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七月初二，眾大臣在朝中商議役法。宰相司馬光主張廢除王安石變法時確立的“免役法”，恢復從前的“差役法”。時任中書舍人的蘇東坡認為免役法利弊參半，而且已經實施多年，只要革除其弊端即可，不一定要徹底廢棄。司馬光執意不聽。東坡覺得司馬光過於固執，散朝後氣呼呼地回到家中，連聲呼曰：“司馬牛！司馬牛！”司馬牛本是孔子弟子之名，但是東坡此時並非用典，而是指責司馬光脾氣倔強，有如犟牛。此事的是非曲直究竟如何呢？
司馬光本是與東坡同進同退的政治盟友，也是識拔東坡的前輩大臣。早在熙寧二年（1069），司馬光就推薦“文學富贍，曉達時務，勁直敢言”的東坡為諫官。兩年後，司馬光又上書神宗，自承“敢言不如蘇軾”。東坡終生與司馬光保持著親密的關係，尤其是在舊黨失勢之時，兩人互通聲氣，以節義互相勉勵。
蘇東坡像（趙孟頫畫）
可是，東坡反對新法，完全是出於公心。當新法正在勢不可當地推進時，他力挽狂瀾堅決反對。但一旦時移勢異，新法遭到全面廢除時，東坡又挺身而出，呼籲保留其中的合理部分。元豐八年（1085），新黨失勢，司馬光東山再起，就像當年王安石雷厲風行地推行新法一樣，司馬光也以同樣的熱情和效率廢除新法，從本年七月罷保甲法始，至次年八月罷青苗法止，一年之內，新法被全部廢除。東坡就在此時離開黃州貶所返回朝廷，並升任中書舍人。按理說久遭貶斥的東坡應該額手以慶了，可是他卻力主對新法也要擇善而從，反對司馬光廢除免役法。
當年王安石的新政把差役法變為免役法，廢除以前按戶等輪流服役的勞役制度，改成由官府出錢募人充役，原來承擔差役的人戶則按等繳錢，稱為“免役錢”，就樣做於公於私，都方便易行。但是免役法同時又規定，原來不承擔差役的城市坊郭戶、農村裡特別窮苦的未成丁戶、單丁戶、女戶以及官戶、寺觀等也要繳納數量減免一半的“助役錢”，這就對社會上最窮苦的若干人戶有所損害。長期擔任地方官並曾貶居黃州四年多的東坡對此洞若觀火，所以他認為“差役、免役各有利害”。既然如今免役法已經施行近二十年，吏民都已習慣，東坡就主張“盡去二弊而不變其法，則民悅而事易成”。可是司馬光根本聽不進任何不同意見。最後免役法還是被廢除了，但東坡這種一心為公、不阿權貴的凜然風節則永垂史冊。
與東坡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蔡京。蔡京當時任職開封府，當他獲悉司馬光有意廢除免役法時，便看準機會進行投機，竟在五日之間命令開封府屬縣的百姓千餘人以充差役，以此證明差役法之可復，來向司馬光獻媚。司馬光未察其奸，稱讚蔡京說：“使人人奉法如京，何不可行之有？”司馬光做夢也不會想到，八年之後支持新黨恢復免役法最力的也是蔡京，而十六年後誣稱司馬光為“元祐奸黨”之首惡，且親自書寫“元祐奸黨碑”碑文的也正是蔡京！
東坡與司馬光的交誼建立在共同的政治信念的基礎上，他們之間的爭論堪謂君子之爭，政見的分歧並未損害他們的友誼。就在二人爭論免役法之後兩個月，司馬光病卒。東坡不勝悲痛，先作祭文曰：“嗚呼，百世一人，千載一時！”又作行狀，除了縷陳司馬光的政治功績外，特別表彰其崇高品行：“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飢渴之嗜飲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又作神道碑，敘司馬光東山再起的晚年事蹟曰：“公來自西，一馬二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為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三篇哀弔之文都對司馬光的功績、人品給予極高的評價。所謂“司馬牛”者，不過是二人交往過程中轉瞬即逝的一個小插曲而已。
山西夏縣司馬溫公祠藏有蘇軾撰文並書石、金代摹刻的《司馬溫公神道碑》
本文原載《月讀》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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