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鸠是十八世纪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他有三部作品广为人知，分别是《波斯人信札》、《罗马盛衰原因论》和《论法的精神》。这三步曲在逻辑上还有着些许联系：《波斯人信札》批判法国的专制、《罗马盛衰原因论》赞扬共和，《论法的精神》作为完备的体系，论及了共和比专制优越的地方，说明最让作者倾心的是“宽容政体”。

《罗马盛衰原因论》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罗马盛衰原因论》看上去是一本史评，但是孟德斯鸠的初衷并不在于讲历史，而是要分析政治制度。因此，在1733年写完这本书后，他选择在荷兰而不是法国出版，以免遇到不必要的麻烦。出版之前，孟德斯鸠还反复请求卡斯泰尔神甫帮忙审查，删改一些关于宗教、神学、伦理、政治和语法方面的内容，把“修道士”、“君主主义”之类的词汇全部删掉。

这种改动使这本书变得略微晦涩，而且看上去太过简练，许多观点还没有展开就中断了。相比于《波斯人信札》，读者们都觉得这本书太过于正经、失之晦涩。就连伏尔泰也说这本书“通篇都是概述”，与所要论及的重大题材不相符，看上去就像“精巧的目录”一样。

伏尔泰或许是把《罗马盛衰原因论》当成纯粹的历史评论书来读了，没有看清孟德斯鸠想要隐晦表达的东西，所以在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

“您看了孟德斯鸠写的那本关于罗马国衰亡的小册子了吗？那是一本小得不能再小了的小册子，有人把这本书叫做‘孟德斯鸠的衰亡’。真的，这本书实在太名不副实了。”

然而《罗马盛衰原因论》其实并不是孟德斯鸠对罗马史的读书笔记，更不是一部《罗马简史》，它倒有些类似于马基雅维利的《论李维》，借历史来表达作者的共和思想而已。孟德斯鸠的朋友巴尔克利曾写信对他说：

“凡是同我谈起这本书的人都对我说，书写得过于简略了。不过您写的不是历史。”

孟德斯鸠写的确实不是历史，而是政治学理论。

罗马因共和制而兴盛

拥护共和制是《罗马盛衰原因论》的主题思想，在孟德斯鸠看来，罗马的强盛与政治制度和社会风俗分不开。罗马最初只是一座为了收藏战利品、牲畜和粮食而修建起来的城池，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罗马人就没有停止过对邻人的征战——英勇善战的民族风俗源远流长。

在这种风俗的土壤上，王政显得格格不入。孟德斯鸠认为每个国王在他的一生里都会有野心勃勃的时期，他刚继位时，往往想要建功立业、青史留名。因此在那些有能力的国王励精图治之下，国家会走向强盛。可是国王的欲望并非永久不变，当他们过了血气方刚的年纪后，就会满足于现状，进而懈怠朝政、纵情享乐、走向腐化，使得国力日渐衰微、积重难返；而那些无能的国王为了建立功名，常常会进行无休止的折腾，同样也会导致国家的衰落。在中国历史上，梁武帝、唐玄宗、唐宪宗等都是如此。因此，中国的每个朝代都有兴盛、衰落、中兴和灭亡的周期。

许多帝国的版图都是先扩大、后缩小、再灭亡，唐、宋、元、明、清和波斯就是如此，而罗马却是一个例外，它的版图一直扩张了数百年，直到帝制的建立，扩张才逐渐放缓——这是

共和制与王政制度所造成的不同结果。

在共和制下，罗马的执政官总是会逐年更换，这迫使他们要在任职期内成就赫赫功业，以便能够重新当选。执政官们一刻也不敢放松表现自己的雄心，他们常常劝说元老院建议人民发动扩张战争；而元老院也总是希望人民把精力放到对外事务去，以免困扰自己；对于英勇好战的罗马人民来说，战争几乎是一件快意的事，这座城市没有商业，要想发财致富，就得对外掠夺。在共和制的早期，罗马人经常是一致对外，他们彼此之间恪守盟誓，尊重法纪。在作战时，向敌人学习一切优秀技术，放弃自己落后的习惯，他的思想出奇得开放。

共和制度让罗马人的野心常存，它时刻推动着国家进步。罗马人从来不曾被胜利所迷惑，也不会满足于一时的富强，“不断战争原则”使他们能够自强不息，而不是从贫穷走向富足，然后再从富足走向腐化堕落。要么在战争中灭亡，要么征服一切敌人！

罗马对公民权利的尊重

罗马人残酷的征服与压迫外族人，但他们初期却很少压榨自己人。古代共和国的缔造者是把土地平均分配给每个公民的——“只有这一点才能使人民强大起来，这就是说，造成一个井井有条的社会”。罗马的统治者明白，公民不是他们的私人奴隶，而是国家的组成部分。保障公民的私产才能将他们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统一在一起，积极参与公共事务。

孟德斯鸠认为，在共和风俗败坏之前，国家最初的收入是在士兵、公民中间分配，士兵拥有土地，寓兵于农；当共和制败坏后，土地就集中在富人贵族手里，他们将土地交给平民奴隶耕种，然后向他们抽取一部分收入作为租税，再用租税来养活士兵。这样，士兵的祖国观念就会淡薄，既然他们没有土地私产，那么只要谁肯给他们钱，他们就愿意为谁卖命。奴隶也同样如此，对于他们来说，国家只是富人贵族的所有物，即使更换主人，也不会使自己的奴隶地位变得更低。因此，在后期苏拉、凯撒崛起后，军队与奴隶都背弃了元老院。

早期的罗马重视公民的权利，公民只有凭借美德才能担任公职，公职也只能给他带来声誉以及履行公务时的优遇，此外别无他利。罗马人善于把全体利益结合成一体，所以他们才击溃了喜欢内斗和互相压迫的迦太基人。

共和制度的破坏与罗马的衰落

早在 中就揭露了罗马共和国经历君主制、僭主制、元老院制、寡头制和暴民制再到恢复恢君主制的循环过程。《罗马盛衰原因论》也持相似的看法认为在王政时代，罗马属于君主制；国王被驱逐以后，政权就落到了贵族手里，贵族家族包办了一切高官显职，从而由元老院制向寡头制过渡。

起初，为了不让国王回来，贵族挑拨平民的情绪，让他们憎恨君主制，但这也使平民对自由产生了无限的期望。当国王的政权完全转移到执政官和元老院手中后，平民发现情况并没有发生变化，自由并未实现，因此他们就想方设法地削弱执政官的权力，设置了保民官。国王离平民的生活很远，人们对国王的憎恨多是贵族阶层的挑拨；而贵族离平民却很近，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平民的注视下。平民跟元老院的斗争愈演愈烈，保民官常常煽动平民的情绪，用来挟持元老院，形成暴民制。

在罗马共和国的后期，风俗已经败坏，出现了许多拥有巨大财富的新贵。他们有的是金钱，但金钱却不能产生权力，因此新贵比元老院更仇恨平民。贵族与平民在罗马城内斗争，而将领所统率的士兵早已越过了阿尔卑斯山，留驻在许多地方了，元老院再也不能注视这些远征的将领。士兵们的祖国意识淡薄，渐渐的成为了苏拉、庞贝、凯撒们的家将，这些人常常又拥有着新贵的身份。野心家们把别的城市居民和士兵带入罗马，肆意操纵选举。饱受无政府状态之苦的罗马市民，最后也就自愿接受独裁官的统治，而独裁官最终必然会演变成可以世袭的君主，因此，刺杀凯撒也阻止不了屋大维称帝，在共和制度破坏后，共和国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了。

为什么罗马会陷入这种循环呢？孟德斯鸠认为法律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罗马的法律帮助小共和国变成了一个超级大国，可是当国家扩大后，法律也就越来越失去效力。如果我们把推动国家扩大的法律称为“好法律”，那么维持这个大国存在的法律便是“

适用的法律”。孟德斯鸠说：

“在好法律和适用的法律之间是大有区别的；好的法律是要使一个民族成为其他民族的主人，而适用的法律则是维持一个民族所取得的权力。”

罗马的法律从来就是为了推动国家扩大而制定，可是在国家规模超过一定的限度后，法律的弊端就凸显出来，反而会导致它走向灭亡。因此，立法的原则究竟是什么？是为了国家的富强及衰落？还是为了维护共和国的存在，维护公民的长期自由？

屋大维复活了君主制度

孟德斯鸠认为从苏拉的统治开始，共和国就注定要灭亡了。罗马的法律本来是将国家权力分配给许多高级官吏，“这些官吏相互之间起支持、制止和限制的作用”，但自从苏拉、庞培和凯撒之后，共和国的制度已经发生改变：最有势力的公民们能使人民把一切非常任务托付给自己。这样，人民和元老院的权力便同归消灭，他们之间互相扯皮、斗争，结果却使独裁官坐收渔翁之利。

孟德斯鸠说：

“在一个共和国里，对一个公民所表示的过分偏爱永远会产生必然的后果：或者是引起人民对他的嫉妒，或者是产生对它的过度的爱戴。”

人民的嫉妒使庞培兵败身亡，过度的爱戴又使凯撒接近王位，乃至于几乎要断送共和制度。在孟德斯鸠看来，罗马共和国的灭亡不能简单的归罪于某几个野心家，而是要追究人的本性，他说：

“共和国还是被消灭了；而在这一点上，不应该责怪某些个别人物的野心，应该责怪的是人：他越有权力，就越是拼命想取得权力；正是因为他已经有了许多，所以要求占有一切。”

分权制衡的原则被破坏后，共和国也就不复存在了。屋大维虽然成功平定了内乱，恢复了秩序，但孟德斯鸠把这种新秩序称为“一种持久的奴役”。因为屋大维所建立起来的已经不是共和制度的秩序，而是君主专制的秩序。屋大维跟苏拉正相反，苏拉是一个残暴的共和主义者，屋大维却是温和的王权主义者。孟德斯鸠讽刺地说：

“急躁的苏拉用暴烈的办法把罗马引向自由；屋大维这个狡猾的暴君却用温和的办法把他们引向奴役。”

从第十三章开始，《罗马盛衰原因论》转入了对君主专制的批判，在孟德斯鸠看来，共和制是罗马“盛”的原因，而君主专制则是“衰”的根源。罗马帝国结束了共和国的扩张与上升，代之而来的是沉闷的压迫，平民与元老院同时被贬低，为了恢复共和制，出现了无数次的暗杀与密谋，历史也变得越来越隐晦、越来越阴暗。

用狄奥尼西乌斯的话来说，就是“自从皇帝们当政的时候起，历史就更加难写了：因为一切都变成了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