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天津条约》十二年期限即将届满之时，清廷为缓和与列强各国的关系，准备派出使节奔赴欧美各国，一方面是进行修约的谈判，一方面是搞好与列强各国的关系，但是，大清帝国臣民“谈夷色变”把外国是为野蛮之地，不愿意前往。清廷只好委托即将卸任驻华公使的美国人蒲安臣代为前往。
清廷的委托，对于即将离任驻华公使的蒲安臣来说，是自己重新投入政治生活，再塑外交辉煌的一个新的开端，他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扬名的好机会。所以，他咨询赫德后，毅然接受了这个任命。
本文根据《晚清官场的洋大人》改写
一个美国人要代表大清出使西方，那么美国政府是什么态度呢？蒲安臣接受清廷的任命，事先并没有征求美国政府的意见，所以美国政府也不知道这件事。但是，蒲安臣接受这项任命本来就包含着他的政治理想和外交理念，因而在出使之前给美国国务卿西华德写了一封信，说自己是“为了我们国家的利益及文明之故，遂接受了此项任命。”[1]
蒲安臣所说的美国国家利益当然指的是在各国竞夺在华利益的进程中，如何维护美国的经济利益和提升美国的外交影响力。西华德看了蒲安臣的信后，当然也认为这是扩大在华影响和扩展经济利益的大好时机，因而给予了热情的支持。接替蒲安臣成为驻华代办的卫三畏说：“美国政府将完全支持中国所采取的步骤。中国挑选最年轻国家的使节作为特使，把一个古老帝国的外交上介绍给他国，这表明了他们对信任我们是和平的使者，也显示了他们在促进最佳利益方面希望同我们合作。”[2]
看来，践行美国人提出的“合作政策”，所谓合作政策，就是与中国合作，进而维护西方的在华利益。因此，这是美国政府赞成蒲安臣代表中国出使欧美的重要因素。蒲安臣驻华公使任期届满，“合作政策”能否推行成为一个问题。如果“合作政策”得不到继续推行，列强各国极有可能继续采用炮舰政策对华实施掠夺；再者，支持美国政府提出的“合作政策”的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此时也已经离开中国，再加上蒲安臣的即将离去，使得“合作政策”能否执行变得危机重重。蒲安臣感到，要消除各国可能对中国的新一轮掠夺，进而影响美国的在华利益，他需要通过代中国出使西方之际，向西方各国政府游说，赢得各国对“合作政策”的继续支持，从而变成西方对中国的共同政策。
蒲安臣还寄希望此行能使西方对中国产生影响，此时洋务运动正在开展。他希望通过此行，影响中国的洋务派，加深中国的改革，促使中国按照西方的模式实现“现代化”。“他希望这个伟大民族向西方文明光辉的旗帜伸出他的双手的日子不久就会降临”。[3]但是中国的改革，他认为西方应该采取扶持的态度，而不是胁迫。
法国画报上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与清军交战场面
在驻华公使任上，蒲安臣与中国洋务派多有接触，1862年，蒲安臣“到北京刚刚安顿下来，他就发现他自己同情恭亲王和文祥……当他还在北京时，他就越来越相信恭亲王及其同僚真心改革……蒲安臣相信，只要假以时日，中国靠自己的力量会引入铁路和其他革新。然而，如果西方强迫她这样做，就会起到有利于恭亲王和文祥的反对者的作用”。[4]
蒲安臣呼吁西方各国要有耐心，不要过多的逼迫、干预清廷，要给中国一个适应改革的空间，引导中国适应西方的模式。正因如此，他支持在同文馆任教的丁韪良把西方的法律、科学等著作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使清廷了解西方世界，了解先进的教育、法律与文化。
希望中国按照西方的模式进行改革，蒲安臣在驻华公使任上还多次向美国政府建议，把中国在英法战争中的赔款，投资中国，建立几所学校，把美国的文明介绍到中国，但是他的建议当时并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响应。借这次出使之际，他希望他的建议能够得到实现。正如他率领使团到美国后在美国的演讲所说的那样，“中华帝国过去数年来的伟大进步，世界上任何一地均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她的贸易已经扩张，税制己改良，海陆军均改组，并建立一所大学以教授近代科学及外国语文。这些工作是她在十分艰苦中完成的”。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中国的开明人士已经发现他们自身的落伍。蒲安臣说，“她（中国）发觉她已经落伍，她发觉她必须与西方发生关系，她自省不能再延误，必须向西方亲善……她现在便说出，‘请西方将你们的小麦、木材、煤炭、银子以及任何地方的物品供应我们，我们将量力而购之。我们将以大量的茶叶、生丝、自由劳工等输出。’她告诉你们，她准备将你们的文化嫁接在它的古老文明上面……她告诉你们，她愿意和你们通商，向你们买、向你们卖，帮助你们扫除贸易上的障碍。她欢迎你们的商人，她欢迎你们的传教士。她告诉你们的传教士，把光芒闪耀的十字架竖立在每一个峰峦和溪谷。”[5]
蒲安臣使团
蒲安臣希望中国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的影响和支持下，按照西方的模式自愿地进行改革，尽量地不是胁迫性质，把中国改造成为一个对西方友好、特别是对美国友好的“现代化”国家。怀着这样的理想和愿望，蒲安臣接受使命，开始了近代中国走向西方的第一次外交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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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Mr. Barlingame to Mr. Seward, Dee, 17th 1867,U.S.Foregn Realations 1868,p494—495.
[2]Prederick Williams, Allson Burlingame and First Chinese Mission to Foreign Powers, New York,1992,P45.
[3][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212、213页。
[4][美]欧内斯特·梅、小詹姆斯·汤姆逊：《美中关系史论》，第86页。
[5][美]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姚曾廙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312、3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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