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州
三国时期，地处争战最前沿的鄂州，凭借其特殊的军事地理位置，异军突起，两度成为帝王之都，成为当时长江中游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不仅在鄂州的城市发展史上写下了最辉煌的一笔，而且为湖北的城市发展史增添了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
一、因武而昌——水军基地
鄂州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曾先后作过诸侯国邑和王府封地,但直到东汉末年，还只是一个人口不过万人的蕞尔小县——鄂县，属荆州（原刘表）江夏郡管辖。三国时期，由于曹、孙、刘三家势力角逐鼎足于湖北，鄂州的军事战略地位顿时凸现出来，鄂州才真正迎来城市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期，赢得一个流传千古、响彻神州的名称——武昌。公元221年4月，为了牢牢控制长江中游的统治权，确保江东平安，孙权将其统治中心从湖北的公安迁至鄂县，取“以武而昌”之义，将鄂县改名为武昌县。同年分江夏立武昌郡，辖武昌、阳新、沙羡、下雉、柴桑、浔阳等六县。是年农历十一月，魏文帝曹丕封孙权为吴王，次年改元“黄武”，三国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
公元229年4月，孙权正式称帝，号吴大帝，武昌遂成为吴国的第一个国都。“生子当如孙仲谋”。孙权乃一代枭雄，苦心经营江东多年之后，之所以要在鄂州首创帝业，关键原因就在于鄂州对于吴国具有极其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赤壁战后，曹操虽被迫中止了南下的步伐，但仍盘踞襄阳，雄峙江北，虎视江南。刘备西入蜀地，却依旧势图江东。而鄂州之地“襟带江、沔，依阻湖山，左控庐淝，右连樊汉”，为兵家必争之地，是“江东镇戍之中，非但捍御上游而已；缓急赴告，骏奔不难。”就兼顾中下游以及对外发展而言，远比其他地方优越，因此，对于孙吴立国江东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此外，鄂州的山川形势和物质资源也便于设防和适应建都。鄂州三面皆山，环城皆水，尤其是东南部的幕阜山余脉，山势险峻，道路崎岖，是天然的军事屏障。
孙权剧照
东吴靠水军立国，为了发挥其军事优势，统治中心就必须紧依大江、大河和良港。而鄂州地处长江中游，是长江南岸重要的天然良港，水运条件极为优越。其北有长江，南有梁子诸湖，西有樊川襟江带湖。九十里樊川，水深道阔，曲折幽深，是停泊水军船只的绝佳场所，百里梁子湖，湖宽水丰，终年不竭，为操练水师不可多得处所。驻梁子，出樊川，入长江，非常有利于水军机动。溯江而上，即可北上直取襄阳，又可西进抗衡巴蜀。顺江而下，不日即可驰援建业。赤壁大战之前，孙刘两家水军就是在此集结，其战略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除了极佳的军事地理位置外，鄂州还拥有丰富的战略物质资源。当时的西山有铁矿，附近的汀祖、碧石和大冶的铜绿山一带，铜、铁矿藏都十分丰富，且有一定规模的冶炼业，这就为孙权建都立业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物质保障。孙权在鄂州首开帝业，并“以武而昌”命名鄂州，原本寓意县、国两旺。吴国是否如其所愿，昌盛起来，我们姑且不论。但鄂州确是自此昌盛发达起来。孙权在武昌期间，将建业一千多富户迁入武昌，达数万人之多，其中有不少能工巧匠。这样一来，不仅增加了武昌人口，而且输入了吴越生产技术和文化，为武昌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从而使得武昌很快有了一个飞跃性的发展，迅速成为长江中游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此跻身于中华重镇。
自孙权都武昌，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历朝，今鄂州市一直称为武昌县，长达1600余年。在古代城市发展史上，因军事而兴起的城市不少，但真正取“以武而昌”之义命名的只有鄂州一个。汉末三国纷争，莫不以襄阳为扼要而力图之。尽管襄樊在天下分合之中具有如此地位，但终究在“名份”上较鄂州少了些传奇色彩。与襄樊等军事历史名城所具有的关隘特征不同，鄂州因特殊的水运条件而具有显著的军港特色，是当时最大的军事港口和水军基地。
东吴战船
《三国志》注引《江表传》曰：
“初权在武昌，欲还都建业，而虑水道溯流二千里，一旦有警，不相赴及，以此怀疑。及至夏口，于坞中大会百官议之，诏曰：‘诸将吏勿拘位任，其有计者，为国言之。’诸将或陈宜立栅栅夏口，或言宜重设铁锁者，权皆以为非计。时梁为小将，未有知名，乃越席而进曰：‘臣闻香饵引泉鱼，重币购勇士，今宜明树赏罚之信，遣将入沔，与敌争利，形势既成，彼不敢干也。使武昌有精兵万人，付智略者任将，常使严整。一旦有警，应声相赴。作甘水城，轻舰数千，诸所宜用皆使备具。如此开门延敌，敌自不来矣。’权以梁计为最得，即超增梁位。后稍以功进至沔中督。”
从这段记载，我们不难得知，时武昌拥有的船舰不下数千只，水军不下数万人。为拱卫国都，孙权在鄂州周边兴建了许多军事城堡，其中，对岸江北的邾城（今黄冈）就有3万驻守。而武昌作为军事大本营，驻军数量当不会少于邾城。因此，有学者推测，当时武昌驻军至少也有4万人以上[2]。如此规模，绝非当时的襄阳、荆州所能比，亦非现赤壁市所能比。基于以上认识，私见以为，在宣传鄂州的时候，应该着力将鄂州打造成为“中国古代第一军港”。
二、 南国古都——帝王之乡
在湖北历史上，很少有城市，被定过都，更不用说先后两次被同一个国家定过都。鄂州不仅是湖北历史上是最早的帝王之乡，也是唯一的二度帝王之乡。这一点是同为三国文化重镇的荆州、襄樊所无法比拟的。三国时期，鄂州曾先后两次被吴国定为都城。公元229年（吴黄龙元年），四月孙权在鄂州称帝，是为吴大帝。在南郊筑坛祭天，传有黄龙蟠于江心矶上积日方去，遂改元黄龙。公元265年（吴甘露元年），九月，末帝孙皓自建业迁都武昌。孙吴都鄂，不仅使鄂州经济自此昌盛起来，还为鄂州营造了一个规模宏大、令后人惊羡和感叹不已的城池宫阙。孙权一到鄂州，就着手修筑武昌城，也就是现在俗称的“吴王城”。在今鄂州市南百子畈一带钻探查明，吴王城为一东西长，南北窄，总面积0.6平方公里的长方形古城。史载吴王城分内外两城。内主体建筑为城内有一座武昌宫四周有宫城，内有太极殿、礼宾殿和安乐宫等主要建筑物。
武昌城的用料十分讲究，据清光绪《武昌县志》载，其砖瓦“皆澄泥为之，可以为砚，一瓦值万钱。”宋人薛季宣曾写过一首《樊山春望》的诗，对武昌安乐宫作了生动描写：“东鄂城东安乐宫，李花练绚玉玲珑。画图长喜平芜绿，不觉身归罨画中”。武昌城锦绣、豪华之风采，由此不难想象。“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岁月改变了一切。如今吴王城仅存一段长约60米、宽10米、高达4米的夯土墙和其形如带的护城河痕迹。考古学家论证，这是我国三国时期留下的唯一比较明确的古代城址，是我国南方最早的六朝都城，目前国内同一时期的都城遗址仅剩两处，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当前，三国民俗文化对孙权及其东吴政权有着诸多偏颇，因此，我们在宣传鄂州为吴都时，一定要充分考虑到其不利影响，在宣传策略上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要充分挖掘吴王城的历史学和考古学意义，并大力宣传，着意将吴王城打造成“中国南方第一古都”。
三、经济中心——商贸之都
得长江、樊川、梁子湖之便，鄂州自古商贸繁荣。战国时楚鄂君启舟车遍天下，广为货殖。三国时期，鄂州更是凭借地处长江中游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区域优势，大兴商贸。自孙权改鄂县为武昌并在此首创帝业后，武昌便一直是长江中游的经济中心，更六朝而不替，考古资料可以证明。鄂州先后发掘了数以千计的六朝墓，出土了数以万计的文物，计有金、银、铜、铁、陶、瓷、玉、石、漆、木等十余个种类。一个地区集中发掘如此之多的六朝墓及文物，这在全省乃至全国也是少见的，有些墓葬和出土文物甚至成为全国六朝考古中墓葬和文物断代的“标尺”在西山南麓发掘的“孙将军墓”和在相同地域发掘的“饮料厂一号墓”均是吴国孙氏贵族墓，其墓葬规模之大，随葬物之多均为我国六朝墓中所罕见。如鄂钢饮料厂一号墓一次性就出土了近200件青瓷器，全国为之瞩目。这些都是鄂州在六朝时期社会生产、生活和商品贸易的真实反映，充分表明了武昌在全国所具有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
鄂州古铜镜
三国时期，鄂州商贸的兴旺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一、发达的泛江贸易，二、频繁的对外贸易。六朝时期，长江是南方水运交通、货物运输的重要干线。晋时贺循曾说；“江道万里，通涉五洲，朝贡商旅之所以来往也”，明确指出了长江水运的发达及其在通商往来方面的重要作用。三国时期，鄂州与南京，同为吴国的两大政治、经济中心，大量考古资料证明，两地之间，经贸往来十分频繁。如从鄂州出土的青瓷器知道，此时比较高级制工精美的青瓷器并非产自本地，而是从长江下游的会稽郡输入的。“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的民谣，固然反映了建业人民不愿迁移的决心，无疑也透露出建业人民经常吃到武昌鱼这一美味。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建业和武昌之间物资交流十分繁密。因两地均紧临长江，是以其间的经贸往来主要是依靠长江水运完成的。
此外，出于互通有无的经济目的，吴蜀之间也经常发生经贸往来。武昌为孙吴一政治经济中心，与上游的蜀国成都单独进行泛江贸易自不必说，重要一点的是，下游建业与上游成都之间的泛江贸易也可能在武昌中转或交易，这无疑增添了武昌泛江贸易的繁华。六朝时期，南北走向的汉江是南北经贸的主干道。北方的物质要周转东南，离不开汉江和长江水道，这样势必取道鄂州，这对鄂州的泛江贸易来说，无疑是锦上添花。三国初，吕蒙趁关羽北上围攻襄阳之际，率军袭占荆州，关羽居然还蒙在鼓里。固因吕蒙率舟师逆江西上时，尽伏其精兵于船中，使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昼夜兼行，以致于关羽沿江守兵毫无觉察。但深究起来，当是平素里吴国商船经常出入荆州城内，以至关羽守军习以为常，没有及时检查。在这些经常进出荆州的吴国商船中，来自或者途经鄂州的船只，必定不少。依托发达的泛江贸易，鄂州的对外贸易也频繁起来。近年来，日本出土了许多三世纪至四世纪初中国吴地所产的铜镜，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武昌输入的，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三国时期鄂州外贸的发达。
鄂州古铜镜
据《梁书·中天竺传》载：“孙权黄武五年（公元226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其时孙吴都武昌，孙权当是在武昌接见大秦商人秦论的。在鄂州五里墩121号西晋墓中，出土了一件波斯萨珊王朝出产的玻璃碗，据考察，此碗为孙吴时自海路传入。从三国初期大秦商人的到来，到西晋时期波斯玻璃碗传入，说明终三国时期，鄂州一直存在着一定规模的海外贸易。应该来说，六朝时期，襄阳、荆州与武昌一样都是沿江而立的商业都会，但在三国时期，由于在政治地位上的特殊性，武昌商贸的兴旺和城市的繁华要远远胜过襄阳和荆州。这也是武昌出土的三国墓葬和精美文物远远高出其他地方很多的根本原因。
参考文献：《三国志》、《晋书》、《读史方舆纪要》、《湖北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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