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明智:从《史记·孝景本纪》入手,看“有为而治”的能君刘启

提到“文景之治”,人们耳熟能详的莫过于汉文帝刘恒的老成持重,莫过于刘恒的事母至孝,莫过于刘恒的废黜肉刑,但是提到汉景帝刘启,则谤多于誉,但同样的事件、不同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权谋之主的另一面,也许不是我们误解了刘启,而是没有身在其中,自然不理解做君主的难处,做管理是很难的,天下间的难事莫过于管理,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更是难上加难,不得不说无论是明君还是暴君,都挺能折腾的,折腾的好了就成了明君盛世,折腾的不好就成了暴君乱世罢了。

读史明智:从《史记·孝景本纪》入手,看“有为而治”的能君刘启

刘启能继位,不是幸运也不是运气,而因为他有一位伟大的母亲窦太后,如果没有母亲帝位不可能有刘启的事,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开篇的部分便可以一窥端倪。

孝景皇帝者,孝文之中子也。母窦太后。孝文在代时,前后有三男,及窦太后得幸,前后死,及三子更死,故孝景得立。——《史记·孝景本纪》

孝景帝刘启既不是刘恒的大儿子,也不是小儿子,他排行在中间,窦太后也不是刘恒最初的王后。本来继承帝位这件事和刘启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窦太后得到宠爱后,刘恒以前的王后就死了,不久之后前王后生的三个儿子也先后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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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一切都是巧合,估计没有几个人会相信,刘恒为代王时正是吕后主政,吕后为了控制诸侯王,把吕氏的女子都安排给刘氏诸侯做王妃。刘恒的前王妃很可能也是吕氏之女,在诸吕之乱被平定之后,吕氏一族覆灭,刘恒的王妃也没能够幸免,几个儿子最终也没能逃脱被诛杀的命运,至于是窦太后出于嫉妒,还是刘恒为了和吕氏一族划清界限,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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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的记录乏善可陈,我并不能从中看出什么值得一提的事情,也许司马迁把前面的本纪写的太精彩了,轮到孝景帝刘启就有点乏善可陈、平淡无奇了。我并不想放弃对于孝景帝刘启的研究,作为“文景之治”的缔造者之一,刘启和父亲给人留下的印象截然不同,刘恒宽厚仁爱,刘启则刻薄寡恩,事实真的如此吗?只靠无为就可以大治吗?我不相信这一点,没有权谋和手段,怎么控制百官掌控天下大权。

既然我们在《史记·孝景本纪》里找不到什么,那就让我们通过《史记》中关于其他的记载,来一起看看孝景帝刘启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提到孝景帝刘启的“有为而治”,就不能回避三个人:邓通、晁错、周亚夫。

对于邓通的处理:孝景帝刘启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举措之一,除掉孝文帝刘恒的宠臣邓通。

邓通是汉文帝刘恒的男宠,也是当时天下最富有人,这和汉文帝刘恒本人的简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汉文帝刘恒曾经找当时著名的相士许负为邓通看相,许负说邓通最后会贫穷饥饿而死,汉文帝刘恒并不相信,为了让这个预言落空,他赋予了邓通铸造钱币的权力,但是正是这个权力把邓通推向了深渊。

上使善相者相通,曰‘当贫饿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谓贫乎?’于是赐邓通蜀严道铜山,得自铸钱,邓氏钱布天下。其富如此。”——《史记·佞幸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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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刘启和邓通之间的矛盾,是由于汉文帝刘恒一次生病时两人不同的表现造成的。表面上看确实如此,但实际上真正的原因不仅于此,如果只是这样的话,孝景帝刘启就太狭隘了,根本谈不上是一位有为之君。两个人的根本对立和矛盾在于财富,孝景帝刘启需要掌控权力,就需要掌控国家的经济命脉,而这个权力最初并不在自己手里,而在被父亲孝文帝刘恒的男宠邓通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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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刘启而言,邓通就是个不学无术、只会阿谀奉承的谄媚之臣,他死不足惜。本来处死他都会脏了自己的手,但是他偏偏不知好歹,不主动放弃手中的权力,那就不得不对他动手了,不是我这个人计较私人恩怨,而是邓通这样的人掌控经济本身,对于大汉就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事情。对于邓通的处理,如果只能看到刘启睚眦必报,那么只能说我们太不了解一国之君的苦处了。

对于晁错的态度:他是这个好老师,但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改革家,操之过急险些带来亡国之危。

“清君侧,诛晁错”,这是发动七国之乱的代表人物吴王刘濞的口号。晁错是孝景帝刘启的老师,在孝文帝刘恒时,就曾经提出了削弱诸侯们的势力,巩固中央集权的策略。但是刘恒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认为削藩的时机并没有成熟,不能操之过急。

晁错,颍川人也。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生所,与雒阳宋孟及刘带同师。以文学为太常掌故。——《汉书·袁盎晁错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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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错来自于颍川,学的是法家刑名之学,申不害、商鞅是他的前辈,推行变法让大汉从弱汉变成强汉,这是晁错作为法家学子不懈的追求。提到颍川这个地方,我们大家不会陌生,三国时期的荀彧、荀攸等很多人均来自于颍川世家大族。

常遣错受《尚书》伏生所,还,因上书称说。诏以为太子舍人,门大夫,迁博士。——《汉书·袁盎晁错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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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晁错这个人,刘恒是十分重视的,他让晁错做了太子舍人,也就是太子刘启的老师。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刘恒认同晁错的观点,并把教育自己儿子—未来大汉的掌舵人刘启的重要职责交给了晁错。

上善之,于是拜错为太子家令。以其辩得幸太子,太子家号曰“智囊”。——《汉书·袁盎晁错传》

刘启对于自己的师傅晁错的口才也十分看重,刘启称晁错为自己的智囊,视为自己的肱骨之臣。

孝文虽不尽听,然奇其材。当是时,太子善错计策,爰盎诸大功臣多不好错。——《汉书·袁盎晁错传》

孝文帝刘恒尽管不对晁错委以实权,也不完全采纳他的谋略,但是爱惜他的才华。晁错得到太子刘启的重用,但是同时也招致了袁盎等大臣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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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晁错被腰斩于市,体现了孝景帝刘启的了刻薄寡恩,但是在我看来,人都要对自己做出的决定负责。尽管削藩的国策是刘启最后批准的,但是这个国策的策划者是晁错,操之过急几乎导致亡国之危。

读史明智:从《史记·孝景本纪》入手,看“有为而治”的能君刘启

这个锅要谁来背呢?诚然,汉景帝刘启固然有错,但是如果在当时刘启认错,局面只会变得更加不可收拾,杀晁错是唯一解决问题的方法,是顾全大局的做法,如此一来,那些观望的势力,就没有了发难的借口。丢卒保帅没有什么对与不对的问题,只不过是一种政治上的选择而已。

对于周亚夫的杀心:不听话的将军,就好比一个布满刺的棍子,只会伤到自己。

很多人说周亚夫挽救了大汉的命运,孝景帝刘启对他太刻薄寡恩了,没有一点顾及周亚夫为国家立下的大功。但是有谁知道刘启的内心也曾经历痛苦的挣扎,他不是没给周亚夫机会,而是周亚夫自己主动放弃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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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亚夫治军严谨,这一点既是孝文帝刘恒点名表扬的,但蔑视君权也是他最大的弱点和所有命运悲剧的根源所在。对于军队的控制力是历代君主都十分看重的,掌握兵权的大将也屡屡被君主猜忌而不得善终。

居无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节诏将军:“吾欲入劳军。”亚夫乃传言开壁门。壁门士吏谓从属车骑曰:“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於是天子乃按辔徐行。——《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读史明智:从《史记·孝景本纪》入手,看“有为而治”的能君刘启

看到了吧,军士们只知道周将军的军令,而不知道天子的权威。这样的部队既是最有战斗力的,也是最不好控制的,因为他们几乎成为了将军的私人武装,他们不知道有皇帝,只知道有将军的命令。因此,孝文帝刘恒在去世之前,郑重的告诫儿子刘启,周亚夫是将才,但是不到国家危亡的时候,就发挥不了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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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亚夫没有让刘启失望,在腰斩晁错并没有延缓叛军的推进步伐的情况下,刘启想到了周勃之子周亚夫。他把致胜的关键压在了三个人身上,除了周亚夫之外,还有窦太后一族的窦婴和自己的弟弟梁王刘武。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与孝景帝同母。母,窦太后也。——《史记·梁孝王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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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王刘武是孝景帝刘启的亲弟弟,他们的母亲都是窦太后,常言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刘武自然要站在孝景帝刘启一方。同时,刘启一次酒后的戏言,也对刘武起到了激励的作用。

上与梁王燕饮,尝从容言曰:“千秋万岁後传於王。”王辞谢。虽知非至言,然心内喜。太后亦然。——《史记·梁孝王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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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真认为刘启是酒后失言,我看全是刘启心中的算计,这样一来不仅弟弟刘武对自己死心塌地的支持和拥护,因为自己已经许诺江山会传给他这个好弟弟,同时以窦太后为代表嗯外戚一族也十分满意,他们的命运更加紧密的和刘启联系到了一起,不得不说刘启这一手实在是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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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正是这三个人扭转了战局,在平定七国之乱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周亚夫的成功背后是刘启的周密安排和审时度势,利用窦婴外戚的身份,利用梁王刘武对于皇位的贪婪之心,说孝景帝刘启是无能之人的人才是最没有见识的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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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国之乱平定后,刘启要为自己的儿子选个合适的辅佐之臣,本来周亚夫是首选,但是周亚夫的脾气让刘启彻底放弃了他。很多人认为刘启一次次对周亚夫进行刁难,但换一种角度来看,也可以看成是刘启对于周亚夫的考验。周亚夫作为将军杰出,但作为政治家只能说不及格,最终他被刘启放弃了。

顷之,景帝居禁中,召条侯,赐食。独置大胾,无切肉,又不置櫡。——《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孝景帝刘启在酒宴上,故意表现出对周亚夫的不尊重,想看看他能不能按捺住自己的火气,收起自己的性情,做一个恭顺之人。

侯心不平,顾谓尚席取櫡。景帝视而笑曰:“此不足君所乎?”条侯免冠谢。——《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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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亚夫表现的很不满,他不能忍受如此的蔑视,既是是皇帝也不行,而且他的怨气写在了脸上,表现在了行动中,这些恰恰是刘启不希望看到的。

上起,条侯因趋出。景帝以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刘启知道周亚夫如此表现,想让他辅佐年幼的刘彻是不明智的,到时候必然造成主弱臣强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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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亚夫的父亲周勃可是和陈平一起导演了“诸吕之乱”的人,说他们是叛臣也不为过,刘启不希望看到同样的事情继续发生,要知道实际上汉惠帝刘盈一脉就是被周勃和陈平联手灭绝的,这样的人想想都让刘启心有余悸,因此,在对于周勃、周亚夫父子的使用上,刘恒也好,刘启也罢,都十分谨慎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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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提到“文景之治”,只能想起孝文帝刘恒是仁君典范,却想不起来刘启这位真正的权谋之主,正是孝景帝刘启背负了不义之名,才在经济、政治、军事三个方面上,稳定了大汉的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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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孝文帝刘恒继续推行汉初制定的“无为而治”的话,那么孝景帝刘启就是实现了从“无为而治”到“有为而治”的人,同样是治理国家,一个是无为之主,一个是有为之君,没有“文景之治”,哪来的汉武雄风!

一个人的历史,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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