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日，银行界的“新贵们”似乎又闹了些不天平。

自去年“包商银行”事件第一次将城商行脆弱的风控系统就这么赤裸裸地暴露在公众面前后，这些个发展迅猛得几乎要啃下存贷业务江山半壁的金融新锐们便一次又一次地被曝光在镁光灯下，只是似乎每一次都不那么光彩；而近日疑遭挤兑的的伊川农商行和营口沿海银行则又一让将公众的心悬了起来，刚兑信仰已破，城商行尚能饭否？

1. 诞生之初：临危受命，融资纾难

城商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之初，那时它还只是叫做“城市信用社”，其成立主要是为了城市集体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金融服务，补足原国有大行覆盖面不足及贷款难的问题；时值1979年，改开的大旗方才打出，国内压抑许久的经营热情瞬间喷涌，一下子为这些信用合作社带来了大量的客户，仅仅十年来的功夫便成了燎原之势，但紧随着业务上的迅猛扩张，“乱集资”、“任性放贷”等问题又引起了监管层的高度重视。

到了1998年，信用社所积聚的金融风险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为了化解信用社盲目扩张所催生的地方金融风险，城市信用合作社正式改制，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地区性商业银行”就这样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尽管“名字”换了，但此时的它仍是彼时的它，承接了信用社大量不良资产的城商行从诞生之初就承受着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信用社遗留下的巨额不良资产让这些城商行经营风险畸高不下，到了2001年，城商行的平均账面不良率一度超过了30%,这样的数字对于商业银行来说堪称恐怖，无异累卵。

2.扩张疯狂：漂亮账下也有隐忧

想要降低账面不良率方法无非有二，一者“缩小分子”，尽可能将不良资产置出，通过对这些资产的重新切割包装在二级市场转以降低，但是处理这些在险信贷既耗时间又难见成效，而且敢在二级市场做风险资产处理的投资者就没几个傻的，这类资产包价格往往会被压的很低，即使卖出去了银行自身损失也不会小；而第二种方法就是提高分母，继续扩大自己优质信贷规模，摊低不良率，只是这种处理方法有些掩耳盗铃的意思，劣质信贷仍然在那里，只不过在它庞大的资产规模下显得不那么起眼罢了，而几乎所有的城商行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第二种方法，为啥？操作成本低，见效快呗，你不需要去设计什么复杂的金融产品，唯一要做的就是不停的放贷、放贷、放贷，这种经营方式下快速扩张是必然的，在规模一路狂奔后，原来处的“初心”似乎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被某些从业人员忘却了，信贷员越来越多，但关心资产是否“优质”的却越来越少，一切为了业绩，就这样在处理坏账的同时又引进了新的坏账，阴天拖狼草-越拖越越重，总会有拖不动的那天。

3.多元纷争：谁是君来谁是臣？

城商行走到如今这个尴尬境地还有一层原因:多元化。相较于中农工建交这五大全国性商业银行，城商行的多元化之路进行的不仅全面而且深入。股权结构上，为了多渠道引进资金，城商行的大股东可以是当地政府、可以是民间资本也可以是外资，而近些年一家又一家的城商行赶赴A股上市也让散户成了股权纷争中的重要力量，分散的股权结构和灵活的股东退出机制让城商行的经营预期很难做到像其他大行那样稳定可预测，外资也好，民资也罢，都是来赚钱的，没有人会把自己绑死在一条船上，业绩压力下，“审核经营”的原则能贯彻几层实在是需要打个问号了，可见的是城商行早已突破空间限制，跨地域经营，俨然已慢慢模糊了自身区域性银行的定位，在全国各处攻城略地。

如果说股权结构的复杂导致城商行的权利归属矛盾重重的话，那么业务结构上的过度多元化则是使其风险积聚的过程逐渐迷离。

从2011年开始，城商行的经营业务便逐渐不再满足于传统的存贷服务，买入返售、同业存单、资管理财，能做一个也不放过，业务的复杂性让流动性风险出现的概率也来越大，而且极具传导性。

4. 凛冬将至：何去何从？

从2015年开始，我国宏观政策的主线已经供给侧改革切换到了金融去杠杆，预防系统性金融风险成了各地方的重中之重，从2018年蔓延开始来P2P行业关停潮也佐证了这一点。城商行作为金融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绝难置身事外，大量的表外业务将面临回表压力，异地展业的规模也势必要被压缩，而“包商银行事件”对储户刚兑信仰的冲击将让这个群体更加得如履薄冰，对于无法承受资本金压力的“边缘”小行来说，未来这几年，“生存”已经成了他们需要攻克的第一个难题。

城商行作为一个被风险催生而出的早产儿，它的天然弱让他很难与那些发展成熟了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全能型银行同台竞技，回归区域，回归专业化经营或许是这个特殊的金融群体保有自身特色继续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