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出生于卫国贵族，姓公孙，本名应该叫公孙鞅，也有以他的国家称呼他为卫鞅的，由于秦国给他的封地为商，所以后世称呼他为商鞅。春秋战国时期，人才流动是比较频繁的，商鞅曾经到魏国做了一段时间的小官吏，后来来到秦国，得到秦孝公的赏识，于是辅佐秦孝公进行变法。

由于商鞅在变法过程中得罪而来秦国的贵族，导致失去秦孝公庇护之后，商鞅被车裂而死，而且全家被诛。在电视剧《大秦帝国》中，把商鞅塑造成了一位锐意改革的英雄，是依法治国的先驱，是为改革殉国的殉道者，但是我们也要实事求是看商鞅，商鞅这种近似法西斯的集权统治，是不可持续的，尤其当扩张的边界受到限制以后，这种模式必将吞噬自己。

商鞅的恐怖统治

商鞅在政治上实行专制统治，并且运用恐怖政策加强中央集权。主要手段包括：什伍连坐，轻罪重刑、“法胜民”。什么是什伍连坐呢？什伍原是军队的基础编制，后来商鞅把这种模式运用到了百姓的管理中，将军事中的严密组织控制应用到民间，以全面的军事化加强对内控制。

商鞅鼓励乡村邻里之间互相举报揭发，用严刑峻法等严酷手段对民众进行管制。《史记·商君列传》载：“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百姓中不论是支持变法者，还是反对变法者，商鞅都要进行惩罚，不允许民众有任何形式的讨论，并且用流放边境的方式惩罚这些发布舆论者。

商鞅认为如果国家用那些善良的人管理，那些犯罪之人将会被隐藏，只有用奸人管理，那些罪行才能彰显，才能被惩治。（《商君书》的《去强》谓：“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这种依靠残暴的典狱制度，去治理民众，与二战时期的法西斯如出一辙。法西斯利用党卫军逮捕反对者，戴上卖国的罪名进行私刑，让整个国家都笼罩在恐怖之中，每个百姓只要想到商君之法，无不胆战心惊。

加强国家管控

商鞅变法加强国家管控，掌握了整个国家的命脉。秦国通过土地国有，奖励农耕、纺织等促进小农社会的发展，并且抑制商业，实现税收的有效控制。《作辕田》中明确整个国家对土地的所有权，这也是整个秦国税收的主要来源。和游牧民族不同，农耕文明因为耕作土地不可移动，便于税收的管理，而商业的流动性，和商业资产的隐蔽性，相比于农业税收难以量化。因此即使到了近现代清朝时期，也是通过设置关卡，海关等方式进行税负的收缴，很难对工商业进行收税。

《垦令》要求：禁止正当的粮食贸易流通渠道，用提高关税来压制农民经商，杜绝农业方面的商品生产；国家垄断山泽之利，不许人们开发利用；禁止农民从事开设旅店等副业以增加收入，剪断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甚至不允许富裕人家雇佣帮工，只要农民“愚则无外交”，并在“重刑而连其罪”的强控制下专一农耕。

德国法西斯利用经济危机和工人运动，一方面鼓吹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将大型企业进行国有化，分配大企业的利润，这种“打土豪，分土地”的方式，受到底层群众的支持。这些收归国有的企业，被纳粹所霸占，各类企业出现了任人唯亲的场面，原本不具备专业技能的纳粹党人，成为企业的骨干，导致当时德国大量企业濒临破产。

和法西斯一样，秦国通过极其狭隘额农耕经济，迫使生产力只能从事单一的农业生产，为整个 秦国组织军需生产方面，提高了效益。试想一下，整天私处流窜的商人，既不会耕田也不利于战争，几乎是国家的敌人。希特勒通过经济国有化，为军事扩张做足准备，同时把重商的犹太人当作种族的敌人，进行迫害，抑制了商业的发展。

对文化上的摧残

商鞅的法家实行愚民政策，主要手段是焚烧诗书，禁止游学，将农耕，战争作为衡量一切文化生活的标准，要求人们除了积极从事生产和参军以外，必须舍弃一切的社会文化生活。

德国在入侵波兰的时候，波兰人形容，法国人来了我们失去自由，而德国人来了，我们失去了信仰。秦国将“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都放在了禁绝之列，竭力摧毁当时的文化成果，禁止人口的合理流动，阻隔各地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将人们的视野局限在狭小的空间当中，把百姓的智力限定在极其单调、简陋世界当中。

在这种蒙昧的状态下，民众听从统治者的摆布，没有自我的思想，更谈不上自我的创造力，把君主专制统治和加强军事力量建筑在牢靠的愚民政策之上。商鞅认为统治者不用顾及社会的舆论，民众的要求，只要强国就能够达到利民。

希特勒通过每日的广播，告诉民众德意志共和国的使命：个人必须服从集体，集体必须服从国家，同时用仇恨拉拢人心。墨索里尼说：“法西斯原则的根基是它关于国家和国家本质、作用、目的的观念。对法西斯主义来说，国家是绝对的，个人和群体都是相对的。”

鼓励军事扩张

军事上，商鞅宣扬战争崛起，增加军备力量，把整个国家打造成为一个战争机器。主要手段是：严禁私斗，奖励军功，迫诱参战。用极大的诱惑力驱使民众为国家战争机器服务，并且按照军工划分等级爵位，同时强征赋税，保障战争需要。

《赏刑》中提出“富贵之门必出于兵，是故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将整个国家都训练成为一个战争机器。所以当时秦国的士兵，看见战场上的对手，就像恶狼见到肉一样。

根据史料《商君书·境内篇》的记载，人头和奖励之间，基本是这么个对应关系：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什么叫甲首？就是披着铠甲的士兵的首级，这样的士兵多少是个头目，普通士兵是没资格披甲的。这个披甲士兵的人头，只要拿到一个，就能加一级爵级，并且获得大量的田地。

假如一场仗打完，一个人头都拎不回来，像百将、屯长之类的下级军官，自己就得被斩首。但是，假如超额完成，不仅有奖励，还有额外的分红。当时的规定是，在攻城战中，能拿到8000颗人头，或者在野战中，能拿到2000颗人头，都属于超额完成任务，能获得超额的奖赏。

通过累积首级，普通士兵不但可以获得爵级，还可以把没有爵级的人，养为庶子，说白了就是家里的劳动力。官爵到了一定程度，还可以养门客，建立自己的势力圈。秦人每战胜，老弱妇人皆死。将士们为了伪造战功，经常滥杀平民充数，弄得其他六国是又怕又恨。而且不光敌人害怕，就连秦军内部，也经常因此闹矛盾。士兵之间为了抢夺首级，互相残杀。

希特勒在他的《希特勒的秘密之书》中，给当时德国找到一条出路，希特勒认为和美国相比，德国没有美国巨大国内市场，也没有英国庞大的殖民地，面对外部竞争的压力，只能通过军事扩张。人的天性是憎恶战争的，但是统治者把民众训练成了战争狂人，这是极其反人性的，也是不可持续的。

中央集权的建立

秦朝完成集权的专制，奠定了帝国的基础，主要推行的是：推行县制、统一度量衡、完成小农基础、迁都咸阳。郡县制加强了中央集权，统一度量衡是为了国家征收田租，以及军赋的收取，同时也为了军功的赏赐，俸禄的发放等能够统一标准。

在如此高压的统治之下，自然能够达到路不拾遗，山中没有盗贼的良好民风。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这种如临大敌的紧张状态是不可持续的，像一张弓，弦如果崩得太紧，早晚会断掉的。

为了完成对人民的控制，商鞅竭力消灭民间社会，粗暴干涉民间私人生活，完成强国弱民的构想。这种专制渗透到秦朝的每一个角落，是具有军国特色的法西斯主义，是不值得鼓励的。

总之，在中国古代文化最为灿烂多彩、经济不断发展繁荣、政治时有开明景象的时代，商鞅却把社会拉向一个极其愚昧单调、统治残酷，且军事色彩很浓的专制社会结构中。这场改革运动完成的专制统治体制与权力运作规则实为中国社会一切罪恶的渊薮，商鞅实在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