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中葉對漕運的改革成效很大，除其對政治、經濟方面的作用而不論，單就國家財政上的作用就不可輕視。
經劉晏改革後，保證了運河的暢通無阻，使國家財政調撥能夠及時完成，保證了唐代命脈的正常運作，對於安定軍心、民心和帝王之心是再重要不過，不僅如此，漕運的改革後，漕運的效果也大為提高。
中國漕運博物館內漕運盛景圖
唐中葉對漕運改革後，不僅提高了效率，而且還節省了開支，以下就漕運的政治、經濟改革成效方面分析如下。
（一）漕運改革對政治方面影響
陳寅恪先生曾精闢指出，安史之亂以後，唐王朝仍然能夠支撐，是與東南漕運的支撐分不開的。明人丘濬所言："用東南之財賦，統西北之戎馬，無敵天下矣"，道出了歷代漕運對北部邊防的重大意義。
陳寅恪故居內陳寅恪塑像
再者，漕運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水轉谷、水轉運，而是特指朝廷的水上轉運，即"官道運輸"；其次漕運是朝廷通過行政手段自上而下的糧物徵調，而非各地自下而上的糧物朝貢，這與先秦時期有著明顯的區別；另外，漕運也是統一政權的糧物運輸，只有強有力的朝廷方可確保這種大規模有組織的常年物質運輸。
唐朝經安史之亂後，以往的朝廷集權的統一型態有了明顯的轉變，安史之亂雖為唐所撲滅，但廣大的河北地區已不受唐朝廷控制。
此後，唐朝所能直接控制的地區，正如陳寅恪先生所言，只餘西北政治中心與東南財賦的這一聯線。做為推動唐內部政策的州、縣二級治權機構，也因觀察使的遍設而形成三級制。
安史之亂藩鎮割據圖
節度使除得自署文武官員外，跋扈的藩鎮更能預立留後，形成類似世襲制，其侵害朝廷權利之大莫過於此。此外，在朝廷體制方面，初唐以來依律令執行政務的尚書省職權，此後多為臨時派遣的使職所取代。
使職的出現雖有其執行政策的效率和直接控制的便利，但中晚唐以來權臣和宦官的侵權，政策制訂無一套，經久的、具普遍性的規範精神，故其政策施行多形混亂，人治現象愈嚴重。
漕運改革總是與理財安民緊密聯繫。儘管漕運改革的背景、內容不盡相同，但其根本目的是一致的。即解決因漕運制度不健全或漕運危機而引起的財政和社會問題，如唐代由於戰爭導致了財政的惡化和統治的全面危機，統治者不得不企望通過漕運改革解決問題，挽救朝廷危機。漕運改革的影響既有正面性也有負面的。
隋唐漕運改革後水路地圖
從正面效應講：
第一，歷代漕運改革多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京師用糧問題。
唐代裴耀卿的改革，使得漕運"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陸運之傭四十萬貫"。從開元二十二年到天寶中葉，漕糧的年運量都能保持再二百數十萬石，達到唐代年漕運量的高峰，致使關中糧食充裕，朝廷糧儲增加，軍民生活相當安定。
劉晏的改革保證了東南漕糧的北運，多時達一百多萬石，少時也有五十萬石，基本上緩解了京城的危機，這種狀況持續了五十年。
古代漕運復原圖
第二，歷代漕運的發展軌跡反映了中國社會人身依附關係的演變。
唐開元以前，百姓承擔沉重的漕運賦役負擔，百姓的命運完全掌握的官府的手中，成為漕運的附庸。開元末年，裴耀卿部分地把民運變為官運，自河陰以西，由官府自僱船隻載運，"分入河洛"。
劉晏負責漕運工作後，建造了大批官船，"以官船漕"，又以鹽利為漕傭，組織了一之精悍的官運隊伍，"不發丁男，不勞郡縣，蓋自古未之有也"。這是對當時社會無償勞役制的一次重大改革。
第三，歷代漕運改革大多起到除弊興利的作用。
歷代漕運改革雖然都有其侷限性，但是，要達到改革的目的，必須除弊興利，這是每一個改革者都明白的道理。
劉晏所除之弊，主要是包括勞力、治水、治安等對漕運有較大影響的因素和弊端，他通過疏濬河道和改良漕運的方式，保障了運河的暢通，解決百姓被派遣差役之苦，並保障了航運過程中的安全。
古代漕運治理
（二）漕運改革對經濟方面影響
從唐代開始，南方經濟逐漸取得優勢，也逐成為朝廷的財賦支柱，統治者利用大運河，不斷加強南方經濟的摧殘和掠奪，唐人詩云：東南四十三州地，取盡脂膏是此河。
再者，漕運對商品經濟的束縛，使商品經濟發展受到較大的侷限，尤其是限制了國內市場的發展。
漕運是一種大規模的糧食運輸，這種糧食的轉運是朝廷控制下的一種行為，而不是市場行為；另一方面，隨著集權政治的發展，漕運越來越成為唐朝調控社會的手段、工具。
楊炎塑像
德宗即位後，劉晏因楊炎的構陷而死，楊炎建議而罷去財經諸使，但不及三月便又逐漸恢復財經使職權。此後使職不論組織或人事，便不斷面臨衝突與調整的局面。
財經諸使恢復後，職權一度陷於混亂，至貞元元年（785）的六年間，度支使六易其人，而其轄下轉運鹽鐵等使職權也數易其變，此時財經諸使的更替，明顯的是隨著宰臣的起罷而更替，朋黨的遺蹟，仍沿襲著劉楊時的政治衝突，但劉晏時集諸使職權與全國財賦於一身的現象已不可復見。
唐朝上朝情景，後期官制混亂
制度的混亂，雖不利於行政的運作，但卻似可避免劉晏現象的再出現。
安史亂起，唐中央財賦所由漸倚江南，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的分離，使得唐中央特意經營東南財賦區的控制。及涇師之亂，德宗出幸奉天，其時軍用既繁，道路又阻，關中饑饉，加之災蝗，江南、兩浙轉輸粟帛，府無虛月，朝廷賴焉。而此時控制江南、浙西財賦區的便為鎮海軍節度使韓滉。而滉是否忠心朝廷，曾引起德宗極大疑慮。及崔造條湊諸法，以罷財經使罔上之弊，此乃造擬訂並執行德宗政策，欲奪久任江淮節帥韓滉控制全國經濟中心之權，並遣元琇任諸道鹽鐵轉運使，冀分韓滉之權以為削弱。
唐德宗李適畫像
朝廷與地方權利衝突的結果，使得崔造所條諸法皆改，並反以韓滉判度支諸道鹽鐵轉運使，然韓滉尋徵入朝，方解除了朝廷與地方對立的危機。
唐代政府對於水利十分重視，南北水利的開發可謂交相輝映，農業生產與漕運事務都在大興水利的基礎上，得到了極大的發展。自太宗至玄宗的一百三十年內，各地興修的重要水利工程，可考者達百餘處，關中一帶的水利基本上是在前代水利的基礎上進行修建的，但水道較以往更繁密，受益範圍有相當的擴展。據《新唐書·地理志》所記載的人工通漕渠道三十六條，其中有十多條兼有灌溉之利。
唐代，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掙扎了半個世紀之久的唐朝後期財政，為何一直致力於江南水利的開發，並取得可觀的業績？
長年的戰亂使唐王朝原有的經濟格局完全遭到破壞，朝廷對於許多地方的調控能力基本消失，唯有依賴鮮遭戰亂破壞、經濟發展形勢頗好的江南一帶。
所以，唐代後期，江南的漕運線是唐王朝的生命線，而這個生命線的維持，除了因戰亂影響而必須依靠軍事力量外，重要的仍是必須具備良好的水利條件和農業生產狀況，為此，唐後期政權在水利建設方面頗費心智。
復原古代農民在農業生產
中唐以後，東南地區的水利建設呈現出了一個快速發展的勢力，其中有不少著名的大型水利工程，如潤州的練塘、升州的絳巖湖、湖州的西湖、明州的仲夏堰、宣州的大農陂、揚州的富人、固本二塘等等，無論是工程數量還是工程規模，中唐以後的江淮地區的水建設都有明顯居於全國之首。
這些水利工程有很多既漕運、又溉田，唐後期，朝廷委以重任的節度使不僅在軍事上與朝廷呼應，而且致力於漕運與水利事業。
中唐以降，李唐的政權能在內外交困中不致於過早分崩離析，而繼續享國一個半世紀之久，確與水利建設的不斷髮展以及由此帶來的漕運的維持農業的發展有著直接的關係。
漕運是唐朝政權將從南方徵收的關係到國計民生的重要物資，其中主要是糧食，通過水路送達京師或其老戰略重地的運輸。歷代漕運在國民經濟的發展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覆盤漕運的繁忙
唐朝自建國開始，其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中心在關中一帶，隨著關中以及北方的人口日益增加，糧食問題日益突出。這時南方廣大地區特別是江淮流域的經濟得到長足的發展。從南方調運糧食接濟北方已成當務之急。
唐初朝廷每年漕運的糧食不過20萬石，開元時增加到100萬石，安史之亂後，黃河流域的經濟遭到極大的破壞，人口大量的南移，"中原鼎沸，衣冠南走"。
與此同時，南方的經濟獲得了很大的發展，"賦之所出，江淮居多"經濟重心南移，政府對南方的依賴程度加深，每年需要組織漕運的糧食超過250萬石，漕運幾乎成了唐王朝中央政權賴以生存的生命線，這時劉晏的漕運改革異常重要。如果漕運長久窒塞，唐王朝的統治就會全面崩潰，甚至滅亡。
漕運博物館皇家糧倉
唐代漕運的發達使唐朝社會安定，經濟繁榮，國力空前強大，對唐代社會的各個方面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更重要的是，漕運的興衰關係著唐王朝的盛衰存亡，因而對漕運進行研究，在政治、經濟，具有重大的意義。
參考文獻：
《大學衍義補》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舊唐書》
《新唐書》
《唐會要》
《轉運鹽鐵總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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