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令是逝者臨終前對後人的囑咐、告誡、安排，是對其身後事的一種約定，也是對生者未來期望的寄託。作為契約文書的一種，“遺令”在中國歷史早期也稱為“先令”，後來則多稱“遺書”、“違書”、遺囑。

由秦漢的遺令到唐宋的遺囑，在其實際內涵及其功能上，存在著一種歷史性的演化。它表現為遺產繼承越來越成為遺囑的主體，且由一般家庭性事務向社會性事務轉化，並被逐漸納入國家管控的軌道，遺囑繼承由此成為法定繼承內容的主要成分。

一、早期的“遺令”

早期的“遺令”一般分為兩種：一種是口頭的遺言交待；另一種是書寫成文字留給後人遵照執行。

司馬光在談及遺令時說：“遺令者，世所謂遺囑也，必擇緊要言語付囑子孫，至若纖細不要緊之事，則不暇矣。”這是用宋代的遺囑觀念對古時遺令作的解釋，從字面上看，兩個詞語是相通的，然而如從兩詞不同時期的內涵及背景分析，實有所不同。

宋代的遺囑是單指遺產繼承上的囑咐，屬於社會經濟關係上的一種特定概念。而唐宋以前的遺令則涵蓋更廣，包括多方面內容。

對死後入葬事宜的交待

比如曹操在遺令中對身後事安排得很具體，其中一項就是安葬：“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為壽陵，因高為基，不封不樹。”還交待“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

對身後一些具體事務的處理

作為統治者，對未竟事業及其朝政，在臨終前總有所交待，大多會留於遺令或遺詔中，比如曹操臨終前便遺令：“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畢，皆除服。其將兵屯戍者，皆不得離屯部。有司各率乃職。”有時也有特別的後事囑託，如唐太宗對死後安排長孫無忌和褚遂良輔政，就是以遺令託付天下的。

除帝王外，民間也用遺令安排身後諸種事宜。西漢末葉，南陽鉅富樊宏臨終之前命諸子將借貸人的文契全部焚燬。儘管後來假貸者爭往償付，然而由於有遺令在，諸子都不肯接受。由此反映出子孫對先輩的遺令都要認真執行，否則就是一種不孝的行為，為世人所不恥。

對子孫品德方面的教育和期望

西晉初，太保王祥臨終前，專著遺令訓戒子孫，除對入殮下葬務求儉約外，還特別用信、德、孝、悌、讓等“立身之本”告誡子孫，對於這些遺訓教誨，“其子皆奉而行之”。王祥的五則立身之本，實是對儒家信義、孝悌、謙讓等做人標準的重申，目的在於使子孫德信過人、孝悌興家。

北魏隴西王源賀病重，乃以四毋、四思“遺令敕諸子”，教育諸子待人處事做人的道理。姚崇認為佛、道二教屬虛妄之說，故在遺令中告誡子孫後代不要迷信佛、道，造求虛誕之事，而且希望其子孫後代永遠遵守他的教導。

總的來說，這類遺令均屬興族隆家之訓。

對遺產的分配與繼承

前述西漢樊宏對數百萬債務的處理，曹操對其遺物可兄弟共分的囑咐，均屬此類。此外，南齊丹陽尹蕭景先臨終前，遺言將其妓妾、馬牛、應私仗器及居宅，或上奉給尚書檯及東宮，或贈給同僚。反映出家長對家產擁有絕對的處置權。姚崇去世之前，“先分其田園，令諸子侄各守其分”，也是為避免諸子侄之間日後為遺產繼承起爭端。

一些具有深謀遠慮的家長臨終前對遺產繼承的重視和交代，而一些家長臨終前沒有對遺產交代的家庭，其遺產繼承只有遵從“父死子繼”、“兄弟均分”等古老傳統來作安排。

從上所列不難看出，古代所云的“遺令”，不限於對遺產的處理，它包含多方面內容，是亡者在生前對死後各種事務的安排。所謂“令”，體現出的是父權制下家長權威性的意願表達、要求和期望。

除帝王外，這類遺令僅限於家庭之內，純屬家長對家事的處理，自由度很大，與整個社會不發生關係，任何外力均無權干預，國家法令也不過問或干涉。

不過，越往後發展，其對遺產的安排越來越成為遺令的核心內容，特別是在社會公權力介入之後，對遺產的繼承和安排成為遺書中唯一的內容，變成社會問題的一個重要方面。

二、唐宋遺囑制度的新發展

如前所論，早期的遺令是亡者對身後事的各種交待，涉及死後入殮下葬、身後人和事的安排、對子孫的教誨、對家產的分配等等。從史籍記載看，

更多的是對死後如何安葬者居多，純屬家庭內部事務，只要子孫遵守就可以了。如果不涉及家產分配、另立門戶，此類遺令也無須經官公證。

隋唐以後，遺令大多集中於遺產的繼承分配，而且稱謂也發生變化，或稱之為遺書，或稱之為遺囑。不論是高昌國時期的遺言文書，還是敦煌所出的遺書或遺書樣文，都是對田宅家產的分配，在遺書或遺囑中不再提如何安葬，身後其他事務安排等事。

這種演化不單是由“遺令”到“遺囑”詞語上的變化，而是一種制度的演進，是一個時代性的變化，與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變動緊密相連。

首先是封建土地制度在中唐發生大的變化，封建土地制由原來國家土地所有制為主導的地位，轉變為以私有土地所有制為主體的制度，其標誌就是唐德宗朝在全國推行的兩稅法，國家承認土地私有權的合法地位，規定“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

國家公開承認社會的貧富差別，而貧富則是以佔有田畝土地的多少來劃分的，這必然促使人們對獲取土地產生更大欲望，加之土地買賣、轉讓的合法化，使得土地所有權的流動轉換加快，於是在田宅等遺產繼承問題上，也成了人們激烈爭奪的焦點之一。

解決問題的較好辦法就是父祖先輩利用自已家長的權威地位，用遺囑方式對田宅財產預作繼承分配，避免子孫後輩為遺產而出現紛爭。遺囑內容也由原來的多元化演變成單一的經濟內容，即財產繼承及分配成為遺囑唯一的內容，當然，這並不排斥後來具有多元內容遺囑的偶爾出現或存在。

其次，隨著封建私有土地制的大發展，中唐以後的封建商品經濟也進一步活躍。在人們的經濟生活中，越來越多地運用契約形式規範自己的權利和義務，遺產繼承權也屬於一種經濟利益的權利，載明遺產繼承文字的遺囑，也被當成一種契約約定，不僅被民間廣泛加以運用，而且官方對此也很重視。

如唐代《喪葬令》，對絕戶財產處理時所說“若亡人在日，自有遺囑處分，證驗分明者，不用此令”的令文，就對遺囑繼承的內容給以特殊定位，把遺囑緊緊與財產繼承聯結在一起，由此也就形成遺囑由先輩的一般性的囑託、期望向單一的財產轉移契約的轉變。

既然是契約，就應有契約文據的要求，唐代的遺書通常要請諸親到場見證簽押，即取得公認才能有效，而參與簽押的多是親屬。到了宋代，這種公權力的介入又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由民間親友的公證升級為國家的公證，即除親屬公認外，還必須經官府勘驗押印、給以公憑，其遺囑才算合法有效。

如此一來，遺囑繼承製也就成為社會性制度中的一部分，此時的法定繼承人概念已完全不是早期傳統民間習慣法中的“法定繼承”，而是由遺囑所確定、經官投印、由國家認可的合法繼承人。

唐宋時期的遺囑法，實際上就是遺產繼承法。遺囑已被官府賦予專門的經濟上的含義，較之早期那種純屬民間家庭內部事務處理、內容多元化、自由度頗大、國家官府基本上不干預的遺令，已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然而，應該看到，作為專指遺產繼承的遺囑，是從早期自由度很大的遺令、先令發展演變而來的，既有其一脈相承性，又有著不同內涵。

遺囑被納入官府經官投印方始合法的軌道後，說明遺囑與田宅買賣契等類的契約已無區別，此時遺囑的核心內容主要是田宅所有權的轉移，在實質上與田宅經買賣轉移所有權無異，故而將遺囑當成民間普通契約當中的一種，也就不足為怪了。

遺囑制度到宋代發生的另一個重大變化是徵收遺囑稅

，它與原來經官押印時交一筆給印文憑錢還有所不同，這裡是要對遺產進行估價，然後據價依據比例來徵稅，建立一種新稅目。

遺囑稅的開徵是中國遺囑制度發展史上出現的新現象，此舉背後雖存在著增加國家財政收入的因素，但從正面看則是用經濟手段使遺產繼承納入法制化管理的軌道。由於遺產繼承人向官府交納過經估價立契約的稅額，其遺產繼承的權利，就更加有保證，這種新的遺囑法定繼承人的地位就更為鞏固，也可避免一些親族兄弟日後的訴訟。

儘管這意味著封建國家對個人用遺囑方式進行財產轉移的掌控，但對遺囑繼承來說是一種制度性的完善和建設。

南宋遺囑財產繼承須“估價赴官投契納稅”的措施，拋開遺囑繼承製度上血緣關係的特殊地位，突出財產所有權轉移的經濟因素，這是封建社會後期商品經濟日益發展的必然結果。從此以後，對於遺囑財產繼承，就與田宅所有權轉移、改戶的買賣同等對待了。

不同的是：買賣契由買方持所訂白契赴官納稅請印，使白契變為紅契，使其所有權轉移合法化；遺囑繼承則由繼承人持遺囑文本赴官勘驗、納稅請印，變為官憑，使遺囑繼承合法化。

三、結語

綜觀中國古代的遺囑制度，從秦漢的“遺令”到唐宋的“遺囑”，經歷著一個從形式到內容的演化過程，最後落腳到遺囑成為民間家產繼承的主要手段和依據，併為國家律令所認可。這是中國封建社會內部私有制和商品經濟日益發展演變的結果，也是中國封建社會由前期向後期轉化過程中呈現出的一種社會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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