毀滅之路。
而阿爾西比亞德，很快證明自己是比克利昂還要糟糕的領導，他由於在出徵前因醉酒毀壞了神像，因此被公民大會追責，面對自己的違法，阿爾西比亞德居然索性投靠了斯巴達，成為了大漢奸，他不停的給斯巴達出謀劃策，給雅典造成了深重的災難，之後，這個投機者甚至還投靠了波斯人，足見其厚顏無恥。
（阿爾西比亞德是一個典型的投機者）
最終，草率開啟戰端的雅典徹底被斯巴達擊敗，喪失了一切霸權，淪為了二流城邦。
修昔底德之後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反思：“伯里克利曾經說過，如果雅典等待時機，並且注意它的海軍的話，如果在戰爭過程中它不再擴張帝國的領土的話，如果它不使雅典城市本身發生危險的話，雅典將來會獲得勝利的。”但是伯利克里的明智卻一次次被雅典的民眾所破壞，他們不斷做出激進行為，羞辱雅典的盟邦，不顧實力的差距貿然向斯巴達挑戰，從而造成了深重的災難。
而事實證明，經由雅典民主選舉出的克利昂和阿爾西比亞德，皆是厚顏無恥、迎合民粹的小人，他們除了煽動群眾，別無其他才能，這些所謂民選的領導者，甚至不如斯巴達世襲的國王與將領。
正是由於雅典民主如此糟糕的表現，從雅典時期的柏拉圖，再到羅馬共和國的西塞羅，再到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的諸多思想家，都對民主有極大的惡感，正是這種巨大的惡感，才使得今天西方主流的代議制民主誕生，他通過變民主為選主，有效避免了雅典直接民主的弊端，從而漸漸洗白了民主，讓民主逐漸逐漸成為可以維護穩定，發展經濟的制度……但60年代之後，因為普選權的擴大，代議制民主的優勢再次被化解，西方又一次墮入了雅典民主的民粹主義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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