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在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以后，在“学无中西”的视域下，中华文化能超越单一的理论资源和传统，真正运用人类的多元智慧推进对人的关注。中华文化与学术的现代延续，也由此获得了更为深刻的意义。关公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其核心主要是诚信精神、仁义精神、忠勇精神和契约精神，这些元素都与“人”和“人的尊严”相关。千百年来中国人心目中的关云长是一位仁勇忠义、顶天立地、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形象，本文就是从人的尊严和价值等视角，结合当前转型社会时代性特征和阶段性特征，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出现的各种异化现象，比较西方思想家观点，思考如何从关公文化汲取滋养，去关注和重建当代国人的若干问题。具体从关公文化对人的良知善念、幸福感、社会交往关系等方面做如下论述。
一、关公文化对转型社会人的“尊严”的启示
汉语词典中，尊严一词主要被解释为尊贵、可敬的地位等含义。在中国人的世俗用语中，尊严多常被混同为和“面子”相近但又比“面子”一词使用频率少的词汇。在相对重视个人权利的西方伦理思想家看来，尊严则是一个高贵的词，涵义则深刻的多，指人和具有人性特征的事物，人所拥有应有的权利，并且这些权利被其他人和具有人性特征的事物所尊重。总而言之，尊严就是身为人的权利和人格被他人所尊重。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设进程中，廓清究竟何为“人真正的尊严”以及为了获得和捍卫尊严的正确途径是什么，这个古老的命题在当代中国显得尤为重要。转型社会由于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变化，从现实生活中各种事关尊严得失的现象，人们常感叹“难以通过正常的程序和手段”获得尊严，只能借助于找关系走捷径才能获得“尊严”，从而使人对尊严究竟为何物产生了许多伦理困惑。
关公作为确有其人的中华人文形象之一，他的人格特质是正直守信、光明磊落、义薄云天，不欺暗室。其人格尊严早已被千百年来的信众所高度认同。关于常人的尊严及正确获得，自古以来的思想先哲有着丰富的论见，但共同点是都关涉他人。中国古人认为“三军可以夺帅，而匹夫不可夺志”。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人的尊严并非在获得荣誉时，而在于本身真正配得上这荣誉。孟子说：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然后人毁之，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约翰·高尔斯华馁提出：人受到震动最强烈的、最持久的则是在个人尊严上。卢梭说：每一个正直的人都应该维护自己的尊严。罗素说的更为深刻：自尊，迄今为止一直是少数人所必备的一种德性。凡是在权力不平等的地方，它都不可能在服从于其他人统治的那些人的身上找到。伊·谢·科恩说：高度的自尊心不是骄傲、自大或缺乏自我批评精神的同义词。自尊心强的人不是认为自己比别人优越，而只是对自己有信心，相信自己能够克服自己的缺点。汤因比又说：说人是有尊严的，这只限于没有私心的、利他的、富于怜悯的、有感情的、肯为其他生物和宇宙献身的这种情况。蒙田则认为：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财物、生命转借给我们的朋友，以满足他们的需求，但转让尊严之名，把自己的荣誉安在他人头上，这却是罕见的。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汉字的“人”的写法凸显了相互信任和依托才可撑起了一个人字。总之，人的尊严和尊严感不是孤立产生的，而是与他人的评价相关，人能够被他人信任和能够信任他人都是尊严的前提，其次才是尊严的获得和捍卫。关云长的人格特质具有很强的尊严魅力，关公文化中所蕴含人格尊严不是来自与其威武高大的外在形象，而是来自于关公的诸多传奇事迹。正是这些事迹产生了巨大力量，从古到今感染着无数信众，人们对关公产生信任感、崇拜感、安全感，继而产生见贤思齐的心理正能量。尊严感强烈的人，一定是荣辱观念强烈的人，他会为个人的失误或者行为不当而感到懊悔乃至羞愤自责，即通常所说的“受到自己良心的责备”。在中外思想家看来，尊严是人已于物的本质属性之一，即无论何时何地都据此会被当作一个“人物”物而不是一个“东西”来看待。如果没有自尊，“我们就会陷入冷漠和犬儒主义”。1关公文化所传递的尊严感能对信众传递出人生超越名利的意义感和充实感，对于当代国人正确认识真正意义上的尊严，继而产生超越性的人生追求有着重要价值。事实上，这种追求也是超越动物性后对人性的终极向往。
二、关公文化对转型社会激发公众良知善念的启示
民间关公形象是红脸长须大汉，一副威风凛凛令人望而生畏的严正武将形象，从形象看并无亲和力，然而人们并不会因为他严肃的外表而对他敬而远之，最核心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忠义诚厚谨从良知，克艰攻难知行合一。在中国，良知即良心一词最早见于《孟子·告子上》，意为仁义之心，包含恻隐、羞耻、恭敬等情感。良知这一概念在西方大哲学家康德的道德学中有多重含义。在康德原著中，良知一词有两种德文表达形式：一种是将道德法则接纳入自己的准则之中的能力：另一种既是一种义务意识，同时也是一种针对自身的道德判断力。实际上，良知概念在康德那里是良意、良情、良知三者的统一整体。”2马克思主义则认为：良知是历史的、具体的、社会的范畴，是一定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反映，是人们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不是与生俱来的，因而也没有所谓抽象的良心。良知对于人们的行为具有判断、指导和监督的作用。中国明朝的大哲学家王阳明所说的“致良知”则认为，人都生而有良知，但如果良知被外界名利物等所牵引，则导致良知暂时会呈现出泯灭状态，在他看来那只是因为良知被蒙蔽，而不是良知真正已经彻底死亡，人若不想为禽兽，则必须通过内在和外在的各种方式去“致”良知，也就是设法激发出良知，以使“良心发现”。 综合起来，人的良知是一定的社会关系和道德关系的反映，是人们的各种道德情感、情绪在自我意识中的统一，是人们在履行对他人和社会的义务过程中形成的道德责任感和自我评价能力，外在表现主要是善念善行。
全球化浪潮使中华文化必须和其他文化交融互鉴。尽管西方思想家对中国人的批判是基于西方标准而言有所偏颇，但了解一些西方思想家针对中国国民性振聋发聩的论见并不多余。“……中国人民族性的各方面。它的显著的特色就是，凡是属于‘精神’的一切……一概都离他们很远。”3“中国的立法者们有两个目的。他们要老百姓服从安静，又要老百姓勤劳刻苦。因为气候和土壤的性质的关系，老百姓的生活是不稳定的；除了刻苦和勤劳之外，是不能保证生活的”。4“当人人服从、人人劳动的时候，国家的处境就是幸福的了。由于需要或者也由于气候性质的关系，中国人贪利之心是不可想象的，但法律并没想去加以限制。一切用暴行获得的东西都是禁止的；一切用术数或狡诈取得的东西都是许可的。因此，让我们不要把中国的道德和欧洲的道德相比较吧！在中国，每一个人都要注意什么对自己有利；如果骗子经常关心着自己的利益的话，那么，容易受骗的人也就应该注意自己的利益了。在拉栖代孟，偷窃是准许的；在中国，欺骗是准许的”。5这些犀利刻薄的评价虽然有失偏颇，但也不是没有根据。对于转型期志在向善的现代国人而言很多评价没有过时，因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落后的部分，但其对现实的启示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无论哪个民族，个体恻隐之心不是一定会转为善念，这是由于个人成长环境和成长历程的各异，每个人的“良知感”大相径庭。我们会看到转型社会中的很多人并不会因为食言而表现出内疚，而内疚在伦理学视角看来就是一个人因为没有体现出自身的价值和尊严而产生的一种负面心理感受。如果人没有这种心理感受或者感受一直很漠然，那么也就不会受到自身良知的责备，当然在行动上就难以发生向善的作为。这种状态会导致和他人发生各种社会关系时会发生各种问题，因为很难想象人们会乐意与缺乏诚善的人多交往。
关公的人格精神力量和事迹表现出的良知行为，在任何时代都能激发人心中的善念，即所谓王阳明先生的“致良知”教化功能。从古到今，无数仁人志士视关公为人生偶像，仿效关公事迹，被人传颂为“活关公”。关公文化的教化化人效应在中国文化偶像中属于立功立德。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异化只能通过人自身的解放才消灭，人的自由只能通过自己打破锁链才能得到。我们应当重视关公文化对转型期国人内心良知善念的激发和洗礼效应，这是文化信仰的力量通过关公个体的教育功能。
三、关公文化对国民性改造和幸福感提升的启示
关公的事迹诸如挂印封金不为名利美色所动，在一般人眼里或可称作愚者，然而恰恰同样也是世俗社会，千百年来却还有无数人却自觉地效仿着关公继承着关公文化。这个奇怪的悖论告诉我们，人的本性决定了人会往往被名利所驱使而成为其奴隶，但人们执着于名利并千方百计如愿以偿后后却常发现仍然不幸福。伦理学原理告诉我们，正是因为人天性中对自由的追求使人总不甘心永做奴隶而向往着自由，总是希冀最终能超越名利这些身外之物而翻身成为主宰灵魂的主人。西方思想家洛克认为，一种守信行为总是以某种信念或信仰作为支撑的……分三种情形：一种是要服从于上帝的安排和旨意、第二种是对巨灵威力的惧怕、第三种是不合于人性中的最高优点即尊严。1这三种都与信念和信仰相关，笔者认为大致有点对应于中国人所说的“顺应天道而行”、“惧怕因果报应”、“小人行为”三种情形，违背这三类情形，会使人内心纠结焦虑失去幸福感。
中国古人认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2既然天道为诚，人就应该努力去体验和践行（诚之）天道，以达到与天道的统一。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古代社会，人们已经意识到，如果拥有能不为物质和世俗生活条件所诱导和牵引的人生理念，则方为“人”。权力不能倾也，群众不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只有这样，才算是“成人”3。如果能不为名利美色所诱惑，不愿苟且偷生，为人处世不愿把自身的人的价值降低为一种谋取名利的手段，那么这就在接近人的最高价值。中国先贤在这些方面有着极其丰富的论见和著述流传至今，一些侠肝义胆的人物化为小说和戏剧中的主角配角，形塑着千百年来的中国人的性格。但在西方哲学家眼里，中国有无哲学本身一直是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其要点只在于中国传统社会究竟有无彰显人性的思想。黑格尔对中国人的评价之低广为人知，在他看来中国人没有独立意志，只有“普遍意志”，也就是皇帝的意志。他对国人的评价主要集中在独立人格和个体权利方面。例如“……东方世界在‘道德’方面有一种显著的原则，就是‘实体性’。我们首先看见那种任意被克服了，它被归并在这个实体性里面。道德的规定表现为各种‘法则’，但是主观的意志这些‘法则’的管束，仿佛是受一种外界的力量的管束。一切内在的东西，如像‘意见’、‘良心’、正式‘自由’等主观的东西都没有得到承认。”4诸如此类对中国人的批判在黑格尔的哲学著作中都是一个观点，那就是传统的中国人由于农业文明靠天吃饭等种种不得不屈服的因素，导致一个人对他自己的价值没有感知力，对善恶的认识也停留在实用主义层面。而伦理学可以告诉我们，如果对自己的价值没有感知力，就不会有个人的尊严感，也就很难有幸福感，充其量只有绝不会持久的兴奋感或一时的快感。
转型期中国由于利益格局的挑战，国人常常感叹制度形同虚设关系后门最灵，其实这也是中国国民性的特点。有的人发现自己成为了名利的奴隶或名利双收之后却不并感到幸福。殊不知人幸福感的缺失多数时候与公平感缺失相关，尤其是看到有人毫无诚信却总能得利，从而对遵守诚信的意义产生质疑。事实上，人类只要生活在群体之中，只要生存在一定的社会劳动生产关系之中，就始终会面临着诸如此类的或大或小的伦理困惑，只是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社会制度表现不同而已。伦理困惑如何释怀，这一点恰恰也是哲学和伦理学学科的魅力所系。正如诗人咏叹的那样，“人生在世，身如不系之舟”、“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当人们在追求现实利益，惋惜甚至嘲笑那些不“聪明”的人的同时，总是会发现，总有那么一些人，却选择的是宁可去当个别人眼中的“愚者”，诸如“名利误人深”、“此心光明，亦复何求？”等，那么这些人又是为了“图”什么呢？康德的这段话可以给我们以启发：“如果他竭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仍然一无所得，所剩下的只是善良意志，它仍然如一颗宝石一样，自身就发射着耀目的光芒，自身之内就具有价值。”1康德的这段话说的是自由意志，但人们对自由的向往是人的本性使然，因此也是普遍意志。道德感普遍存在于人们的内心深处，会产生“问心无愧踏实泰然”的坦然感和幸福感，如果这种坦然感和幸福感缺失，则会长时间伴随心虚或内疚。有的人可以遵从内心的信念，战胜强大的诱惑，在良知指引下发现人生的意义不知不觉升华了幸福感。这是做了违心背德行为之后的人用金钱也难以获得的，这也正是作为万物之灵人性最为光辉之处。饱经世事的智者会说，“随波浮沉，唯求心安”；桑塔亚那说：“诗人的想象力支配现实的程度，说到底，是衡量他的价值和尊严的精确尺度”；普罗泰戈拉则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在转型社会，很多人发现，无论选择随波逐流还是坚持自我，如能做到问心无愧才是幸福感产生的源泉，唯有这样才能配得上真正属于自己的尊严。伦理道德规范更多时候应用于约束自己而不是只为约束他人，在这一点上，关公文化对“问心无愧”、“何为真男子汉”这个尊严命题给出了有力的启示。
四、关公文化对降低社会运行和治理成本的启示
关公文化中的讲忠诚、守信义、负责任，即是引导个体积极向善的道德资源，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资源。特别要提到的是，关公文化既含有契约精神也有仁义精神，在这一点上和其他中华文化偶像有不同的独特性。千百年来的中国传统社会，正在从以依赖公序良俗为主维系的农业社会，到从依赖诚信契约为主维系的现代社会转型，继承和发扬好关公文化是继承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健康的社会方可正常运行和发展起来，最终满足的是全社会共同的根本利益。
对于传统中国人的诚信方面，西方思想家的很多观点有着令国人不快的趋同观点。孟德斯鸠说：“各民族的不同性格是品德与邪恶的结合，是好和坏的品质的混合。混合得好的时候便产生巨大的好处，这些好处常常是人们所没有料想到的。有的混合产生巨大的坏处，这些坏处也是人们所没有料想到的”。2“中国人以撒谎著名，他们随时随地都撒谎。朋友欺诈朋友，假如欺诈不能达到目的，或者为对方发现，双方都不以为怪，都不觉得可耻。他们的欺诈实在可以说诡谲巧妙到了极顶……欧洲人和他们打交道时，非得提心吊胆不可。”3为何这些大思想家对中国人做出如此不堪的认识呢？这个答案在没有和其他文明碰撞交融经验的国人那里是无法得到完整答案的。随着交通信息科技的飞速发展，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不同文明的冲突和交融已经成了常态并更加精彩。正如 2014 年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所作的演讲“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我们必须摒弃一己之见而虚心学习人类一切进步成果。
在西方人看来，中国没有超验的上帝只有现实以及现世的欲望和利益，规范人们行动的只是外在加给的伦理要求而缺内在生发的道德诉求，而道德的标准又具有弹性，并且实践起来因人而异，导致的后果也是难以评估。如果道德规约力量出现了弹性，就会导致社会信任度降低和信息难以对称，大量资源被无谓地被消耗，社会运行和治理成本就会提高。孟德斯鸠说：“……个人丧失了道德的观念，以致违犯法律，刑罚可以把他从社会里清除出去。但是，如果所有的人都丧失了道德观念的话，刑罚能把道德重新树立起来么？刑罚可以防止一般邪恶的许多后果，但是，刑罚不能铲除邪恶本身。因此，当中国政体的原则被抛弃，道德沦丧了的时候，国家便将陷入无政府状态，革命便将到来”。4尽管法学思想和契约思想在西方相对发达，而中国自古偏重于伦理政治，但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新时期，法治和道德二者都不可偏废，事实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也早已成为治国方略。“……中国的立法者们所做的尚不止此。他们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都混合在一起……”5。因此，在中国这样长期以来以伦理政治为主的国家，承认这个现实也就是承认即使在全球化时代到来之际，中华本土文化也有其特殊的实践条件。
社会学原理表明，社会诚信程度对社会运行成本和社会治理成本至关重要主要表现在连带效应方面。社会整体诚信度出了严重问题，则会产生像环境生态缺乏治理之后的倍增效应和连锁反应，最终导致社会生态恶化，背信弃义成为常态，甚至会导致社会解体。如果诚信成为主流氛围，社会管理和治理的成本将大幅下降。人际交往也将更加信任，更有尊严和自信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仁爱诚信，转社会的诚信建设对降低社会运行和治理成本有着重要的意义。关公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契约精神，但中国文化多半赞誉其守信的行为和结果，却较少去关注其动机，即使是关注其守信的动机，也往往沦为从目的方面去测度。为尽可能客观地描述论述偏废一方的后果，再次引用孟德斯鸠对中国文化落后一面的尖锐批判。“……这就是人们时常谈论到的中国的典章制度之所由来。人们曾经想使法律和专制主义并行，但是任何东西和专制主义联系起来，便失掉了自己的力量。中国的专制主义，在祸患无穷的压力之下，虽然曾经愿意给自己戴上锁链，但都徒劳无益；它用自己的锁链武装了自己，而变得更为凶暴”。1诚与信之间的关系实际在于诚在先信在后，诚在己，信对人。内心不诚则信用行为往往是偶然行为难以持久。关公文化中的“诚”是通过其事迹而反复印证了的，已经成为个人信念，除了“理应如此”之外不是出于任何功利性打算。刚性的制度总是需要和德性品质相辅相成才能发挥好效应，否则只能导致不断加大监管成本。因此，在当前除了加强诚信体制机制建设以外，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包括关公文化在内的各种途径培育现代国民以诚为本的精神气质，使诚信成为一种基本的社会交往风气。
五、关公文化对市场经济信用体系建设的启示
关公文化具有人格神的特点，也具有宗教文化的意蕴，对整个社会运行秩序有确立价值、约束行为的功能。从个人到团体，从家庭到国家，人心齐则事易成，人类社会的进步从来离不开合作和信任，在金融全球化时代这一点表现的空前突出。关云长遵守契约时的收益远远小于他违约的收益。但关云长并没有考虑坚守契约所付出的代价，这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真之心。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2真诚如关公者，是没有太多盘算杂念的，是具有一颗赤子之心的。现代市场经济同时也是信用经济，在当前转型过程中，中国的市场信用体系建设亟待健全完善。市场主体的信用，说到底仍然是个体的诚实信用问题。很多思想家都将是否诚信与人的尊严联系起来论述。例如在康德看来，“外在的说谎”和“内在的说谎”，这两者都会丢掉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关公文化的契约精神，其实也就是关公不会被外物诱引而丢掉人最宝贵的良知、责任和信用的守约精神。
“中国人的性格是另外一种混合……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这特别表现在他们从事贸易的时候。虽然贸易会很自然地激起人们信实的感情，但它却从未激起中国人的信实。向他们买东西的人要自己带秤。每个商人有三种秤，一种是买进用的，一种是卖出用的，一种是准确的秤，这是和那些对他有戒备的人们交易时用的。我想，这种矛盾是可以解释的”。3必须承认，中华农业文明缺乏像欧洲那样发达的契约精神，而主要依赖人情关系和熟人信用，关公文化的契约精神能在古代出现，因此显得尤为珍贵。当全球化浪潮冲击中国传统伦理时，信义和契约这些与资本社会运行成本紧密相连的要素必须要深深嵌入当代中国人的灵魂之中。原因很简单，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合同、法律、谈判等这些契约性劳动关系和交往方式足够发达，才能支撑起有序持久的市场经济规模。同时市场经济也是道德经济，如果没有诚实和守信，那么市场经济也无法做大做强，更难以和国际市场有高质量地接轨。我们需要做的是将诚信理念融入当代国人的日常生活方式之中去，而不是停留在单纯的道德号召层面。
价值观总是通过制度安排确立起来且由制度来维护的，但社会成员能否自觉地践行价值观众的敬业、诚信等，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和社会环境氛围。罗尔斯认为：“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也是一个由它的公开的正义观念来调节的社会。这个事实意味着它的成员们有一种按照正义原则的要求行动的强烈的通常有效的欲望。”1关于公开的正义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已有明确的表述，目前正在把公平正义等理念逐步融入到法律和公共政策制定执行之中。事实上，个体的诚信程度除了良知之外，群体环境氛围是极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个体普遍缺失诚信而造成的后果使谎言也无人相信，接着会真话也无人愿意相信的地步。“一旦最高的诚实原理受到侵犯之后，不诚实这种恶习也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蔓延。”2最终导致社会整体难以正常运行甚至解体。关公文化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延续到今天，曾经被包括商人在内的不同社会阶层所认同并共同奉为偶像图腾，其根本性的原因在于关云长个体的诚实守信特质，能满足诸多社会阶层共同的信用需求。时至今天，当中国传统社会随着经济、政治、信息等全球化浪潮而卷入世界体系之中时，契约精神信义精神更会成为一种人们的现实需要。
从目前的现实情况而言，以制度和机制去保障守信者的同时惩戒失信者行为是首要之举。同时，“上不信则无以使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信之为道信之为道大矣。”3以上率下，先从党政领导干部做起，树立良好的政治生态和政府形象，也是最有效的途径。正所谓儒家所说：“言而不行,言无信也；令而不从，令无城也。不信之言，无诚之令，为上则败德为下则危身”。康德认为“自律性是道德的唯一原则”4，从伦理学原理来看，诚信氛围的实现机理，只靠外界说服号召是不够的，真正的力量源自个人自律，然后逐步内化为人生信仰，通过为人处世和日常行为体现出来。信用制度建立以后，对失信行为的惩戒主要体现在事后纠正和补救，但关公文化可以证明唯有内心的自律方可防患于未然。关云长并没有外力或制度强制地迫使他守信，但其动机化为践履只在于内心对“义”的坚守恒定。信用制度推进过程中，总会有人怀着侥幸以身试法，这种对制度的投机心理是人性之恶使然，会导致社会运行成本、治理成本和监管成本的水涨船高。而自律和慎独这种道德自觉却是最为省力有效的途径。
人类信仰是多元的，对个体而言除了宗教信仰、文化信仰外，还有科学信仰、政治信仰乃至处世信仰。从总体看，中国人的信仰主要是“文化信仰”，关公文化即是文化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有别于西方信仰形态的信仰，酿就了中国人性格。关公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种，根虽然离不开中国千百年来的农业经济生产方式。但全球化时代的关公文化确乎能体现出一种基于哲学传统本体论思维的终极价值、终极关怀、终极理念和终极信仰意蕴。进入二十一世纪来，关公文化被全球海内外华人乃至外国信众广泛传播，已经有力地说明了其强大的文化价值。民族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民族引以为豪的精神支柱。中华文明延续至今，悠久的文化维系力是最为重要的原因。越是民族的文化，便越是世界的文化。关公文化早已走出国门，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今人应当结合新的时代环境，继续提炼扬弃，形成契合当前时代特征的价值信仰，和长征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一道成为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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