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擁有璀璨的文明，自古形成了“天朝上邦”的自信，古代中國人在海外的地位，並非是靠征戰強索而來，而是來自於異邦人對中國發自內心的敬畏。那麼古代中國人的國際地位到底有多高呢？中國人到了海外境遇又怎樣呢？
唐朝制定了外國人的行為準則
唐朝在唐高宗的時候，其西部的邊境已經到了鹹海，地域包括伊朗東部地區。在中亞地區，當地的許多官職都要聽命於唐朝朝廷。很多國家的國王一面在當地當國王，同時卻擁有一個唐朝的官號，或者是都督，或者是刺史。這在唐朝叫做羈縻制度，就是一種類似附屬國一樣的關係。從唐太宗開始唐朝的皇帝就有一個名稱，叫天可汗，這個天可汗是一個區域性的含義，就是周邊其他國家，唐朝的皇帝可以給他們發號施令，有點像有限範圍內的天下共主。
唐朝所在的歷史時期，有日本學者總結為存在一個漢字文化圈。當時在東亞，以中國為核心，形成了一個漢字文化圈，周邊的各國和各個少數民族都用漢字。其他有些少數民族，比如說契丹、西夏，他們也發明了自己本民族的文字，但是大家一看便知道，它的文字是仿照漢字來製作的。這反映了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唐朝的行政、文化，對於周邊地區都有十分強烈的影響。
日本王朝也制定了主動和大規模學習唐朝的國策，從公元7世紀初至9世紀末，日本先後向唐朝派出十幾次遣唐使團。其次數之多、規模之大、時間之久、內容之豐富，可謂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舉。這些學生把唐朝的文字、建築、服飾、制度典章等帶回國內，促進了日本文明的發展。
不過，雖然唐朝對外夠自信也夠包容，但有一件事卻是大唐的底線，那就是不允許外國人享有與唐朝人一樣的待遇，為此，大唐還專門地制定了一項針對外國人的行為準則，其中規定：“回紇諸胡在京師者，各服其服，不得效華人”，即不允許胡人穿唐人的服飾；“胡人不得誘娶漢人婦女為妻”，即不允許外國人娶大唐女子為妻；“在華胡人不能買大唐的田地和房產”，即不允許外國人在大唐享有田地和房產等財產。
宋朝人只要去國外都很受歡迎
在外國人眼裡，宋朝是一個偉大的朝代，創造力得到極大發揮，商業得到極大發展。德國經濟史學家貢德·弗蘭克在《白銀資本》一書中說：“宋代中國在重要技術、生產、商業發展方面和總的經濟發展方面尤為突出。”法國著名漢學家謝和耐在《南宋社會生活史》一書中說：“13世紀的中國在近代化方面進展顯著，比如其獨特的貨幣經濟、紙幣、流通證券，其高度發達的茶鹽企業……在社會生活、藝術、娛樂、制度、工藝技術諸領域，中國無疑是當時最先進的國家，它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僅僅看作蠻夷之邦。”
關於宋朝對外國人的吸引力，《清波雜誌》記載：“倭國（日本）一舟飄泊在（宋）境上，一行凡三、二十人。（日本）婦女悉被髮，遇中州（中國）人至，擇端麗者以薦寢，名‘度種’”。這則記載說日本婦女來到宋代中國，遇到宋朝美男子就要主動獻身，目的是生下後代，來給日本改良人種。
宋朝人每到世界各地必然受到當時人的熱烈歡迎。宋朝人到高麗，“是宜高麗人迎紹之日，傾國聳觀而歡呼嘉嘆也”！宋朝人到印尼爪哇、蘇門答剌二島，“中國賈人至者，待以賓館，飲食豐潔。”……
經濟富足是成就中國人優越地位的重要因素
古代中國人在海外的地位，並非是靠征戰強索而來，而是來自於異邦人對中國發自內心的敬畏。據元代《真臘風土記》記載，淳樸的真臘人，對中國人頗為敬畏，“呼之為佛”，一見到中國人就趴在地上頂禮膜拜。
更極端的例子出現在13、14世紀的日本，且不說是中國人，就連去過中國的日本人，回日本後都能得到尊重。《島夷志略》中記載了這樣的事：有日本男子到中國福建泉州做生意，回國後，他就可以坐上座，即便是老者也不能與他爭座位。
除了敬畏之外，經濟富足也是成就中國人優越地位的一個重要因素。明代，位於今菲律賓南部的蘇祿國，與中國往來頻繁，蘇祿人常常用當地所產的珍珠等物與中國商人貿易，每當中國商船離開時，當地人都要扣留幾名中國人作為人質，以保證中國商人下次還能再來貿易。
由此可見，蘇祿人非常歡迎中國商人，他們與中國的“珍珠貿易”應該也是比較有規模的。蘇祿國遺民的一支——巴瑤族人至今仍是以潛海捕撈為業，不知與當年的“珍珠貿易”是否有關係。
中國的商人用以和蘇祿人交易的，都是絲綢、瓷器等物，這些製成品既是上檔次的生活用品，又是當時國際貿易的硬通貨。有這樣的實惠，在維持對華貿易的方式上“不擇手段”一些，似乎也就可以理解了。
明代後期，歐洲殖民者東來，在海外享有“超國民待遇”的華人受到了歐洲殖民者強有力的挑戰和打壓。萬曆三十年（1602年），明廷派員到菲律賓機易山勘探金礦。
菲律賓的西班牙殖民當局誣指明朝官員來菲律賓刺探虛實，華僑將在戰時為其內應，藉機煽動搶掠華僑財產，殘殺華僑近兩萬五千人，這算得上是有歷史記載的較早的大規模排華事件；到了清朝，我們所熟知的屈辱歷史到來了，天朝的光環逐漸消失，藩屬國次第落入殖民者之手，海外中國人的“超國民”待遇也不復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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