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北宋）的建立，徹底終結了百年亂世。在歷代王朝中，宋朝是一個物質與文化極度繁榮的時代，天下萬民也迎來了一次難得的祥和時代。但這份祥和也只持續了一百多年，有人說北宋是亡於外族入侵，但細想一下，原因並非這麼簡單。
北宋之世，在政治上值得重視之處，可有兩方面。一為政治山的改革，即慶曆、熙寧二次變法；二為黨爭。一般認為，北宋黨爭始於熙寧二年，其實在宋仁宗時代就已經開始，並一直延伸到北宋末年，前後歷經百年之久。
因此，北宋的滅亡，與禍患百年的黨爭有深刻關係。那麼，北宋黨爭是怎樣產生的，為何持續百年？產生的原因是什麼？又造成了什麼影響和後果？
（本文總共分為七大部分，篇幅較長）
一，仁宗時代的南北之爭，從範、呂之爭到慶曆黨爭
仁宗時代，一些有識之士便已覺察到國家隱患，認為非改革無以圖存，他們對朝廷及國家產生的問題均加以批評。而此等有識之士，尤以南方人最為活躍，其中以范仲淹為首。
（1）範呂之爭，范仲淹被貶，南北各成一黨
時任宰相呂夷簡是北方人，性格比較穩重，所用之人也多為北方人，排斥南方人，有點任人唯親的意思。“範氏惡呂氏援引私人，故為呂氏所不容。”范仲淹看不慣呂夷簡的這一做法，所以，在一些事情上，兩人之間也不可避免地會發生爭論。
明道二年（1033年）冬，郭皇后因爭風吃醋，誤打了一下仁宗皇帝的脖子，呂夷簡曾與郭皇后有嫌隙，便伺機報復，向仁宗建議廢掉她，說：“皇后太過失禮，不足以母儀天下。”仁宗聽信了呂夷簡的讒言，決意廢黜郭皇后。
呂夷簡為了阻止百官諫阻，特地從仁宗那裡請來了一道聖旨，命有關部門不得受理諫阻廢后的奏章。廢后詔書一頒發，朝中一片譁然。范仲淹率中丞孔道輔、侍御史蔣堂、段少連等十餘人跪伏垂拱殿外，請求召見，仁宗命內侍傳話：有事去找宰相呂夷簡說去。
孔道輔質問呂夷簡：“大臣侍奉皇帝、皇后猶如兒子侍奉父母一樣；父母不和，應當諫止，奈何順從父母呢？”
呂夷簡答道：“廢皇后在漢、唐已有先例，怎麼不可以？”
孔道輔厲聲道：“做臣子應當引導皇帝做堯、舜一般的君主，怎能援引漢、唐失德的故事作為法則呢？”
呂夷簡被問的啞口無言，遂拂袖而去。進宮奏請仁宗皇帝說：“臣子在寢宮外請皇上答話，這不是太平盛世的現象，請陛下貶謫幾個人，殺一儆百，以儆效尤！”
第二天，范仲淹、孔道輔還想召集百官與呂夷簡廷爭，誰知還沒有走到朝堂，聖旨就下來了。謫貶范仲淹為睦州知州，孔道輔等人也或貶或罰，無一倖免。規定從此以後，群臣之間不得相互辯論政事。
後來，范仲淹因在地方政績顯著，被調回京師。范仲淹在京師大力整頓吏治，剔除弊政，贏得了百姓讚譽，並傳出“朝廷無憂有範君，京師無事有希文”的民謠。
范仲淹賑災圖
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不滿呂夷簡把持朝政，配置黨羽，任人唯親，向仁宗皇帝進獻《百官圖》，對宰相的用人制度提出了尖銳的批評。
呂夷簡不甘示弱，汙衊范仲淹“越職言事、勾結朋黨、離間君臣”。兩人一來二去，互相抨擊對方。范仲淹連上《帝王好尚》、《選賢任能》、《近名》、《推委》四封奏章，因言辭過於激烈，再次被貶出了朝廷。
呂夷簡汙衊范仲淹勾結朋黨，侍御史韓瀆曲意迎合，列出范仲淹所謂同黨之姓名，奏請仁宗在朝廷張榜公示。秘書丞餘靖、太子中允尹洙和歐陽修先後上表，都說范仲淹無罪。歐陽修還覺得諫官高若訥（北方人）不為范仲淹伸冤，批評他失職。蔡襄也對高若訥提出批評，並寫了一首詩《四賢一不肖》進行諷刺。四賢是指：範、餘、尹和歐陽，不肖指高若訥。
範、呂之爭，牽連甚廣。最終，餘靖、尹洙、歐陽修和蔡襄等都先後遭貶。這次範、呂之爭，北方人支持呂氏，但南方士子均支持範氏。
從此，南北各成一黨，互相攻擊，開宋代黨爭之先例。一直到韓琦出來調停，兩黨爭執才暫時停息。韓琦是諫官，雖然為北方人，但在南方長大，故兼有北方人之穩重寬容和南方人之革新思想，因而均受南北二黨之尊重。
（2）范仲淹重回朝廷，推行“慶曆新政”
康定元年（1040年），宋夏爆發戰爭，宋軍兵敗三川口。韓琦被派往西北前線，接到任命後，進宮向仁宗辭行，並乘機保薦范仲淹出守西北邊關，仁宗答應了韓琦的舉薦，命范仲淹同韓琦一起出任西北副將。韓琦、范仲淹共同經略西北邊疆，領導西北永興軍，號令嚴明，愛撫士卒，善待當地的各族人民，深得百姓們的擁戴。邊境當時流傳四句歌謠：
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範，西賊聞之驚頗膽。
正是范仲淹的努力改變了宋夏邊境的力量對比，使永興軍成了一支紀律嚴明、敢於征戰的勁旅，西夏雖然多次來騷擾，但都被韓琦和范仲淹擊退。
西北邊境在范仲淹、韓琦的鎮守下，邊防還算穩定，西夏迫於形勢，請求與宋朝談和。宋朝也無力再戰，就同意了西夏的請求，因為此時的宋朝也已是積弊如山，危機四伏，國家財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財政不足的原因在於“三冗”，即冗兵、冗吏、冗費。
此時，以歐陽修為首的南方士人紛紛上表，要求朝廷開放言路，揭露腐敗之政，呼籲進行改革以挽救朝政危機。
宋仁宗也有志改革，提拔王素、歐陽修為知諫院，餘靖為右正言，蔡襄為秘書中丞知諫院。四大諫官中，歐陽修、餘靖、蔡襄三人在範呂之爭中，被呂夷簡視為范仲淹朋黨。現在他們三人身為諫官，言權在握，相互配合。一方面揭露弊政、薦舉賢才，對保守無為的中樞班子展開攻擊，歐陽修上書說：“二十四年間，壞了天下。人臣大富貴，（呂）夷簡享之而去；天下大憂患，留與陛下當之。”；另一方面，呼籲范仲淹、韓琦進入中樞班子，對朝政進行改革。
慶曆三年（1043年），宋仁宗聽從了諫官們的建議，急召范仲淹、韓琦二人進京，希望藉助他們二人在抵禦西夏入侵的聲望和才智，組建一個新的中樞機構，以“振興起弊”，刷新朝政。
短短几個月，中樞班子改組完成，宰相呂夷簡被罷免，樞密使夏竦被免職；范仲淹、韓琦、章得象被任命為相，晏舒為樞密使、富弼為樞密副使。范仲淹就是在這種亂哄哄、毫無準備的形勢下，捲進了這場政治改革之中。
宋仁宗特開天章閣，召范仲淹、富弼入內，賜座、賜紙筆，以最高、最隆重的禮遇，要求他們把朝廷面臨的問題都寫出來，不要有任何顧慮，這反映了宋仁宗急切心情和對二人的信任。
范仲淹是儒將，在朝廷和地方任職多年，一直對朝政很留意。因此也能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當場疾書《答手詔條陳十事》，作為改革的基本方針，呈獻於仁宗。
范仲淹《答手詔條陳十事》的十條措施是：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宋仁宗全盤採納，並在當年和次年上半年陸續頒行全國，這次改革，歷史上稱之為“慶曆新政”。
（3）歐陽修《朋黨論》聲援范仲淹
范仲淹的十條措施，多針對冗官，而當時北方人在朝中為官者居多，都認為范仲淹是故意針對他們，乃群起罷斥范仲淹及歐陽修等。呂夷簡看準這個機會，動員其黨羽，再次掀起朋黨謠言。暗中指使宦官密告朋黨之危，說范仲淹、歐陽修、餘靖等拉幫結派，結為朋黨，胡作非為，把持朝政，沒有人與之爭鋒。
朋黨，一直是宋朝統治者極為敏感的問題。為維護皇權，宋太祖設立了很多防微杜漸的政策，其中之一就是嚴禁臣僚結成朋黨。上次呂夷簡就是以朋黨為藉口，將范仲淹逐出京城的，這次又故伎重演。
於是，宋仁宗立即召見范仲淹，問道：“從來都是小人好結朋黨，難道君子也結朋黨嗎？”
范仲淹回答說，他在邊疆打仗，發現勇敢作戰的人自結為黨，共同殺敵。朝廷也是這樣，正邪各有其黨。這要靠聖上明察，正直的人結為朋黨，對國家有益無害。
歐陽修
范仲淹大大方方地承認君子也結朋黨，歐陽修為了聲援范仲淹，寫了《朋黨論》獻於宋仁宗，說：“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宋仁宗一直對朋黨存有戒心，對歐陽修的《朋黨論》似乎很不滿，對改革的熱情也下降了很多。被免去樞密使的夏竦，他敏感地察覺到皇上對范仲淹改革的熱情降溫了，就精心製造了一起聳人聽聞的“石介富弼政變案”，欲置改革派於死地。
（4）被誣謀反，范仲淹再被貶，“慶曆新政”失敗
石介為太子中允，曾公開頌揚改革，斥責夏竦為大奸臣。這讓夏竦懷恨在心，一次偶然機會，夏竦得到了石介寫給富弼的書信，信中有一句“行伊、周之事”。意思是說願意做周朝伊尹、周公那樣的賢臣，輔佐皇帝，成就一番事業。夏竦就找人臨摹石介的筆跡，將信中“行伊、周之事”改為“行伊、霍之事”。一字之差，性質完全變了。霍指的是西漢權臣霍光，意思是要像霍光那樣隨意廢掉皇帝，同時還偽造了一份石介代富弼擬好的廢立皇帝的詔書。
夏竦及其黨羽拿著偽造的書信到處造謠，誣陷富弼和石介；呂夷簡及其黨羽對富弼發起了攻擊，並誣陷范仲淹不忠。宋仁宗把偽造的書信與石介的親筆信對照，發現筆跡完全相同，雖說不相信，但心中不免產生了猜忌。
范仲淹預感到處境險惡，雖然知道是有人搗鬼，但如果拿不出證據證明清白，他、富弼、石介都是滅九族之罪。而且知道皇上起了猜忌之心，改革是難於推行下去，就萌生退意。
正在這時，西夏與契丹的關係緊張起來，范仲淹請求離開京城，重返西北邊境。最終，新政被廢除，范仲淹、富弼、歐陽修、餘靖等先後遭貶。
宋朝自建立起到仁宗的百年間，士大夫受政府種種優待，變成了特權階層，都安於現狀，以保持其既得地位。范仲淹的澄清吏治政策，等於是剝奪了他們的特權，故自然群起反對。
如果說反對范仲淹的，全是當時所謂的“小人”；那麼，接下來一場黨爭，是由王安石變法引起的，而且反對變法者，都是當時所謂的“君子”，如司馬光、韓琦、富弼、蘇軾、歐陽修等。
黨爭的性質，也由“南北黨爭”變成了“新舊黨爭”。
二，宋神宗時期：王安石變法，造成熙寧黨爭
王安石是慶曆二年的進士，受歐陽修舉薦，出任淮南判官。後來，先後調任鄞縣知縣、舒州通判、常州知州。在地方政績顯著，贏得百姓口碑。
嘉佑三年（1058年），王安石被仁宗徵召進京，並寫了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指出朝廷內部潛伏的矛盾和危機，並提出改革的具體意見，希望能扭轉積弱積貧的局面。或許是上次改革的失敗，讓仁宗對改革心灰意冷，因此對《言事書》不置可否，卻對王安石的文筆大加誇讚，令王安石哭笑不得。
五年之後，仁宗去世，宋英宗趙曙即位。也在這一年，王安石母親去世，他就回家丁憂了。丁憂期間，開館授徒，培養了不少人才，有些人還成了他變法的助手。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宋英宗病逝，英宗長子趙頊即位，是為宋神宗。
（1）神宗改革心切，急召王安石進京變法
宋神宗並不是那種死讀聖賢書的書呆子，他很注重讀書致用，而且也很有理想，做太子的時候就喜讀《韓非子》，喜歡法家“富國強兵”之術。因此，面對朝政弊端，宋神宗求治心切，立倡改革，喜歡能物色一個能人推進改革。先後考慮過富弼、司馬光、文彥博和呂公弼，但經過一番談話，神宗都不太中意。就在神宗苦惱的時候，冷不丁想起了王安石。
雖說與王安石素昧平生，但王安石的名字，在朝野內外，早已聞名遐邇，稱得上是政壇新星似的人物。再加上他的詩歌文章非常出色，聲望越來越大，以致“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
熙寧元年（1068年）四月，王安石奉旨進京，受任翰林學士之職，並特准“越級進言”，不受朝儀限制。
宋神宗改革之心急切，在與大臣議事結束後，特地留下王安石，問道：
“朕觀故人，劉備得到諸葛亮，唐太宗得到魏徵，然後才可以有為。魏徵、諸葛亮兩人，都是難得的人才。”王安石說：“陛下如果能做堯舜之君，自然就有賢臣為陛下效力，天下之大，什麼人才沒有？諸葛亮、魏徵不足為道！只怕陛下沒有明確的用人政策，用人不專。今天雖有非常之才，但如果被小人排擠，也會離開。”
宋神宗說：“哪個朝代沒有小人呢？就是堯、舜時代，不是也有惡跡昭彰的四凶嗎？”
王安石說：“能把四凶除去，才能成為堯、舜。如果四凶當道，良臣就沒有立足之地。”
宋神宗聽了頻頻點頭，心中對改革時弊的願望愈來愈濃。
王安石是一個頗有爭議的人物，進京之後，引起了人們的普遍關注。有人說他定能幹出一番事業，也有人說他是大奸之人，如眉山人蘇洵就寫了一篇《辨忠奸》來影射他。而且，王安石剛進京，在祭天儀式上要不要給百官發紅包的問題上，就與司馬光發生了爭論。這都預示著接下來的變革會遇到很大的阻力。
宋神宗下令成立“制置三司條例司”部門主持變法，由王安石負責統領，並挑選呂惠卿、曾布、章惇、蘇澈等人組成了一個改革領導班子。新班子經過認真研究決定，擬定了八條新法：農田水利法、均輸法、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稅法、保甲法和保馬法。前六法旨在富國，後二法旨在強兵，合稱富國強兵八法。
（2）司馬光等舊黨被貶，以保證新法順利推行
新草案公佈之後，朝廷上下議論紛紛，反對之聲不絕於耳。廷議時，參知政事唐介反對新法，認為祖制不可改，新法太荒唐，嘲笑說文學與朝政是兩回事，叫王安石還是專心研究文學。
王安石反齒相譏，說唐介沒有水平，讀書太少，還是回去多讀點書。
唐介是朝中德高望重的老臣，被一個後輩挖苦，氣得兩眼發直，一口氣沒緩過來，暈過去了。抬回家裡第二天，就嗝屁了，死了。
王安石強力推行新法，自然也遭到很多人的彈劾。御史中丞呂誨彈劾的奏章中有一句“
誤天下蒼生者，必斯人也”。這句話名義上指責王安石，卻也誤傷了宋神宗。因為這次變法的總導演是皇上，說王安石誤天下蒼生，不就是說神宗誤天下嗎？神宗氣不過，將其貶黜京城。範純仁是范仲淹次子，以父蔭得官，做人不失乃父風範。這次也因不滿王安石變法，被貶到河中府去了。
呂誨被革職處罰，範純仁被逐出京城，標著者王安石排除異己的開始，變法派與守舊派的鬥爭，逐步由暗轉明，這種轉變是由一樁命案引起。
登州有一個婦人，出嫁前得知未婚夫其醜無比，就想殺了他。結果沒殺成，砍掉了未婚夫的一根手指。夫家將婦人告到官府，知州見婦人長的漂亮，確實與未婚夫不般配，有意為婦人開脫。就叫婦人承認殺人之事，說按自首論罪，上報朝廷從輕處罰。
王安石覺得州官的意見可行，但司馬光認為王安石枉法，謀殺親夫，不能減罪。兩人相持不下，請皇上判決。
宋神宗支持了王安石的意見，這讓整個御史臺群情激奮，御史們紛紛彈劾，王安石奏請神宗，將所有不聽話的御史逐出了京城。
司馬光一看神宗變法決心很大，知道也阻止不了，而且也與王安石政見完全不同，決定辭職，歸隱山林。從此以後，一直到神宗駕崩，十六年時間，司馬光閉門不出，傾其全力完成了歷史鉅著《資治通鑑》的編寫。
王安石初入相時，舉朝皆非之，韓琦曾評價說：“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未執政已遭舉朝之忌恨，故後來一切措施，不論是非，全遭抨擊。王安石為了實行自己的政見，凡詆譭新政者皆逐出京城，如蘇軾、程顥、呂公弼、歐陽修、富弼等。
王安石與蘇軾
當時反對王安石變法的為北方舊黨，以司馬光為首，他們均認為新政操之過急，固執己見，並未予民生息，就連南方人歐陽修都反對變法。反對變法的舊黨，雖然失勢，但借一場旱災扳回了一局。
（3）小人物的難民圖，使王安石第一次罷相
熙寧六年，北方發生嚴重旱災，朝野上下都認為是新法惹的禍，上天發出了警示。宋神宗還發了一份罪己詔，痛斥自己治國無方，得罪了上天，導致天災降臨。朝中大臣正在為罪己詔議論紛紛時，一個小人物的出場，改變了朝廷的局勢。他叫鄭俠，一個皇宮門衛。經常看到難民從東北湧進京城，他也認為是變法惹的禍。他突發奇想，把難民圖畫下來，並寫了一份奏章。託關係，通過銀臺司呈現給了宋神宗，銀臺司的文件，是不經過內閣，以密件形式，經專線送入宮內。
宋神宗一看有密件，就打開一看，只見一個畫卷和一份奏章，見圖上都是難民悲慘的情景：有的在喊冷、有的叫餓，有的嚼草根，有的吃樹皮，賣兒賣女等等。神宗皇帝看了，悲從心起，禁不住嚎啕大哭。 奏章裡面有一句話：“觀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斬臣宣德門外。”
宋神宗本想通過變法讓百姓過上好日子，可他萬萬沒想到是這樣一個結局。第二天，宋神宗直接下令：暫罷青苗、免疫、方田、保甲等八項法令。廢除新法的消息傳出後，朝廷內外一片歡騰，過了幾天，果然下了一場大雨。
王安石一看皇上在沒有與自己商量的情況下，就暫停了新法，便萌生退意。神宗接受了王安石的辭呈，並叫他推薦接替人選。
王安石舉薦了兩個人，一個是前宰相韓絳，另一個是曲意奉承的呂惠卿。
王安石離京之後，韓絳出任同平章事，呂惠卿出任參知政事，變法運動由他們兩人負責推進。神宗之所以繼續推行新法，主要是變法圖強，一直是他的理想。下令暫罷新法，只是看到難民圖後一時衝動，靜下心細想後，覺得將推行多年的新法全盤否定，心有不甘。
韓絳、呂惠卿二人感激王安石的提拔之恩，仍繼續王安石的政策，蕭規曹隨。呂惠卿是一個有野心的人，有企圖取代王安石的地位之心。當時，山東有一個謀反案，主犯是一個親王，團伙中有一個是王安石的朋友。呂惠卿就誣陷王安石與這起謀反案有關，韓絳知道這件事後，立即奏請神宗罷免呂惠卿，重新起用王安石。同時，派人給王安石送去密函，說呂惠卿控告他謀反，叫他七日內回到京城。
王安石知道問題嚴重，進京當天，就去見了神宗。自從王安石走後，變法失去了主心骨，加上呂惠卿執政能力不行，開始想念王安石了。這次王安石一回來，趕緊讓他官復原職。
（4）新黨內部分裂，舊黨趁勢扳回一局，王安石再次罷相
不過，此時變法的新黨，已經出現了分裂。韓絳是王安石復出的功臣，因與王安石意見不一，也託病請求離職。呂惠卿被貶出京城後，王安石的兒子王雱還想去陷害他，但被呂惠卿知道了。呂惠卿先下手為強，控告王安石欺君罔上，並將王雱陷害他的事一併上報。神宗看到信後，第一次對王安石發了脾氣。
王安石回到家，痛罵兒子不該招惹呂惠卿，父子二人大吵了一場。王雱也深知自己的魯莽，給父親帶來了災難，以致抑鬱成疾，不久便撒手歸西了。王安石老來喪子，肝腸寸斷，也上表請求辭職了。
熙寧九年十月，王安石悲傷地離開了京城，退居金陵，潛心問學，再不問政治。
王安石罷相後，神宗提拔王安石的女婿吳充為相。吳充雖然是王安石的女婿，但一直反對新法，神宗喜歡他不黨附王安石，故提拔之。
由於新黨內訌，遂給予反對變法的舊黨可乘之機，復超以壓抑變法的新黨。司馬光得知吳充為相後，頗有更正弊政的心志，便給吳充寫了一封信，介紹一些救濟時弊的方法，並建議他全面廢除新法。但吳充沒有采納司馬光的意見，新法繼續推行。後來發生了蘇軾的“烏臺詩案”，舊黨中一批人受到了牽連。宋神宗有意在新舊兩派之間一碗水端平，適當引用被壓制的舊派人物，並向新派人物王珪、蔡確表達了啟用司馬光的想法。
王珪、蔡確聽說皇上要用司馬光，擔心司馬光復出，會使舊派人物得到重用，影響他們的前途。此時，吳充已經隱退，王珪位居宰相之位，他就找蔡確商量對策。蔡確竟然不顧國家利益，想出了一個收復靈州的辦法，以轉移神宗的工作重心，藉以阻止司馬光入朝。
神宗果然把注意力轉移到西夏的問題上，數次用兵西陲，所得地盤僅吳堡、義合、米脂、浮圖、賽門、葭蘆六城，陣亡將士數十萬，耗費無數錢糧，國庫空虛。從此，在軍事上，宋朝對西夏也由攻勢轉為守勢。
本來是一場不該發生的戰爭，卻因為黨爭而發生。宋神宗一生追求自己的理想，支持王安石推行新法，希望重建強盛的國家，再造漢唐盛世。夢想破滅後，生命也走到了盡頭，在位十八年，享壽三十八歲。
三，宋哲宗時期，從元祐黨爭到紹聖時之黨爭
神宗駕崩後，哲宗即位，時年十歲，不能行使皇權，攝政的是他的祖母（英宗皇帝的高皇后）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反對變法，她曾與仁宗的曹皇后（太皇太后曹氏）一起在神宗皇帝面前訴王安石新法敗壞了祖宗家法。
（1）司馬光復出，舊黨捲土重來，新法被廢除，新黨遭到清洗
現在垂簾聽政後，遣散修京城的役夫，停止製造武器，減免賦稅，放寬民間保甲馬。聖旨是直接從宮中發出，連宰相王珪都不知道，這向天下傳達了一個信號：變法要廢除，要實行寬政。
司馬光雖然歸隱洛陽了，但對朝政還非常關心。當得知神宗去世的消息，預感自己翻身的機會來了，立即打點行裝，借奔喪之機，探聽一下朝廷的虛實。他快馬加鞭趕到京城，剛接近城門，守城的衛士發現了他，歡呼道：“司馬相公來了！司馬相公來了！”
百姓聞言，紛紛圍住司馬光，懇請司馬光留下來輔佐天子，以救天下百姓。司馬光有點受寵若驚，見民心如此向著自己，反而心生一股懼意，調轉馬頭，一拍馬，就回洛陽去了。
太皇太后沒有見到司馬光，倍感失落，但並未死心，她特地派內侍去洛陽慰問司馬光，並順便徵求司馬光對朝政的建議。司馬光知道內侍的來意後，就上了一份奏疏，主要內容就八個字：大開言路，廣徵民情。
太皇太后知道司馬光雄心猶在，下詔命司馬光為陳州知州，同時還起用程顥。程顥正預進京，忽然得病，幾天就赴了黃泉路。
司馬光奉旨奔赴陳州，經過京師，進朝面聖。太皇太后就趁機將他留在了京師，就任門下侍郎。此時，宰相王珪病逝，王珪宰相位上無所建樹，上殿只知“取聖旨”，皇帝裁決後“領聖旨”，傳達聖旨又稱“已得聖旨”，故時人稱他為“三旨宰相”。王珪的病逝，新黨少了一員大將，但蔡確升任為左相，韓縝為右相，章惇改任知樞密院事，朝廷的軍政大權仍然掌握在新黨手裡。
司馬光
司馬光氏舊黨領袖人物，其聲望、人氣絕不輸於王安石，之所以敗給王安石，是因為王安石有神宗皇帝做靠山。司馬光的起用，同時呂公著也被太皇太后召入京城，擔任尚書左丞。這標誌著新朝人事的洗牌、政策的更炫易轍正式開始。
元祐年，註定是新黨的災年。 新年剛過，舊黨對新黨展開了一場報復性的大清洗。那些官復原職的舊黨對蔡確、章惇等新黨發起了圍攻，今天你一本，明天我一本，太皇太后本來對新黨有厭惡心理，加之這些人不停地參奏，便下詔免除了蔡確的宰相之職，貶出了京城。
新黨罷黜，舊黨上位，司馬光被任命為宰相，範純仁為同知樞密院事，蔡確遭貶，並不是舊黨對新黨清洗的結束，更大的清洗運動還在後頭。
司馬光復出，立即爆發出了強大的殺傷力，他不顧年事已高，日以繼夜地忙活，在太皇太后的支持下，先後廢除了保甲法、保馬法、方田均稅法、市易法。超負荷的工作，把司馬光累壞了，躺在病床上，還惦記著青苗法、免役法沒有廢除，並感嘆對左右說：“這些禍害沒有除掉，我死不瞑目啊！”
太皇太后看司馬光身子頂不住，就准許他不用天天上朝，三天進宮一次就可以。但司馬光不敢奉召，說：“我身為宰相，不見天子，怎麼能辦事呢？”太皇太后見司馬光執意上朝，就免去了他行面君跪拜之禮。
當司馬光廢除青苗法的時候，同為舊黨的範純仁發現，廢除青苗法，國家就會重回變法前“國用不足”的老路，他找到司馬光，建議保留。司馬光當時是贊同保留，但沒過幾天，司馬光又變卦了。公開在朝廷上指桑罵槐地說：“哪個奸邪小人，再敢迷惑君王，幹這種不仁不義之事，我與他沒完。”範純仁知道司馬光在罵他，但不敢頂撞。
免疫法是王安石變法中最成功的一項改革，老百姓也很擁護。但司馬光廢除新法，似乎到了著魔的地步，完全不顧新法適用不適用，一概否定。這種不顧現實的亂廢一氣，立即爆發了一場激烈的爭吵。
首先是新黨中的章惇率先發難，他當著太皇太后的面與司馬光吵了一架，說司馬光視國家大事如兒戲，是意氣用事、洩私憤。惹得太皇太后大怒，將章惇貶出京城。廢除免役法，不僅新黨中人反對，就是舊黨中人，意見也不統一。如蘇軾、範純仁等。蘇軾認為廢除“免役法”，恢復“差役法”，是除了一害，又恢復一害。建議循序漸進，範純仁也贊同蘇軾的意見，但未被司馬光采納。
司馬光見自己陣營的同志都反對自己，答應把“差役法”再作完善，但卻不肯罷行。正在這時候，有一個人迎合司馬光的意思，極力贊同推行“差役法”，這個人就是蔡京。
蔡京是一個奸佞小人，蔡確得勢後，他攀附於蔡確；司馬光入相後，又改投司馬光門下。蔡京拍馬屁，讓司馬光很受用，更加堅定了他廢除免役法、改行差役法的決心。於是下令，全國要在五日內廢除免役法。
司馬光明顯是在意氣用事，一項執行了十多年的政策，要在五日內廢除。這哪裡是處理國事，完全是以廢除新法來發洩窩在心底十五年的怨氣，與新黨爭一日之長短，至於社會能不能接受，似乎不是他考慮的事。王安石經營十年的富國強兵之策，被司馬光一年之內清除得一乾二淨，歷史上稱之為“元祐更化”。
當王安石聽說免役法廢除後，不禁失聲道：“這也罷掉了嗎？此法不可罷！此法已經很完善了，司馬君實在太武斷了啊！”看到自己嘔心瀝血倡行的新法被無情踐踏，連病帶氣，於元祐元年四月含恨病逝。
王安石去世後，他倡導的“新學”也被禁止了，新黨一個一個地被攆出了京城。鞠躬盡瘁的司馬光，把新法全部廢除了，軍政大權也回到了新黨手中，鬱積在心頭多年的怨恨，也發洩完了。事情辦完了，這位68歲的老人也走到了生命的盡頭。九月，司馬光去世，距王安石病逝僅有五個月。兩個人無論是智慧、才華、學問、見識和個人修養，都是中國歷史上的頂尖人物。如果能成為朋友，齊心協力輔佐君王，定會建立不朽的功績。
但兩人治國理念的不同，造成巨人之間的碰撞，最後兩敗俱傷，同歸於盡。這是兩人的悲哀，也是大宋王朝的悲哀。
（2）舊黨分裂。車蓋亭詩案爆發，牽連甚廣
自此，新黨一直被壓制，在政治上已不能起作用，新舊黨爭至此可以說已經完結。雖然新舊黨爭暫告結束，由於司馬光的門生控制著朝中大權，這讓舊黨中其他人很不滿。於是，舊黨就分為洛黨、朔黨、蜀黨。
舊黨之分裂為三派者，可說是舊黨中，治學方法與思想不同所致。
洛黨以程正、嚴侍講為領袖。他們的理念與王安石有點相似，主張徹底改革，在政治上最主要的理論是比較有名的所謂“王霸之辯”。主張以理想來徹底改造現實，因此，洛黨對於司馬光廢除新政，並不完全贊同。
蜀黨以蘇子瞻為領袖，此派以四川及長江流域一帶為活動中心。主張和態度與其他二黨不同，尚權術，主機變。因此意見總是變化中，不易捉摸，他們多談文學，不似洛、朔二黨之嚴肅。
朔黨則以劉摯、梁燾、劉安世等為領袖，羽翼眾多，是正統之北方派。成員基本是司馬光的門生，自然對乃師學說維護備至。
這次新的黨爭是由車蓋亭詩案引起的。蔡確被罷相後，心情也不差，到處遊山玩水。在安州遊車蓋亭時，忽然詩興大發，寫了一首《夏日遊車蓋亭》十首絕句。他的詩文被人逐字逐句作了註釋，被人上報朝廷說蔡確野心不死，譏諷朝廷和太皇太后。
蔡確因莫須有的罪名遭處罰，流放嶺南。舊黨中的人也看不過眼，他們認為打擊新黨，不能用這種下三濫的手法。包括蘇軾、範純仁等在內的舊黨人員請求減輕處罰，但都被太皇太后回絕。流放嶺南，等於就是判了死刑。範純仁對呂大防說：
“嶺南之路長滿荊棘七八十年矣，今日重開，日後我們恐怕也難免有此下場。”“純仁退謂大防曰：「此路荊棘七八十年矣，奈何開之？吾儕正恐亦不免耳。」”
車蓋亭詩案，是北宋開國以來，以文字打擊政敵面最廣、力度最大的一起文字獄。舊黨利用太皇太后對蔡確等人的不滿，捕風捉影，對整個新黨集團進行了一次斬草除根式的清算。
重新洗牌後的朝廷，爭鬥持續不斷。太皇太后每天聽到的都是爭吵聲，很不耐煩，一怒之下，罷了朔黨劉摯的相位，貶出了京城。太皇太后執政的這些年，最大的成績就是黨爭不斷，大臣也是走馬觀花似的更換，誰都想嘗一嘗大權在握的滋味。
從此，洛黨、朔黨、蜀黨三黨輪流坐莊，朝令夕改，政局混亂不堪，國計民生，早被他們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3）影子皇帝的報復，新黨重新崛起，舊黨被打擊殆盡
元祐八年八月，太皇太后病逝。宋哲宗正式親政，但他對國家的大政方針，並不急於表態。朝中大臣摸不準哲宗在想什麼，就紛紛上表請求哲宗保持“元祐更化”的政策不變，但哲宗一點反應也沒有。
範純仁、韓忠彥等人，也奏請效法仁宗皇帝的政策，哲宗仍然不置可否。蘇軾當了皇帝幾年的老師，對小皇帝知根知底，這些年來，小皇帝不發表意見，不等於沒有意見。現在親政了，接下來到底怎麼做，還真的說不清楚。蘇軾預感到了危機，就請求到地方去了。
範純仁雖然是舊黨，但頭腦清晰，看到蘇軾走了，知道自己正坐在火山口，隨時有粉身碎骨的危險。藉口身體“多疾早衰”，遞上辭呈，請求外任。
其實，群臣的擔心是有道理的。小皇帝對太皇太后和元祐群臣不滿，也不全怪小皇帝。當初太皇太后垂簾聽政，是與小皇帝相對而坐。大臣們向太皇太后彙報工作，一直是背對著小皇帝，而且，彙報完工作後，也不跟小皇帝打招呼，就直接走了。所以，小皇帝永遠只能看到大臣們的背影和屁股，在他們眼裡，只有太皇太后，這段經歷成了哲宗揮之不去的陰影。
不久，新黨中的章惇、呂惠卿被哲宗召入京城，官復原職。哲宗將年號由“元祐”改為“紹聖”。“紹”是繼續的意思，而這裡的“聖”，則是指神宗皇帝，這個年號告訴大家，哲宗要繼承神宗皇帝的變法事業。
一場聲勢浩大的恢復新法的運動，即將開始，歷史上稱此次恢復新法為“紹聖紹述”。
章惇上任後的第一件事，就事將舊黨的主要人物蘇軾、梁燾、呂大防、劉摯統統地貶往嶺南。當年，新黨蔡確被貶往嶺南的時候，範純仁就曾說過，做事不留餘地，恐怕我們這些人要步蔡確的後塵。現在他的擔心果然成真。
章惇為了將舊黨斬盡殺絕，採取了極為嚴厲的措施，把以前舊黨攻擊新黨的奏章全部清理出來，凡是攻擊過新黨的人，全部貶黜、定罪。同時起用了一批新黨，召蔡京為戶部尚書，王安石的女婿蔡卞為國史修撰。
章惇、蔡京驅除了活人，還不忘死人，奏請哲宗剝奪司馬光生前所有的榮譽，掘墓鞭屍。司馬光事舊黨的領袖，想通過鞭屍從精神上摧毀舊黨。
好在哲宗還沒怎麼昏庸，只批准沒收了司馬光的財產，取消子孫的俸祿官銜，拆除了司馬光墳墓上的榮譽牌坊。哲宗在進行人事調整的時候，還下詔恢復免役法、保甲法，罷十科舉士法，解除王安石“新學”的禁令，命進士專習經義。
舊黨被章惇之流全部驅逐到嶺南，異己也被下放到地方。從此朝中的執政者基本都是一些跳樑小醜、奸佞之輩。元祐諸臣，無論洛黨、蜀黨、朔黨，一網打盡，一個不留。就連與人無冤無仇、年邁蒼老的四朝元老文彥博也不放過，降為太子少保，導致92歲的老人受不了打擊，當場就一命嗚呼了。為了報復，章惇完全不顧道義，用各種卑鄙手段打擊舊黨，興起了一番獄災。
章惇、蔡京等人還與宦官勾結，並密結劉婕妤為內援，一手製造了孟皇后冤案。劉婕妤也沒第一時間當上皇后，等到三年之後懷有龍種，才被封為皇后，但皇子才出生兩個月，突然得了一種怪病，太醫也醫不好，夭折了。
就在皇子夭折不久，哲宗也生病了，好不容易熬到了次年正月，突然駕崩了。《曾公遺錄》記載其症狀為“
精液不禁，又多滑洩”，就是說哲宗極度性放縱。太皇太后執政得時候，哲宗還能被約束。後來哲宗大權在握，再也不受管束，縱慾無度，就是鐵打的身子也經不住折騰。
四，蔡京弄權，建中崇寧之黨爭
端王趙佶是神宗的第十一個兒子，哲宗的弟弟，由於哲宗沒有子嗣，趙佶就坐上了這把龍椅，就是歷史上有名的亡國之君宋徽宗。
開始的時候，宋徽宗還算比較賢明，將章惇、蔡京和蔡卞貶出了京城，恢復孟氏為元祐皇后，從瑤華宮迎回皇宮居住。還為舊黨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蘇軾、劉摯等三十三人恢復官階名譽。向太后見趙佶處理朝政尚屬清明，選賢任能，於是還政於宋徽宗。
宋徽宗是個聰明人，知道窩裡斗的危害性，想謀求一個在新黨和舊黨之間的平衡點，使兩黨和平共處。因此，將年號改為“建中”，意思就是不偏向，新黨舊黨一視同仁。又因“建中”是唐德宗的年號，特在“建中”後面添加“靖國”二字，即為“建中靖國”。
韓彥忠、曾布兩個宰相，一個是舊黨，一個是新黨。要是新舊兩黨能和解，或許，宋朝的命運，可能是另一個結局。然而，歷史沒有假如。
新、舊兩黨，註定要鬥下去，宋朝的內耗，還必須繼續。宋徽宗雖然有調和的想法，但終究調和不成，這就是宋朝的命運，也是宋徽宗的命運。建中靖國的年號只用了一年，宋徽宗便下詔改元“崇寧”，以表示決心“紹述熙寧”。
舊黨上次被壓制多年，現在捲土重來，一心想向新黨復仇、收復失地。舊黨韓彥忠為了打擊新黨曾布，但他權謀之術鬥不過曾布，就想出了一個以暴制暴的方法。曾布靠“紹述”迎合宋徽宗，他乾脆找一個更能“紹述”的人來制服曾布。於是，就舉薦了蔡京，希望用蔡京來排擠曾布。
有意思的是曾布也向宋徽宗舉薦了蔡京，他的意圖是，蔡京主張紹述，是自己的同黨，有他的幫助，一定可以打敗韓忠彥。但這兩人哪知道，蔡京就是他們的掘墓人啊。
蔡京先聯手曾布打敗了韓忠彥，後來又聯合溫益幹掉了曾布，成功地導演了一場聯曾倒韓、卸磨殺驢的好戲，如願以償地坐上了宰相的位置。
蔡京畫像
蔡京得勢後，下令禁止元祐法規，恢復王安石的新法。凡是反對者，都被稱之為奸黨，宋徽宗接受蔡京的建議，親筆寫下“黨人碑”，刻石立在皇宮的端禮門，黨人碑列有一百二十人的名字，都是所謂的“奸黨”。
蔡京又自書元祐黨人姓名，頒發到各郡縣，命令各地將這些名字刻在石碑上。長安有個石匠接到這份差事，看過黨人的名字後說：“小人愚昧，不知刻石的意思，但司馬相公是正人君子，現在卻要說是大奸臣，小人實在不懂，不敢刻碑。”
地方官威脅說，如果不刻，就亂棍打死。
石匠說願意刻，但提了個要求，石碑不留刻碑人的名字，地方官同意了。原來，石匠行業有個不成文的規矩：所刻的石碑，要刻上刻碑人的名字。石匠不想自己遺臭萬年，故有此請。
蔡京等打著紹述新法的旗號，無惡不作，國家形勢一落千丈。各地農民起義不斷，北宋統治危機四伏。
靖康元年（1126年），金軍兵臨城下，宋徽宗受李綱之言，禪讓給太子趙桓，靖康二年（1127年）三月，與欽宗趙桓被金人擄去，北宋滅亡。
五，黨爭產生的原因
（1）官員太多
宋朝實行“中央集權，強幹弱枝”的政策，故中央之發展比地方快而盛，由於發展快，人才需求自然也相應的增加。另一方面，開科取士太多，還加上祖上恩蔭做官的，造成冗官問題。
閒仕太多，彼此為了鞏固地位，只有結黨，互為庇廕。但由於利害相關，排斥貶謫之事乃現，遂產生黨爭。簡單一句話就是，閒人太多，沒事幹，只能通過黨爭讓自己忙下來。
（2）南北差異
宋朝科舉取士之道，以多為勝，南北界限亦十分嚴明。開國以來，朝中官員以北方人為主。後來南方經濟和文化發展迅速，在人才方面也大幅增加，士子金榜題名者不少於北方人。
南方人開始進入政治舞臺的中心，影響力增加，原有北方人在朝中之勢力，為了鞏固自身的利益，唯有聯合壓制南方人。
然而，南方人的勢力逐步侵逼到北方人上面去了，宋真宗時候的王欽若，仁宗時候的晏舒都打破了南方人不為相之先例。南方人既在政治上得勢，定不甘受壓制。於是，南北黨爭上演。
（3）學術性格差異
南北社會風俗和人民性情也有差異，雙方驟然解除，不免因思想態度和言論風格不同而出現爭端。
北方人比較穩重和保守，在治學方面，比較注重章句註疏、探究考證等工作。而南方人不甘為舊學說束縛，不喜章句註疏之學。由於學術不同，從而政策與生活態度也不同，黨爭由此產生。
（4）南北經濟結構不同
中國疆域很大，南北兩方之地形、氣候及物產等均有差異。北方多為大地主階級，南方多為小地主階級，經濟背景不同，政治意向也有所不同。
如王安石變法中的均輸法，對南方各農者有很大幫助；而保甲、保馬之法，皆推行於北方，北方人覺得這是個騷擾，但南方人卻感受不到這點。由此可見，南北經濟不同，產生矛盾自然也多了。
六，黨爭產生的影響及後果
北宋黨爭自仁宗到北宋末年，前後持續百年之久，擾亂朝廷，國家疲於應付，消耗了不少的元氣。
隨著黨爭的進行，性質也變了。由治國理想之爭，慢慢發展到意氣之爭，涉及個人恩怨和打擊迫害，各方再也不是為了國家的命運而爭。國家的骨幹人物和有識之士，都在這上百年的黨爭中，互相殘殺。
最終，留在朝中的都是一些奸佞之輩，政治敗壞，外寇一至，便無可收拾，國家滅亡。
閱讀更多 風雪西樓夜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