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日，銀行界的“新貴們”似乎又鬧了些不天平。

自去年“包商銀行”事件第一次將城商行脆弱的風控系統就這麼赤裸裸地暴露在公眾面前後，這些個發展迅猛得幾乎要啃下存貸業務江山半壁的金融新銳們便一次又一次地被曝光在鎂光燈下，只是似乎每一次都不那麼光彩；而近日疑遭擠兌的的伊川農商行和營口沿海銀行則又一讓將公眾的心懸了起來，剛兌信仰已破，城商行尚能飯否？

1. 誕生之初：臨危受命，融資紓難

城商行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改革開放之初，那時它還只是叫做“城市信用社”，其成立主要是為了城市集體企業和個體工商戶提供金融服務，補足原國有大行覆蓋面不足及貸款難的問題；時值1979年，改開的大旗方才打出，國內壓抑許久的經營熱情瞬間噴湧，一下子為這些信用合作社帶來了大量的客戶，僅僅十年來的功夫便成了燎原之勢，但緊隨著業務上的迅猛擴張，“亂集資”、“任性放貸”等問題又引起了監管層的高度重視。

到了1998年，信用社所積聚的金融風險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視，為了化解信用社盲目擴張所催生的地方金融風險，城市信用合作社正式改制，我們今天所熟知的“地區性商業銀行”就這樣正式登上了歷史舞臺。

儘管“名字”換了，但此時的它仍是彼時的它，承接了信用社大量不良資產的城商行從誕生之初就承受著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信用社遺留下的鉅額不良資產讓這些城商行經營風險畸高不下，到了2001年，城商行的平均賬面不良率一度超過了30%,這樣的數字對於商業銀行來說堪稱恐怖，無異累卵。

2.擴張瘋狂：漂亮賬下也有隱憂

想要降低賬面不良率方法無非有二，一者“縮小分子”，儘可能將不良資產置出，通過對這些資產的重新切割包裝在二級市場轉以降低，但是處理這些在險信貸既耗時間又難見成效，而且敢在二級市場做風險資產處理的投資者就沒幾個傻的，這類資產包價格往往會被壓的很低，即使賣出去了銀行自身損失也不會小；而第二種方法就是提高分母，繼續擴大自己優質信貸規模，攤低不良率，只是這種處理方法有些掩耳盜鈴的意思，劣質信貸仍然在那裡，只不過在它龐大的資產規模下顯得不那麼起眼罷了，而幾乎所有的城商行都會毫不猶豫地選擇第二種方法，為啥？操作成本低，見效快唄，你不需要去設計什麼複雜的金融產品，唯一要做的就是不停的放貸、放貸、放貸，這種經營方式下快速擴張是必然的，在規模一路狂奔後，原來處的“初心”似乎就這麼悄無聲息地被某些從業人員忘卻了，信貸員越來越多，但關心資產是否“優質”的卻越來越少，一切為了業績，就這樣在處理壞賬的同時又引進了新的壞賬，陰天拖狼草-越拖越越重，總會有拖不動的那天。

3.多元紛爭：誰是君來誰是臣？

城商行走到如今這個尷尬境地還有一層原因:多元化。相較於中農工建交這五大全國性商業銀行，城商行的多元化之路進行的不僅全面而且深入。股權結構上，為了多渠道引進資金，城商行的大股東可以是當地政府、可以是民間資本也可以是外資，而近些年一家又一家的城商行趕赴A股上市也讓散戶成了股權紛爭中的重要力量，分散的股權結構和靈活的股東退出機制讓城商行的經營預期很難做到像其他大行那樣穩定可預測，外資也好，民資也罷，都是來賺錢的，沒有人會把自己綁死在一條船上，業績壓力下，“審核經營”的原則能貫徹幾層實在是需要打個問號了，可見的是城商行早已突破空間限制，跨地域經營，儼然已慢慢模糊了自身區域性銀行的定位，在全國各處攻城略地。

如果說股權結構的複雜導致城商行的權利歸屬矛盾重重的話，那麼業務結構上的過度多元化則是使其風險積聚的過程逐漸迷離。

從2011年開始，城商行的經營業務便逐漸不再滿足於傳統的存貸服務，買入返售、同業存單、資管理財，能做一個也不放過，業務的複雜性讓流動性風險出現的概率也來越大，而且極具傳導性。

4. 凜冬將至：何去何從？

從2015年開始，我國宏觀政策的主線已經供給側改革切換到了金融去槓桿，預防系統性金融風險成了各地方的重中之重，從2018年蔓延開始來P2P行業關停潮也佐證了這一點。城商行作為金融系統中不可或缺的一環，絕難置身事外，大量的表外業務將面臨回表壓力，異地展業的規模也勢必要被壓縮，而“包商銀行事件”對儲戶剛兌信仰的衝擊將讓這個群體更加得如履薄冰，對於無法承受資本金壓力的“邊緣”小行來說，未來這幾年，“生存”已經成了他們需要攻克的第一個難題。

城商行作為一個被風險催生而出的早產兒，它的天然弱讓他很難與那些發展成熟了數十年乃至上百年的全能型銀行同臺競技，迴歸區域，迴歸專業化經營或許是這個特殊的金融群體保有自身特色繼續健康發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