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在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万寿寺》中，凭借汪洋恣肆的想象力，通过反虚伪道德论的唯美笔触，构建了一个令人神往的诗意世界，抒发了他对自我生命的实现与超越的向往和追求。

01 用想象构建起的诗意世界

王小波一直反对“美即是真”的观点，他认为真实的不可能是美的，只有创造的和想象力的世界才可能是美的。

他这一视想象力为文学生命的信条，在小说《万寿寺》的创作中表现的酣畅淋漓。

北京万寿寺一角

《万寿寺》的叙述者“我”是北京万寿寺历史研究所里的研究员，撰写有关唐朝时湘西节度使薛嵩与当地苗女红线的小说。

有一天“我”出车祸丧失记忆，出院后返回万寿寺阅读、修订并续写小说手稿。

王小波借助叙述者“我”的“失忆”这一特殊情境，任凭想象力纵横，实现了对《红线传》这个情节简单的唐传奇的数次改写，摆脱了寻常小说所受的时间、地点、人物、环境等诸多因素的限制。

小说完全打破真实性、合理性的原则，发明出众多新颖奇特、不同凡响的形象，使小说里的世界妙趣横生、诗意盎然。

如薛嵩家后院里那个马蜂窝，夜幕降临后，它散发的馊味使萤火虫全都附着在其表面，并按同一个节拍明灭：

“亮起来时，好像薛嵩的后院里落进了一颗流星，或者是升起了一个麻扎扎的月亮”。

在老妓女为小妓女设计的众多死法中，有一种尤富创意，即把小妓女和一棵软木树嫁接在一起，待二者长成一体后：

“树皮逐渐变得光滑，树干也逐渐带上了少女的风姿。

而当他兴之所致，抚摸树干的时候：

“这棵树的每一片叶子都会为之战栗，树枝也为之骚动。”

在作为能工巧匠的薛嵩所制造出的众多物件中，最为奇绝的要属那个具有夜壶功能的“铜人”：

“铜皮下面有滑轮，有肠衣做的弦牵动，还有一颗发条心脏，这样就可以到处乱跑，还能说几句简单的话”，半夜里，“它每隔一小时就跑到你面前来滴滴嘟嘟地说：请撒尿。”

这分明就是一个现代AI机器人啊！

想象力是一种近乎神的能力，它不用纯理性的方法觉察事物之间内在的、隐秘的关系，它仿佛深渊一样悠远；其音响像音乐，色彩在说话，香气述说着观念的世界。

小说中，王小波强化了人物对色彩、音响、气味等的体验与感受，通过官能的、暗示的描写与夸张的隐喻，传达出了唯美的意蕴。

如薛嵩认为后院中紫色的藤萝花诡异妖艳，而木瓜的花朵朴实，果实也有股中庸的麻木味道。

在“我”的记忆中，夜有不同的颜色，有些夜是紫色的，有些夜是透明的淡绿色的，而最惨不忍睹的夜是如烟的蓝色。

小妓女最讨厌的就是蓝色，这是因为在湘西的草地上，蓝色如烟，往事也如烟，她讨厌往事，也就讨厌蓝色。

而在描写被从高塔里解救出来的姑娘的体味时，王小波将其比喻成没有香味的鲜花，这种清新之气，这种潜在的芬芳，因为不浓烈反而更持久。

艺术家的特征不在于他感受自然，表现自然的能力，而在于他的以鲜活的、使人意会的诗意来驾驭所有的理性和情绪的力量。

在《万寿寺》的创作中，王小波做到了。

02 反道德论的唯美笔触

在小说中王小波拒斥道德训诫，向虚伪做作的礼教与平庸鄙俗的世风投去轻蔑的眼神。

他反道德论的唯美笔触，主要体现在对性的高扬。

中国人千百年来遵奉的是儒家道德至上主义价值观，“性”曾被视为低级的、丑陋的、不道德的东西而难登文学高雅神圣的殿堂。

然而，“性”在王小波看来从来就不是邪恶之物，它是自然人性的一部分，是人类生活中一件重要的事，而在文学作品中写性更是无可非议。

王小波的文学创作追求的是格调之外的东西，亦即虚伪陈腐的道德训诫之外的人情人性。

在描写“我”与妻子的云雨之事时，王小波的文字干净优美、诗意横生：

“夜里，我们的床上是一片珊瑚海，明亮的波纹在海底游曳，她就躺在波纹之中，好像一块雨花石；伸出手来，对我说道：快来。在闷热的夜里，能够潜入水底真是惬意。有一只鳐鱼拖着乌云般的黑影侵入了这片海底，这就是我。”

小说中将灵肉合一的唯美主义情调表现到极致的是第八章中“我”与白衣女子的长安城奇情。

在这座被散发着茉莉花香气的大雪所笼罩的城市里，没有任何束缚人性的有形无形的枷锁，“我”和白衣女子就在黑色江边的竹楼里云雨。

在云雨来临的时刻，肉身仿佛消失了，灵魂获得了绝对的自由，飘飘摇摇，乘风而行，漫游雪中的长安城。

王小波通过这个情境表达的对性的高扬的唯美笔触，即是对传统道德的否定与抗争。

03 诗意世界里的自我实现与超越

《万寿寺》中的叙述者“我”在现实生活中是个灰色的小人物，整日枯坐在被粪汤包围的办公室中，绞尽脑汁地构思毫无意义的官样文章，不仅提干困难重重，还要受到领导的密切监视。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无智、无趣、无诗意的世界，“我”欲逃离而无方。

一次偶然的车祸使“我”暂时丧失了记忆，这就为“我”提供了一个逃离的可能性。

“我”在虚构薛嵩的故事的同时也在为自己寻找一个可以栖身的诗意世界，随着手稿中故事的展开，“我”渐渐与薛嵩融为一体。

在“我”最初的手稿中，薛嵩是个一心追求功名利禄、虚伪懦弱、道德陈腐的人，这是现实的起点，也是“我”改写的起点。

失忆后的“我”自言不喜欢这个内心压抑、心理阴暗的薛嵩，所以就让他变成一个自由而快乐的能工巧匠，他到湘西做节度使只是为了施展才华，在创造发明的过程中获得极大的乐趣。

他为了自己心爱的女孩红线，不惜时间与劳力打造出一辆规模宏大、结构工巧的囚车，就连抢婚用的棒棰、手枷、脚枷等也都经过精心的设计，体现出爱情的赤诚与温柔。

在这个薛嵩身上已经开始显现出智慧与人性的光芒，他所在意的是纯粹的爱情，这正是他繁重劳动的“无用之用”。

“我”通过这个薛嵩实现了对世俗功利的超越。

在“我”续写的文稿中，薛嵩又摇身变成了一个修理工，到长安城外的金色宝塔中修理锅炉，借机与自己心爱的姑娘相会，随后上演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英雄救美”。

此时的薛嵩为了爱情已经能与整个高塔所代表的制度与文化宣战，他的胜利也代表了美与爱之信仰的胜利。

王小波写到这里还未尽兴，整部小说的高潮在最后一章到来。

在冬日的长安城里，在漫天纯美而芬芳的大雪中，“我”与白衣女子展开了一场绝美的旷世之恋。

在灵与肉、爱与美相融为一的本真生命体验之中，人物的身份彻底模糊：

“这是我和那位白衣女人的故事，但它也可以是薛嵩和他情人的故事。是谁都可以。在这座城里，名字并无意义。”

小说的叙述者“我”通过写作实现了自我的人性理想，超越了现实人生，但这种实现与超越就如“我”的失忆一样，只是暂时性的。

“我”毕竟不是薛嵩，生活毕竟不是小说。小说中的人物与现实中的人物终会贯通为：

“长安城里的一切已经结束。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

所以，王小波感慨：“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

尽管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尽管梦想在与现实的对峙中落败，但阅读王小波的文字，我依然体验到了生命的真意：

敢于无视现实对生活的单调设置，勇于创造生命的无限可能性，并在对美与优雅的不懈追求中获得诗意地安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