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陳鵬
11月8日，中國人民銀行前行長周小川在出席“財新峰會”時將人民幣國際化比喻為“早產兒”，在一定程度上映照出人民幣國際化進程近年來所遭遇的困境。儘管央行對於人民幣國際化保留了足夠的耐心，但“不進則退”的風險仍然值得關注。
環球銀行間金融通信協會(SWIFT)公佈的數據顯示，2015年以來，人民幣在全球支付貨幣使用排名上始終徘徊於五、六名間，在全球交易和支付結算中的佔比也難以超過2%，與美元和歐元差距明顯，亦不及同處特別提款權(SDR)籃子且權重低於人民幣的日元和英鎊。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公佈的SDR籃子權重，人民幣佔10.92%；美元、歐元、日元、英鎊權重分別為41.73%、30.93%、8.33%、8.09%。SWIFT最新公佈的數據顯示，9月，在基於金額統計的全球支付貨幣排名中，人民幣排在第五位，佔比1.95%，美元、歐元、英鎊、日元分別佔40.51%、32.77%、6.97%、3.72%。
“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尚不穩固，如果自身不積極主動地維護和鞏固其國際地位，很可能因為外部因素的衝擊而‘不進則退’。” 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司副司長郭凱在今年9月發佈的《2019·徑山報告》中寫道。
郭凱指出，如果把2009年作為人民幣加速國際化的起點，近十年來人民幣在國際市場上支付、儲值和計價的功能都有了很大的拓展，人民幣離岸市場也形成了一定的規模，2016年年底人民幣加入SDR更是一個歷史性的成就。但人民幣國際化在過去十年中起伏也很明顯，尤其是在2015年中之後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回頭。
“從某種意義上說，當前的人民幣國際化程度已經超過了中國金融市場、金融機構、金融制度所能夠支持的貨幣國際化程度。中國應加快練好內功，補上短板。”他說。
渣打銀行人民幣國際化及“一帶一路”全球業務負責人凌嘉敏在接受界面新聞採訪時表示，自2015年以來，人民幣在國際使用上確實有些“停滯不前”，原因之一在於使用者對人民幣作為貿易結算貨幣的信心尚未完全恢復。
2015年以來，人民幣經歷了兩輪幅度較大的下跌。2015年8月11日，中國人民銀行在毫無徵兆的情況下宣佈實行匯率改革，當日人民幣中間價下跌1000點，約2%的歷史最大單日貶值幅度震驚了市場，截止到2016年末，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累計貶值接近11%。第二輪從2018年3月至今年10月初，期間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跌破7關口，累計貶值幅度超12%，導致人民幣這一輪下跌的主要原因是中美貿易摩擦。
不過，兩輪貶值結果有明顯不同。第一輪在單邊貶值預期下，市場出現了較為嚴峻的資本外流。據中金公司統計，2015年到2016年，中國資本外流總量合計約1.29萬億美元。在第二輪下跌中，由於市場信心在前期得到修復，逆週期調節工具進一步完善，外匯市場並未出現較大恐慌，跨境資本流動基本穩定。
凌嘉敏表示，雖然近一年多來，人民幣匯率受貿易摩擦影響出現更大幅度下跌，但在她與境外投資者的交流中，並未像過去一樣聽到對於匯率波動的擔心。
“通過和海外企業的交流，我個人覺得人民幣國際化近年來‘停滯不前’的主要原因，其實主要還是在2015年人民幣出現大幅波動之後，企業對使用人民幣作為貿易結算貨幣的信心還沒有回來。”她說，“這與當時出現的大規模資本外流、周邊政治局勢不穩定與市場機制不健全有關。信心的恢復還需要時間。”
郭凱認為，人民幣國際化是一個長期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有耐心，不宜為人民幣國際化設定短期目標。但在政策定位上，人民幣國際化也不宜再作為其他政策的從屬目標，而應該成為深化金融改革開放的“錨”，即充分認識到人民幣國際化與高質量發展之間的內在一致性，貨幣政策、匯率政策、資本流動政策等應以是否在中長期有利於人民幣國際化來檢驗其合理性，不合理的應三思，合理的應用於推進，減少短期因素帶來的擾動。
他建議，政策的重點應放在為人民幣國際化創造必要的條件上，構建透明、穩健的貨幣政策框架與匯率體制，從正面清單管理向負面清單管理轉變，構建合理的金融市場與金融機構體系，同時加強人民幣計價功能。
凌嘉敏也認為，應進一步加大大宗商品市場開放，推動大宗商品以人民幣計價。除人民幣計價的原油、鐵礦石和精對苯二甲酸(PTA) 外，“如果未來可以真正做到讓很多大宗商品期貨合約使用人民幣計價，大宗商品交易使用人民幣結算，在量上將非常可觀。”
此外，隨著相關國家和中國的貿易關係逐漸加深，她建議，下一階段人民幣國際化應該與“一帶一路”倡議相結合。這需要建立更多的雙邊本幣互換機制，建立貨幣直接兌換機制，以及增加沿線國家的人民幣產品，包括衍生品等，讓使用者可以對沖風險。
近兩個月來，國家外匯管理局先後宣佈取消QFII/RQFII(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額度限制和RQFII試點國家和地區限制；允許同一境外主體QFII/RQFII和直接入市渠道下的債券進行非交易過戶，資金賬戶之間可以直接劃轉，同時同一境外主體通過上述渠道入市只需備案一次等措施，獲得市場的高度認可。
“這個便利對於境外投資者來說是很大的，也使得投資者節省成本，可以騰出更多的資源投資中國的金融資產。”凌嘉敏說。
她舉例稱，過去，由於受到額度和渠道的限制，一些境外投資者如先後通過QFII、RQFII、CIBM（直接投資銀行間債券市場）三種渠道進入中國市場，雖然可能只投資一種債券，但是要管理三個不同的投資組合，這對於後臺管理、報表製作等都有不便。放開上述渠道債券非交易過戶和資金賬戶直接劃轉之後，就可以將三者合併為一個投資組合進行管理，並進行風險對沖。
她建議，未來應進一步加大金融市場開放，以債券市場開放為例，在放開“買”之後，下一步應該是允許對沖和回購交易。從境外投資者的角度來說，他們也希望最終可以允許離岸交易。“比如現在一個境外投資者要賣一個債券，還是要回到中國去賣，但是其他好多國家是允許海外投資者(在離岸市場)相互買賣。中國在這方面還可以進一步放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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