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44期，原文標題《王汎森：是陳寅恪晚年的史學實驗》，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一位經歷晚清、民國、新中國世變，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傅斯年語）的歷史學家，會在人生的最後留下怎樣一部著作？陳寅恪的選擇是為明末女子柳如是作傳，著成《柳如是別傳》。這也是他爭議最大的一部作品，從問世至今，學界對陳寅恪為何選擇這一題目、究竟如何理解這部書的價值有許多相差甚遠的意見。我們請對近代中國思想史、學術史有深入研究的王汎森教授談了他的理解。王汎森是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目前為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特邀訪問教授。

記者/劉周巖

三聯生活週刊：你1958年出生，在臺灣大學就讀，然後進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普林斯頓大學學習後又回到史語所工作至今。像你這樣一位在臺灣成長起來的學者，瞭解陳寅恪先生是怎樣的過程？

王汎森：因為臺灣1949年後對很多信息進行限制，我們對留在大陸的早一輩學人知道得很少——舉個例子，我都進入史語所工作了，還不知道夏鼐以前是史語所的人。80年代我去史語所時，能談陳寅恪先生的老先生們都已經太老了。偶然機會我認識了陳先生的妹夫俞大維先生，談了一些陳先生的事。我也曾經建議俞大維先生寫一個比較詳細的陳寅恪傳，但是他並沒有什麼表示。

我們最先接觸的陳先生著作，是從中亞史這個部分開始的，深深地為他這方面的研究所震驚。不只因為他掌握那些語言和史料，更因為每篇文章雖然不長但都有一個論點在，你不一定都同意，可是能體會到每個論點經過很多周密的思考，融合了有創意的想法。我在學生時代還受他的影響亂學過梵文及西夏文，不過一無所成，因為梵文非常難。此外，當然就是研讀他中古史方面的許多研究，其中《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這兩本書是考研究所必讀的，能感受到他的史觀已經跟早期有所不同。

三聯生活週刊：歷史學家曾把陳寅恪一生的歷史研究分作三個階段：“殊族之文、塞外之史”“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心史”，前兩期也就是你提到的中亞史和隋唐史研究，學術界一貫高度評價。對陳寅恪晚年的工作，即“心史”階段則眾說紛紜，人們對他生命中最後的也是耗時最長（10年）、篇幅最大（80餘萬字）的著作《柳如是別傳》存在著兩極分化的評論，或者認為費如此筆墨為一位“明末妓女”立傳很不值得，或者認為這是寄託陳先生一生抱負的奇書，你對這部書的最初印象是怎樣的？

王汎森：《論再生緣》跟《柳如是別傳》是陳寅恪1949年以後的作品，代表他的第三期。我記得35年前去史語所報到第一天，手裡拿著的正是《論再生緣》，裡面提到一個問題我想所裡的“明清檔案”或許能解決，於是去問負責“明清檔案”的同事，這是我第一次想要去窮究其中的問題，印象很深。《柳如是別傳》當時讀的是臺灣一家出版社翻印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但這本書實在太大，通讀很不容易。開篇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陳寅恪先生從一顆紅豆引出整部書的緣起，非常浪漫。陳寅恪從對錢牧齋的一首詩開始寫起，我讀了印象非常深刻，大約30多年前還用毛筆寫下來送給一個朋友：“埋沒英雄芳草地，耗磨歲序夕陽天。洞房清夜秋燈裡，共簡莊周說劍篇。”現在這幅字還掛在朋友家的客廳。

在史語所時，著名歷史學家何炳棣曾幾次來說過，以陳寅恪先生這樣的學問、這樣的聰明，花10年做這樣一本書，是極大的浪費。何先生心目中所想的陳寅恪是應該要講“大問題”的。但我覺得不盡然。這本書展現了晚明到清初整個時代文人世界的圖景，更重要的是對他的史學方法做了非常高明的演繹。寫《論再生緣》和《柳如是別傳》的陳寅恪已經到了一個新階段，我贊成“心史”的提法——這也是陳寅恪自己的概括，典出鄭所南《心史》。據一些材料來看，陳寅恪當時在中山大學也跟學生們很明確地講，他是在實驗一種新的史學。

三聯生活週刊：陳寅恪在這部書中寫了錢、柳二人在明末清初的故事：青樓女子柳如是與明末重臣錢牧齋結下姻緣，弘光南朝覆滅後，柳如是勸錢牧齋一同自盡殉國，錢退怯，柳跳水後卻被救而未死。錢牧齋降清後循例北上，未到一年便稱病求歸，最終在柳如是的鼓舞下一同從事反清復明活動。錢、柳二人在歷史上是怎樣的形象，陳寅恪為什麼要寫這兩個人物？

王汎森：這兩個人一度都是負面人物，陳寅恪對他們做了完全不一樣的解讀。在整個清朝錢牧齋是非常忌諱的人物，乾隆把他列入《貳臣傳》乙編，認為錢對明朝、對清朝，都是叛徒。所以他的著作在整個清朝基本上是非常難見到的，陳寅恪“早歲偷窺禁錮編，白頭重讀倍悽然”的詩句就是說，早歲也就是在晚清，能看到一部錢牧齋的文集是非常難的事情。近年來，我在搜讀清朝人私下所寫的讀書題跋，圍繞著錢牧齋的相當多，大部分都是把他罵得狗血噴頭。

可是陳寅恪寫《柳如是別傳》，對男主角錢牧齋是頗有寬大之詞的，但他反覆強調，錢基本上是一個怯懦猶豫之人，相反的，柳如是雖然是個青樓女子，可是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勝過錢。陳寅恪反覆歌頌柳如是的，除了她的才華，更多是她不受宋朝以來禮法的拘束、不受各種時流約束，有自己的思想、有堅定的氣節。

為什麼陳寅恪一定要去寫他們二人呢？這一點我不太確定。但我覺得在種種理由之外，有一點值得一提，他是想借“錢柳姻緣”具體展現那個時代。錢牧齋在晚明文人裡面是有代表性的，是當時的黨社名流、大文豪、風頭人物，是當時時代氛圍裡的“電話總機”。透過這個“總機”，可以生動地聯繫、觀測到同時代的許多重要的人物與世相。我曾經總結過十幾個可以反映晚明文人行為和心態的特點，發現《柳如是別傳》其實都體現了，比如：禪佛的品味渲染浸淫生活的層面；文人生活帶有表演性質的自我標榜，一本書要找幾十個人寫序，到處請人鑑定、請人參閱；當時輿論力量之大，僅靠輿論就渲染得錢牧齋可以去領兵、做宰相；晚明黨社之間的排擠之風，必欲置對方於死地；晚明逐漸發展出來的專業化匠人（如濮仲謙）；書生和名妓談論兵事，動輒要到古戰場去憑弔，別的時代不一定有這樣的事。這都是非常重要的文化世界的現象，在他的書裡面都有具體而微的體現。陳寅恪在講義中曾講運用唐詩時，要由詩中的特殊去見普遍，我覺得《柳如是別傳》是用活生生的個人故事去展現了一個時代。

陳寅恪早年就對錢牧齋有興趣，這些因緣過了幾十年後回過頭來成為他的研究主題，並不特別奇怪。值得注意的反而是在作這個書的時候，他為了開闢一個新的史學實驗不惜放棄早年所有學術的優勢，那些外國語言、中古史積累都和這部書無關了。

三聯生活週刊：能不能詳細談談陳寅恪在《柳如是別傳》中的“史學實驗”？既有的史料出於偏見對錢、柳二人多有詆譭，陳寅恪通過更為“真實”卻也更為模糊的詩歌等材料復原歷史，他具體是如何做的呢？

王汎森：這場實驗的核心是他使用的證據還有推理的方法。歷史學是靠證據的，在這部書中，他大量使用我個人所謂的“象徵性證據”或“間接性證據”，這是不同於其他人的研究，也不同於他自己此前研究的地方。“以詩證史”，在《元白詩箋證稿》中已有體現，但《柳如是別傳》更進一步。

陳寅恪認為很多看起來很普通的事實往往存在多層次的意義，也往往會著意找出生成文本的“過程”和“能量”。陳寅恪在討論文本的時候，往往有個基本的前提：文本是一層一層“套疊”著的、“用典”有著一層一層的指代意義。他認為典故本身蘊含著用典人的想法在裡面，“典”不只是簡單地為了裝飾或詩的好看，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說出當事人所要說出的東西。譬如《柳如是別傳》中“復明運動”一章，講到錢牧齋周旋於晚明各地的軍閥，想要透過詩文的手段去結納、利用有力量的軍閥來實行他的想法，陳寅恪是從那些不明言出來的詩、序等看出的，我想這些都是極大的實驗。另外，陳寅恪一直懷疑錢謙益除了柳如是之外，還對一位名為惠香的女子有意思，想“擁二嬌於一金屋”，他建絳雲樓，觀其命名似乎不僅專指柳如是而言，更兼寓惠香之名。他的推論很曲折，此處不能詳述，但其中有一個想象推論的根據是錢謙益心中欲自比韓愈。韓愈有二妾，一曰絳桃、一曰柳枝，其中柳枝指柳如是，而絳桃必是另一女子，他猜想惠香的名字中必有一“桃”字。這一推測是否完全站得住，我不敢說，但它是高度技巧也是高度想象的展現。

不是所有人都認可這種觀點。錢鍾書認為陳寅恪把用典看得太執著，認為其中很多不過是文學家的創作和虛構。可陳寅恪認為這些沒有明言的間接證據本身含藏著很大的歷史事實。哪怕是詩文集中詩的排列次序、典故、兩人詩作之中的對話關係、次韻、寫了與誰相近的文體、用哪一個時代的文風，在他看起來都是證據。比如他說柳如是原來傾向幾社的復古派文風，所以寫文章常常用《昭明文選》中的話，可是後來慢慢因為轉向了錢牧齋，所以她的詩文體本身也變向接近宋詩——原來的復古派反對宋詩，詩文體格的變化與現實生活中的變化息息相關。另外就是他對時間和空間、制度等的重視。看來很普通的日期長短，對他而言卻是重要的歷史證據，譬如他會想，為什麼錢牧齋聽到什麼事情五六天就要趕回家、裡面是怎樣的考慮等等。這些巧妙而大膽的對不言明文本的解釋，我認為就是“心史”的重要表現之一。

三聯生活週刊：除了對象徵性證據的大膽使用，這部書中還有什麼值得注意之處？

王汎森：新史料對陳寅恪也有很大的支持作用，比如羅振玉《史料叢刊初編》中刊出的關於洪承疇揭帖中講到錢牧齋被捕的材料，還有《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徵實錄》中提到馬進寶為了顧及身家遲遲不肯正式表態加入鄭成功的復明行動，這些檔案材料對他的論證起到了重要作用。

陳寅恪這部書的寫作是很特別的，他動輒在文章裡面加一個“豈不可笑”之類的評語，常常會在寫到了關鍵處，插入一首他自己寫的詩，表示對這件事情的感懷，彷彿是作者在跟歷史上的人物對話。《論再生緣》中也出現類似的情況，胡適便曾在他手上的油印本《再生緣》中批“寅恪至老不脫才子氣”。這當然不是現代學術的做法，今天這樣寫博士論文一定會被斃掉，即使他同時代人中也極少見到如此寫作的。

我覺得歷史慢慢脫離文學是近代一個很重要的變化。中西曆史上有許多時候，包括哲學在內的學問都有刻意脫離文學的情形，清代的考據學、近代的史學都想甩掉文學，好像認為文學摻進來以後就不客觀了。文學的表述對史學無益似乎是共識，但我想陳寅恪並不反對這兩個合在一起。但這種文學絕不是今天所說的為了吸引更多讀者閱讀興趣的文學化寫作，《柳如是別傳》這本書寫得極為艱深、奧衍、迴環往復，像康德的三大批判一樣，非常耐讀。就像他書裡面自己寫的，這本書是寫給“通識古今之君子”看的，是想“痛哭古人，留贈來者”。

三聯生活週刊：

還有一種看法認為陳寅恪先生晚年寫《柳如是別傳》而沒有選擇別的題目，主要是外部條件所限，你怎麼看？

王汎森：從學術轉向來講，在1949年以前，陳寅恪就把許多關於“殊族之文，塞外之史”的書賣掉給北大了，那些書包含他早期在各國留學十餘年所學習的東西，似乎象徵一個階段的結束。如果是因為眼疾無法閱讀新材料，那晚年更不該寫明清，涉及史料600餘種沒有任何的“方便”可言，而且這一段畢竟不是他原來所熟悉的東西。嚴耕望先生當年曾講過，治中古以前的歷史還有可能窮盡所有的史料，到了明清這一段則是不可能的。陳寅恪的主體還是一個學者，他對時局的思考、感受很深，但他和清朝的戴震一樣，不大透露太多個人的東西。你要去了解戴震的生活歷程與他形成《孟子字義疏證》的直接關聯，非常困難。

當然一般人一定還是會和俞大維先生有同樣的想法，認為他沒有寫一部中國通史很可惜，雖然我覺得陳寅恪是以問題為引導的歷史研究取向，未必適合去寫宏觀敘述的通史。我也覺得以他的才情跟學問，延續《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對唐末五代乃至宋以下繼續做闡述或許更有貢獻。但我也並不因此而菲薄《柳如是別傳》。因為在陳寅恪本人來講，選擇這個題目、這樣寫法是他非常主動的一個新開拓，是在實驗一種新的史學想象跟重建歷史。

三聯生活週刊：陳寅恪作為一位歷史學家，除了知識上的優勢——掌握多種語言、熟悉大量材料——他區別於其他學者的歷史天賦還體現在什麼方面？

王汎森：我覺得陳寅恪的“歷史想象力”是很可觀的，透過很多沒有直接明言的證據來構建一個活生生的生活世界，可以算是陳先生作為史學家的一個重要特點，而且他做得非常的徹底。

這種想象力的基礎是史學功力和對人世的細膩觀察。陳先生不大對現實發表議論，但其實他對很多東西很瞭解，比如以前清華換校長，人們後來才知道很多事情有他在背後“發蹤指示”，而且他對人事變幻滄桑的瞭解與評論通常是非常細膩而準確的。《柳如是別傳》這樣的作品中，他把這種對人的世界的合情合理的瞭解、深入的洞察應用到了史學裡，結合起了對制度、時間、地理空間等的考察。比如有一場柳如是跟當時有名文人的聚會，其中有個女子要先離席，陳寅恪馬上推測說這個人是當時的營妓。因為營妓要在特定時刻回去。要熟悉古代的生活世界，跟古人處於同一個視野，才能瞭解為什麼聚會到一半，一個女子匆匆忙忙要走。當然他的有些猜測我們也無法確證，但他常常在原來沒有人注意到的地方打開一個縫隙，提醒我們，至少可以這樣或那樣想，這本身便是一個推進。我曾經寫過，在19世紀90年代出生在中國的這一代，是“天才成群地來”，這其中有留下制度性的遺業（institutional legacy）而至今仍在學術界維持其影響力的，比如傅斯年，也有些是單打獨鬥、靠著本身的研究對學術界產生廣大影響而為後人所懷念，陳寅恪是一個例子，他撬動了許多的“地層”，為後人做了大量的思想示範。

這種能力其實是貫穿他一生的。與他之前研究“殊族之文、塞外之史”或隋唐中古的歷史也是一樣，只是針對不同的史料和不同的問題表現不同。陳寅恪曾經說過，要與古人處於同一境界去進行分析與建構，《柳如是別傳》中有許多這樣的例子。陳寅恪在很高的一個層次，所以他往往能判斷在這個歷史人物周邊能用的東西有多少，用古人的什麼文章作為架構，用古人的什麼文字作為內容。譬如他考證元白詩時說，白居易的《七德舞》是用《貞觀政要》為骨幹。為何只用了這個沒有用那個，為何是這樣用而不是那樣用，設身處地、用古人的眼光去看事情。這當然不是學術素養一般的人所能做到的，直覺、想象，也起到作用。這些東西在現代的史學裡面慢慢沒有了。我還記得很多年前看到西方很出名的華裔作曲家周文中接受訪問，他說西方沒有“功力”這個說法，這或許體現中西觀念上某種差異。在陳寅恪的著作裡面，“功力”的體現正是非常重要的。

三聯生活週刊：陳寅恪歷經晚清、民國、新中國，親歷近代以來幾乎所有最重大的變化，他同時是歷史學家和歷史的見證者。所處時代的變化怎樣作用於他的研究？

王汎森：陳寅恪一生，扣除在外留學，有將近30年生活在民國，他有兩句詩：“興亡自古尋常事，如此興亡得幾回？”我覺得具體地表現了他的感受。這種興亡的不斷交替，從晚清變局到抗日，再到政權更迭，他對這些有很深的、悲觀的感受。

我們必須要能瞭解他對整個時代的架構跟氣氛感受，才能知道他到底在講什麼。我舉一個例子，牛津的托爾金（J. R. R. Tolkien）能寫出《魔戒》，其實和他對北歐神話的沉浸很有關係，那些東西未必真的在哪一行字或者哪個情節體現，可是整體的氛圍構建了他的學說，我覺得王國維和陳寅恪都表現了這個特點。陳寅恪曾說“詩若不是有兩個意思，便不是好詩”，我的解讀是：好的詩有“二義”，一是詩本身之義，一是作者所寄寓於其間的時代之關懷。歷史研究也常不可避免地有“二義”，一是所研究之史事，一是作者的生命經驗與時代之關懷。“史家”“時代”與“史學”之間，不總是你死我活的拉鋸戰，過去與現代的對話不見得一定破壞史學的客觀性。《元白詩箋證稿》中的《讀鶯鶯傳》是我相當熟悉的著作，再讀，最搶眼的仍然是他講到在道德習俗強烈變動的時代，不守禮法卻具有才能之人，如何巧妙應用新舊兩種道德標準為自己循環取利的現象。大家恐怕也都知道，在兩種以上道德或習俗標準之間循環取利的現象，事實上即發生在陳寅恪所熟悉的晚清民國這一階段，他當時日常生活所見這類例子太多，所以對這個現象瞭解得特別深刻，形成他解析元稹行為模式的基礎。以前討論元稹時似乎從未見到從這個角度進行的闡發，這正是陳寅恪善用“時代之眼”的收穫，即一方面是史學研究本身之義，另一方面是史家寄寓於其間的時代感懷。“知人論世之旨”不是泛語，而是一個重點，它使得陳寅恪的不少歷史著作帶有一種三稜鏡的特質，“時代”“史學”“史家”的現實關懷三者套疊在一起。

（感謝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對本文的幫助；實習生郜超、紀之湄亦有貢獻）

更多精彩報道詳見本期新刊《陳寅恪》，點擊下方商品卡即可購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