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記是一種饒有趣味的文體。倡導新文學運動的胡適尤其注重日記體，他稱自己的留學日記為“留學時代的自傳”。80多萬字的留學日記詳細記錄了胡適在美期間生活、交遊的情形以及由此產生的情感與思想的變化，或者把和朋友談論問題、通信或面談的大概寫在其中，有時也將自己的問題、思想的材料、步驟、結論記在裡面。這樣的記載可以寫出一個青年人的內心生活歷史。它是考察胡適留學時代最有價值的基礎材料。
胡適於1910年至1917年留學美國，1939年4月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的《藏暉室札記》收其留美期間的部分日記和讀書札記，共分為17卷，編為4冊出版。胡適在《自序》中說：“這些札記本來只是預備給兄弟朋友們看的；其實最初只是為自己記憶的幫助的，後來因為我的好朋友許怡蓀要看，我記完一冊就寄給他看，請他代我收存。”又說：“這種工作是求知識學問的一種幫助，也是思想的一種幫助。它的方式有多種：讀書作提要，札記，寫信，談話，演說，作文，都有這種作用。”他是用札記的形式做思想的草稿，因此，從思想到學習以至各方面都寫了札記式的日記，它真實而準確地反映了胡適的留學生活。所以胡適說：“這幾十萬字是絕好的自傳。這十七卷寫的是一箇中國青年學生七年間的私人生活，內心生活，思想演變的赤裸裸的歷史。”
稱做《藏暉室札記》是因為當初許怡蓀摘抄了在《新青年》發表時曾用此名，亞東公開出版時沿用舊名，表示對亡友許怡蓀的紀念。抗戰勝利後，1947年11月再版時改用《胡適留學日記》為書名，書前增加《重印自序》。《藏暉室札記》和以後出版的《胡適留學日記》包含了豐富的第一手材料，是胡適傳記的原料，也是研究這位一代學人的可靠史料，具有極高的文獻價值。
胡適寫日記之勤令人欽佩。早期的留學日記多是流水賬，只有兩三句，但由於其連續性，讀者讀之並不覺得枯燥。海外留學、讀書、憂國思鄉成為胡適日記的三大主題，現在讀之依然能夠感受到作者情之真，意之切。
在日記裡可以看出，一些後來胡適持之以恆的觀念早在留學期間已經形成。例如，他很早就對某種國家主義的觀點有強烈的牴觸。當看到綺色佳的一家報紙以所謂“但論國家，不問是非”口號相號召時，胡適在該報上表達了對於國內與國際雙重標準的不同的觀點：“我以為此謬見‘是耶，非耶，終為吾國耳’之所有為然，是因為有兩個道德標準。人人都不反對萬事皆有一個對錯及正義與否的標準，至少文明國應如此。假如吾國違憲向吾徵稅，或非法將吾之產業充公，或未經審判將吾入獄，吾勢必力爭，不管其是否以‘吾國’法律之名義行此事。
然而涉及國際間事，吾即放棄那個對錯和正義與否之標準，且自得地宣稱‘是耶，非耶，終吾國耳’，以此觀之，餘以為吾人奉行道德的雙重標準，其一用於國人，另一用之於他國，或‘化外之民’，餘此說不亦對乎？餘以為吾人不管國內國外只應奉行一個是非標準，否則無法爭論此事。”（卷四，1914年5月15日）
正如胡適在《重印自序》中所說：“這書出版的時候，中國沿海沿江的大都會都已淪陷了，在淪陷的地域裡我的書都成了絕對禁賣的書。珍珠港事件之後，內地的交通完全斷絕了，這部日記更無法流通了。”因此，《藏暉室札記》國內流傳甚少。到1947年11月，上海商務用亞東原紙型出版，更名為《胡適留學日記》，但因正值解放戰爭期間，此書的發行渠道也不甚通暢，所以流傳也不多。胡適的這部日記在上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幾乎成為孤本。1980年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年上海書店、1994年海南出版社、1999年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湖南嶽麓書社分別再版《胡適留學日記》，使之又在讀者中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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