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圖片均來自1990年版電視劇《圍城》，黃蜀芹執導，陳道明，英達，呂麗萍，李媛媛，葛優等主演
文學和其他藝術形式其實一樣，它們很像中年人，生活沒有簡單二字，時刻充滿焦灼和徘徊。人到中年，越發知道現實不易，黑白之間還會有一個灰色的國度，一味的向前本沒有錯，卻不見得符合現實。於是，很多尷尬的情形出現在文學創作與文藝批評的撞車現場，追求形式創新的會被主題至上主義者痛扁，90年代的先鋒小說家們，餘華、蘇童、格非、殘雪、馬原，甚至還有做人已經很低調很和善的莫言，都有被狂噴是博爾赫斯和卡夫卡的拙劣模仿者的經歷。而追求內容和主題的，也時常會被西方現當代小說的研究者輕蔑為寫作能力幼稚的低端人口。
即使戰鬥值爆表、戰鬥意志如鋼的魯迅，也要在《藥》的結尾加上一個“光明的尾巴”，魯老爺子當然明白什麼是現實主義，但為了讓“真正的勇士不憚前行”，這一曲筆還是必須要加的。現實與主題之間的相愛相殺，文學創作與文藝批評的歡喜冤家，也許折磨了文學的分娩，但也劃出了一條充滿誘惑的天塹——越過去的極少數，將成為文學史上不朽的經典。可惜，直到今天，沒有幾個人，也沒有多少文字躍遷成功，不是他們不好，而是佳作和經典雖然貌似距離蠻近，事實上卻是此岸草和彼岸花。
穿越那道天塹，或者試圖穿越那道天塹，都會帶來極大的好處和壞處。你退後助跑的樣子很美，那就不要再想得太美了，助跑時候確實很多人會為你喝彩，然而當穿越失敗，鋪天蓋地的指責也會讓你雪上加霜。這樣看來，李洱的小說《應物兄》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這是一次標準的貌似成功的出版營銷被自我反噬的案例。如果沒有諸如“文學史將證明，對於漢語長篇小說藝術而言，《應物兄》已經悄然挪動了中國當代文學地圖的座標”、“13年潛心寫作，醞釀出一部標誌著一代作家知識主體與技術手段的卓越之作。應物兄！這個似真似假的名字，這個也真誠也虛偽的人物，串連起三十多年來知識分子群體活色生香的生活經歷，勾勒出他們的精神軌跡，並最終構成了一幅浩瀚的時代星圖”、“幾代作家向《紅樓夢》致敬的重要收穫”之類過於扎眼和雞血的推薦詞，也許這本小說會起跳得比較舒服，雖然最終依然會墜落在那道天塹之中。
鋪天蓋地的讚譽，實質上是糖衣砒霜。它們明確地告知人們這本小說要做的事情不一般，這本小說要成為越過文學意義與現實糾葛天塹的經典。顯然，環顧當下的中國文壇，即使像李洱這樣技法純熟的小說家，也還不足以躍遷至天塹的另一面。《應物兄》自身確實帶著足夠的文學野心，比如整體結構的雕琢，講述腔調的掌控，人物塑造的用力，針砭時弊的慾望，人性深處的試探等等，就像書中濟州大學的雄心勃勃，它計劃成立儒學研究院，擬請濟州籍在美國任教的著名學者“大儒”程濟世來實現學校的偉大崛起。
於是，之前說過的“出版營銷的自戕”在這個時候不合時宜地摻和了進來。“一部標誌著一代作家知識主體與技術手段的卓越之作”、“串連起三十多年來知識分子群體活色生香的生活經歷，勾勒出他們的精神軌跡，並最終構成了一幅浩瀚的時代星圖”……這怎能不讓人聯想到錢鍾書先生的《圍城》？因為，這些話似乎是《圍城》這種量級的知識分子小說才能承受的讚譽。《應物兄》確實很盡力，但天命之年的李洱想要追求那種躍遷——憑一己之力寫盡世間百態，實在是個充滿曖昧誘惑但難度係數實在太高的指標。
這種尷尬的狀態倒是和小說的主人公應物兄很像。這個人物形象是很有典型性的，應物兄並不是無能之輩，是很有一些自身才學的，更重要的是，在他內心深處，知識分子的那種謙和與無爭依然殘存，“以物為兄，敬畏萬物”、“虛己應物，恕而後行”這種傳統知識分子的圭臬，依然在他的心中有著重要的位置。也就是說，應物兄也在試圖從做人立業的天塹中躍遷，試圖在象牙塔中安放自己的那方書桌，做一個問心無愧、安貧樂道的真正讀書人。
然而，應物兄同樣面對著目標與現實之間的尷尬和落差。當小說開篇讓應物兄“赤條條地站在逸夫樓頂層的浴室”的時候，其實就在暗示著一種荒誕和無力。當代知識分子內心深處推崇的信念，只能如應物兄一般“赤條條地站在逸夫樓頂層的浴室”。原本應該光明正大行走四方的真理，反而因為過於“本真”近乎“赤條條”而無法在現實直行，這不僅給應物兄埋下了悲哀的種子，其實也是當代知識分子共同的宿命。
“以物為兄”的應物兄，就像所有當代知識分子一樣，面對著象牙塔的最終失守。“物”看來真的為兄了，只不過這個“物”和“以物為兄”的本意已經天壤之別。它變成了“物化”的原教旨主義怪獸，“物”甩了“格物致知”的青蔥歲月，完全蛻變成金錢、權力、美色、虛榮等一系列後工業時代的靈魂毒品。應物兄的書桌看來是無法安放了，因為書桌也必須“以大局為重”，而這個“大局”就是濟州大學儒學研究院的籌備成立，還有迎接儒學大師程濟世“落葉歸根”。茲事體大，引起了各級領導的高度重視，不僅濟大校長、常務副校長親自掛帥，省裡的領導也全力參與。為了“中心工作”，應物兄不得不深陷江湖，以各種不同身份去應對那些前輩、學者、領導、同事、學生、商人……
於是，一個光怪陸離的世界在應物兄的眼前展開。原有的形象被打碎，理想的信條被猥褻，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一種叢林狀態裸奔在冠冕堂皇的溜光大道上。聞一多的學生、考古學教授姚鼐，這樣學養淵源深厚的學著，最終迷失在功利化的學術叢林，“總是被一群學者簇擁著，從這個會到那個會，究竟是什麼會議，姚先生都搞不清楚，也懶得搞清楚。”一代大儒喬木老先生，研究了一輩子“吾養吾浩然之氣”，結果到老卻只是活成了人精，立著“世事練達皆學問”的牌坊，欣欣然做著與政商勾肩搭背的外圍。高等學府一校之長，遠望一副蔡元培轉世氣質的葛道宏，金玉外表之內練就的卻是：“庭玉省長，我也接觸過不少省部級大員，像您這樣嚴格要求自己的，有沒有？有！但不多。”和導師還有官員打情罵俏、被翻紅浪的女研究生，一句“用力過猛牛×，腎虛手抖傻×”，讓剛進校園還相信愛情的本科學弟學妹三觀盡毀，情何以堪。
小說的觸角還在繼續延伸，從象牙塔出發，伸向更陰暗潮溼的人間。副省長、暴發戶、書商、外國友人、市井小民、富二代、交際花……有名有姓的人物70多個，可以考據的時期足足三代，鬧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到頭來萬事皆休各西東。應物兄還是失敗了：貌似承擔著“事關大局的中心工作”，整天在外奔波，沒成想兩頭都是竹籃打水一場空，外邊的項目沒跑成，倒是把自己學校裡的常務副院長跑丟了，外邊的副省長同學、器重自己的校長都第一時間把黑鍋甩給他，甚至家裡的老婆也從結婚開始就對他一直瞧不起……
應物兄並非不優秀，也並非背景淺，更不是沒頭腦。相反，他是開始頻頻上電視的學術小明星，同學副省長，岳父老專家，媳婦白又美，似錦前程觸手可得，但最終還是以最為悽慘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人生。這種失敗在知識分子小說中並不少見，甚至有不少文學研究者以“失敗之書”命名90年代以來、特別是新世紀的知識分子小說。這種失敗大多是應物兄的這種人生和信仰的雙重失敗，伴隨著讓人大跌眼鏡的人設崩塌，《桃李》中沉淪各種類型肉慾的大學教師群體，《所謂教授》中為了權位犧牲色相或者出賣妻子的男男女女，《大學記事》裡陳冬至副校長被法辦、盛霖副校長被潑汙、盧放飛被冷凍、海倫娜被逼走……
顯然，比起《圍城》，當代知識分子小說在尺度和慘度方面確實聲勢浩大。然而，我們不得不承認的是，直到今天以至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我們依然無法誕生能夠與《圍城》比肩的知識分子小說，這並非危言聳聽。也許，從最淺顯的角度講，我們可以說錢鍾書先生這樣才華橫溢的大學問家“後無來者”。這個說法也對，如果一定要指出《應物兄》的不足，也許就是過於用力了。書中引用和談及的中外古今文獻高達數百種，還有數十種植物和近百種動物，另外還有各種古玩收藏的知識。這確實能夠給小說帶來知識分子小說獨有的書卷味，但難免有些匠氣，落了下乘。
《圍城》就沒有過多地掉書袋，錢鍾書先生的文化修養和才氣，是通過舉重若輕般的諷刺和機鋒慢慢滲出來的。那是東方朔般的機智和詼諧，那是真正的腹有詩書氣自華。《圍城》給人的閱讀體驗是可以讓人忘掉故事本身，隨便翻到任何一頁都可以繼續看下去，每一頁幾乎都有值得反覆推敲的不動聲色和令人拍案叫絕的金句。其實，《圍城》在事實上為知識分子小說定下了審美基調，並深深鐫刻進中國讀者的心中，成為一種潛意識裡的審美標準和審美期待。
而這也造成了當代知識分子小說的群體悲哀。人們心目中的知識分子永遠處於《圍城》時代，“人生是圍城，婚姻是圍城，進了去，就被生存的種種煩愁包圍，城裡的人想逃出來，城外的人想衝進去”、“對於醜人，細看是一種殘忍”……這些才是我們認定的知識分子狀態和他們傲嬌的機智與風格。我們對知識分子小說的審美預期真的是很美的，即使知識分子可以如方鴻漸般百無一用，但也必須如方鴻漸般帶著西式的紳士風度和中式的書卷氣，知識分子可以多情但絕不能荒淫，知識分子可以有小聰明但絕不能真市井，知識分子可以解構理想但絕不能喪失底線……說白了，我們還是打心眼裡期盼著大學好、知識分子好、象牙塔依然可以是這個社會的一方淨土，可以安放一張乾淨的書桌。
令人扼腕的是，我們的這種審美期盼被現實打碎得連渣都不剩。隨著互聯網的普及，有關大學和所謂專家學者的各種負面新聞層出不窮，讓人錯愕、失望、憤怒、齒冷，“斯文掃地”、“禽獸不如”這類扎眼扎心的詞讓無數人如鯁在喉。這早已不是“城裡的人想逃出來，城外的人想衝進去”的小布爾喬亞了，而是圍城已毀、百鬼夜行的生化危機。於是，我們開篇提到的“現實與主題之間的相愛相殺”和知識分子小說創作的“天塹”，橫亙在所有此類小說的寫作者面前，讓當代知識分子小說的創作面臨雙重困境。一方面是需要更為深厚的學養底蘊才可能達到《圍城》式審美預期的及格線，另一方面是對現實的書寫膽量和度的把握能否達到躍遷的最低要求。顯然，這是一個在中國當代文學界很難被突破的穹頂。
這種必敗之局最明顯的一個表象，就是當代知識分子小說對慾望寫作的不斷痴迷。這種慾望寫作一個是對“書卷小說”風格的強烈追求，我們提到的《應物兄》掉書袋式的過於用力就是此類例子。而在更多的當代知識分子小說中，這種慾望則直接淪為赤裸裸的肉慾關係。《所謂作家》開篇就是性慾強烈的作家與年輕寡婦的床上描寫，《所謂教授》入題就是劉安定和少婦何秋思非同尋常的曖昧關係，《站在河對岸的教授們》起筆就是金河通過與老婆行房治療失眠，還有與女學生的肉體關係……在高揚肉色旗幟的同時，對於現實和人性的更深方面，則幾乎全部止步於應物兄的這般境地——見識到官商嘴臉和江湖險惡之後，“焦慮、疲憊、瘋狂和渴望相互交織滲透”，墮落與堅守“這兩個念頭，相互否定，相互吐痰；又相互肯定，相互獻媚”。
W•H•奧登說：“之所以說情色作品沒有文學價值，是因為如果有人試圖以獲取性刺激以外的目的來讀它的話——比如想了解作者性幻想的心理學病史，他肯定會無聊到哭出來。”也許正是因為這樣，當代知識分子小說陷入深淵般的困境其實是一種必然。我們期待的知識分子小說是“才子書”而非“百科全書”，我們不需要在知識分子小說中學到什麼知識，我們期盼的是在其中得到一種潤物無聲的陶冶情操。我們需要的是知識分子對道德底線和內心良知的靈魂拷問，而不是一個在小旅館房間內安裝針孔攝像頭的變態狂。我們需要的是在當代知識分子小說中讀到一種聲音，那是中華民族無數代讀書人“文以載道”傳統的迴響：“士不可以不弘毅，誰動了我們神聖的書桌？”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李洱的小說留給我們的依然是一個無奈而悲愴的結局：與那方書桌一同被毀滅的應物兄，不是第一個，也絕不會是最後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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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寶木笑，在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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