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清初词学中兴后，词家便尤其注意对南宋词的传习与研究。清代词坛分有阳羡、浙西、常州三派递主清词坛三百年。清初词坛上接明末，风格横陈，有承延明习学五代花间词风者；如王士禛、纳兰性德、彭孙遹等人；也有追摹苏、辛者如陈维崧、曹贞吉等人，彼时风流横陈，小令慢词共富而蔚为大观。但随着浙西、常州以词派蹈扬词学之后，南宋词家与南宋词的地位便与日俱增。
浙西尊姜夔，派主朱彝尊旋即提出“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突出”（《词综发凡》）；浙西泯而常州出，常州周济又提出学词的四家之论，即“问涂碧山,历稼轩、梦窗,以还清真之浑化”。然则南宋虽然是宋词发展过程中最为完备的时期，但宋后随即而来的便是元曲的盛行与宋词的式微----------这种词学的式微，舍去音乐关系之外，最为关键的一点便是朱彝尊提出的“工”、“变”之变，而这两变，又是以姜夔、王沂孙为标志。
姜夔的“不俗”与“词至南宋始极其工”
词至周邦彦已然是称得上“穷极工巧”了，周词如《少年游》之“马滑霜浓”、《满庭芳》之“午阴佳树清园”等句，无一不妥帖精透，视如在眼。但可惜的是，周词却鲜有在意象象征性上多做构思，故而张炎称其词是“意趣不高”，刘熙载也批其词是“只是当不得一个贞字”。而这种“意趣”的肤浅，便使得彼时词风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弊病，即流于软媚，不得格调之工。
但自南宋姜夔后，雅词的这种弊病便得到了改善。先，姜夔诗法江西，同时又将江西诗派硬瘦的笔法引入到词学中来，这便是如今总结姜夔风格所谓的“以清劲救软媚”，但这种救，又是如何救呢？---------便是以“不俗”救，姜夔《诗说》中曾有过关于“不俗”的论述：
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自不俗。
又云：
故始于意格，成于句、字。句意欲深、欲远，句调欲清、欲古、欲和，是为作者。
据此，我们可以发现，姜夔对“不俗”的追求，是从“格调”而投射到“字句”之中的。今人大多是称道白石以“江西诗法入词”的字面，但实际上这种字面饶是从“格调”上所带出，换而言之，姜夔的“工”是在格调。
姜夔《白石道人歌曲》中一共存词86首，其中出现“梅”字的词句或者词牌名便多达22处；“冷”字则出现了12次，“清”字出现了11次，“碧”出现了9次，“寒”则出现了25次。“梅”的意象象征性一贯是“孤傲不俗”的；而诸如“冷”、“清”、“碧”等字意则又自带“幽冷”的特质，而这些“不俗”的字抑或是象征意象的多次出现，便是他在格调上的追求。
此之外，即便是同样的咏物，姜夔依然在尝试以“不俗”的方向去创作，我们以姜夔与周邦彦的咏荷词来一比便知。
姜夔《念奴娇》：
闹红一舸，记来时、尝与鸳鸯为侣。三十六陂人未到，水佩风裳无数。
翠叶吹凉，玉容销酒，更洒菰蒲雨。嫣然摇动，冷香飞上诗句。
周邦彦《苏幕遮》：
燎沉香，消溽暑。鸟雀呼晴，侵晓窥檐语。叶上初阳乾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
二词之中，所展示的艺术风格便是非常不同，周邦彦词是倾力在对景物主体的摹写之中，不论是鸟雀之“呼”，或是水面“清圆”，或是“一一风荷举”等处，体现的是他穷极工巧的一方面，我们可以透过他的描写使“景色”跃然纸上；但姜夔则不同，姜夔写荷花无一笔在荷花上，通过对环境的构架，进而烘托出一种奇妙的想象--------是由“人未到”、“水佩风裳”、“翠叶吹凉”构筑的“嫣然摇动”的情态来。
当然，并不是说周邦彦的技法比姜夔低，而是周邦彦缺少的就是这种“意趣”的工练，亦或是“格调”的工练。而这种对“意趣”的工练便使得南宋词出现了第一变，即“始极其工”了。
王沂孙的“咏物”与“词至宋季始极其变”
因姜夔对于意象通感性的追求、对言外之意的追求，极大的扩张了词对思想性的容纳--------这种发展尤其体现在咏物词上。而宋季词学的这一变化，恰恰就是体现在咏物词上。
词家之咏物，或“因寄所托”，借抒身世之感；或“侔色揣称”，略等“有声之画”。其在北宋，作者偶一为之；如苏轼《水龙吟》之咏杨花，晁补之《盐角儿》之咏梅，其尤著者也。《中国韵文史》
这种“因寄所托”便是词体之一大关键转变，是词体地位擢升的关键标志，而这个关键标志的完成人物，便是王沂孙--------“集咏物词之大成，而能提高斯体之地位者，厥惟 王沂孙氏。”（龙榆生说）。
宋词地位不能与唐诗同列，便是因为在南宋之前的词家并没有特地为词赋予这种“寄托”。今人很多人提到苏轼的以诗为词提高了词的地位，其实不然。苏轼之于词体的解放，更多的是无意识、游戏式的尝试，其《与鲜于子骏书》云：
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扺掌顿足而歌，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所谓的“自是一家”的由来便是如此了，但这种艺术追求却多体现在字面、句面上，如苏轼评惠新词是“句句挺拔，诗人之雄”，评柳永《八声甘州》是“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等都是言及句法，风格，并没有将词也演进到“诗言志”的上比风雅之列，同时他自己所作的咏物词词，凡有“比兴寄托”之意者，除去《卜算子》数首，也寥寥无几。蒋敦复《芬陀利室词话》曾云:“唐五代北宋人词,不甚咏物,南渡诸公有之,皆有寄托。”
宋衣冠南渡以后，国家动荡，文人纷起故国之感，以寄托词外，而其中以王沂孙成就最高，影响最大。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云:"咏物词至碧山，可谓空绝千古，然亦身世之感使然，后人不能强求也。"又近人吴梅云“大抵碧山之词，皆发于忠爱之忱，无刻意争奇之意，而人自莫及。论词品之高，南宋诸公，当以花外为巨擘焉。其咏物诸篇，固是君国之忧，时时寄托，却无一犯复，字字贴切故也。"
王沂孙咏物词的成就体现在两方面：第一，从技法角度上，以吴文英笔法作篇章结构，以姜夔笔法作比兴寄托。如《齐天乐》、《天香》等词都是如此（详评见前文： ）。第二，则是有意识的用词来寄托思想，如吴梅所说的“皆发于忠爱之忱”----------这种有意识的用词体取代诗体来完成寄托创作的，便是宋词最关键，也是整个词史最关键的一变，只王沂孙开此先河，词学方才能在清代达到诗词同列的地位。
结言
值得一提的是，朱彝尊所谓“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始极其变”的说法，并非是为了标举南宋而贬低北宋，朱氏另又有词论云“小令宜师北宋，长调宜师慢词”便足可证。其次，词至南宋虽然经此两变而完成了技法与思想的提高，但同时也因为过度尊崇周、姜、张等人的雅词，也使得词学发展戛然而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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