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個世故的維也納紳士。為了一個環城大道上的可愛女工花上幾千克朗，為了一個好朋友花上一兩萬克朗，這都沒什麼。但如果再多那就不對了。
文｜高林
作為一個近百年前的德語作家，茨威格在我國簡直盡人皆知。他的小說大多有中文版，《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被拍成了電影，回憶錄也出了無數個譯本，世紀之交維也納文壇的大人物這方面都望塵莫及。
對我們來說，茨威格的作品美好、感情充沛，但卻顯得有些令人費解。
我們通過他的作品認識的他，像是一個矛盾的複合體。當他表現人性的虛偽、烏托邦的虛幻、極權的可怕的時候，他是現實而敏銳的，甚至到了有點狡猾的地步。但反過來，他對歐洲人「善良本性」的信念，對過去的懷念和對未來的信仰，又顯得過於天真。
《象棋》的作者茨威格和《一個歐洲人的回憶》的作者茨威格顯得判若兩人，這是為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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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只要聯繫到他的生平、他所置身其間的那個時代，這個矛盾就很容易理解了。茨威格對二十世紀的敏銳和對十九世紀的一廂情願，其實都是他這樣一個生活在兩個世紀之間的「歐洲人」的必然表現。
從成長年代看，茨威格1881年出生，1914年戰爭爆發的時候他已經三十多歲了；從所屬階層看，他是一個維也納資產階級，茨威格說他父親不是維也納的第一流大財主，但這估計是跟哈布斯堡的大公們比，他也說過他父親覺得自己的生活建立在磐石之上；另外，他還是一個德意志化的猶太人。
· 1900年的茨威格兄弟（站立者為斯蒂芬）
綜合以上這三點，其實我們困惑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茨威格很聰明，而他受的教育和他所置身其間的那個維也納中上層市民社會，都決定了他的生活方式和看待世界的態度。
他本人就是一個圓滑、聰明而且世故的人。他或許容易動感情，甚至有些時候有點母性，比如他對約瑟夫-羅特就表現出一種母親般的愛。但他從來都不傻，他知道自己什麼事能做，什麼事不能做。
比如說，在奧斯坦德的時候，他會帶著羅特一起吃一起喝，還會替羅特付賬。羅特窮困潦倒的時候他會給羅特錢。他甚至希望羅特戒酒，給羅特聯繫寫作的工作。這是他身上容易動感情的、母性的那一面。
但假如他發現羅特是不可能真正戒酒的，羅特寫的東西至少在短期內已經沒有市場了，他救不了羅特了，至少不花大價錢，他是救不了羅特了的時候，他就鬆開手了。
當羅特真的死了的時候，他會傷心，他會給羅特寫哀婉的悼文。他會情真意切地痛惜羅特的死，也痛惜他自己的命運。但他不會做錯事。不會把羅特帶到倫敦，不會把他養起來，因為這麼做不對。
這個時候，茨威格還是他父親的兒子，一個世故的維也納紳士。為了一個環城大道上的可愛女工花上幾千克朗，為了一個好朋友花上一兩萬克朗，這都沒什麼。但如果再多那就不對了。
在這一點上施尼茨勒也好，茨威格也好，其實都一樣。
· 大戰爆發那一年的羅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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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維也納作家和巴黎作家的區別所在。
巴黎浪漫派裡有些人是願意為朋友兩肋插刀的，比如泰奧菲爾-戈迪耶就是典型，他年輕的時候身上揣滿了稿子，有他自己的，也有雨果的還有巴爾扎克的。當他看出巴爾扎克的才能的時候，他會毫不猶豫地讚美巴爾扎克。當他注意到小字輩波德萊爾的時候，他又是第一批認為波德萊爾是天才的人。
原因很簡單，因為戈迪耶發自內心地相信藝術家、作家、詩人是一個特殊的階級，是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總有一天會在屬於詩人的英靈殿裡重聚。所以他們活著就應該彼此相認，同時為了彼此相認他們應該蔑視凡俗的生活，尤其是蔑視可笑的布爾喬亞。
· 兩肋插刀戈迪耶
但也有些人不是這樣，他們內心深處既有詩人的靈感，也有把這種靈感當成工作的職業素養，比如繆塞就曾經譏笑前女友喬治桑：「無論颳風下雨，總要寫滿四頁紙！」
這兩種人分別代表著作家的兩種自我意識。一種是把自己看作人間的神靈，他的詩歌、他筆下的人物和他自己應該是同一的。拜倫就該是恰爾德-哈羅爾德，萊蒙托夫就應該是畢巧林。繆塞在這方面更直白，他的《世紀兒的懺悔》的男主角乾脆就叫「我！」
· 《惡之花》的初版插圖。波德萊爾超前的藝術問世之初便遭到猛烈攻擊
而另一種自我定位則把詩人看作是一種職業，一門手藝，類似當代流行語說的「作家不能等有了靈感才寫作，就好像性工作者不能有了慾望才上班」。
在巴黎那種環境裡，藝術家更容易成為第一類人。因為巴黎的環境鼓勵一個人去反抗世俗的生活，尤其是鼓勵大家去踐踏資產階級道德。
而維也納剛好相反，藝術家是一個體面的職業，是一門可以安身立命的手藝。資產階級對藝術家眉開眼笑打開錢包，藝術家也就默許了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
· 巴黎美好年代的藝術沙龍盛景
所以，一個法國銀行家的兒子保羅-塞尚跟他爸爸說「爸我想畫畫！」他爸回答「滾！」一個維也納銀行家的兒子霍夫曼施塔爾跟他爸說「爸我想寫詩！」他爸回答「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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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茨威格的家族是憑自己的能耐改變命運的猶太人。他父親靠經營為自己爭得了一個體面的地位。
茨威格本人雖然遇上了翻天覆地的災難，親眼看到了兩個中歐大君主國的滅亡，但他依然憑藉自己的能耐，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和生活水平，甚至還趁著帝國崩潰的時機，買下了薩爾茨堡附近的城堡。
· 一戰時期的薩爾茨堡
所以，茨威格是憑本事在大災難的時代逆潮流而動的贏家。當很多人失去了自己的財富和地位的時候，他沒有。
所以，雖然他敏感纖細，感受力超過普通人，而且他還懷著一種文人的道德心，但從內心深處，他並不仇恨資本主義，他也不仇恨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因為他自己就是一個資產階級。
因此當他看著自己的世界逐漸走向土崩瓦解的時候，他寫下那些憂傷的文字，但所有這些文字你都應該結合茨威格的形象去理解。那是一個在帝國之都長大的體面作家，看著自己的世界土崩瓦解的時候的哀嘆。
· 茨威格與約瑟夫·羅特在奧斯坦德的小酒館，1936年
他親身體驗過舊帝國的美好，卻沒怎麼體驗過舊帝國的不好。1914年夏天宣戰前夕，茨威格在比利時的奧斯坦德，他跟擔心戰爭的比利時人說「你們是中立國，誰會入侵你們？德國和奧匈帝國都是文明國家！你們放心，要是德國入侵了你們，你們就把我吊在路燈上！」
當他乘最後幾班列車離開比利時的時候，他看到德國的運兵車行駛在對面的鐵軌上。那一刻，他意識到他的世界有些東西是不真實的，但這種感受沒能持續太久。
正因為茨威格的觀念、行為方式、對世界的看法都是在舊帝國之下形成的，他還逆勢上揚，在帝國崩潰的災難裡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和財富，所以他很難真正去反思自己曾經擁有的那個國家。
這就解釋了，他為什麼對人性抱有一種近乎天真的信念。因為對他來說，1914年以前的維也納是生活，1918年以後的維也納是噩夢。
· 茨威格在巴西里約熱內盧附近的居所
從1914年以前的世界成長起來的他聰明圓滑，懂得該怎麼做人，所以他對很多東西顯得過分冷靜和挑剔。也正因為他把1918年以後的生活看作是噩夢，他才堅信曾經的帝國時代的生活是真實的。
像他這樣的人其實歷史上還有很多。比如瘸子塔列朗就是一個冷靜、狡猾、聰明的人，但他也發自內心地懷念1789年以前的世界，即使那個世界其實對他並不好，因為1789年以後的世界太瘋狂了。
即使身處可怕的夢境，也依然要保持著冷靜和聰明，保持著一副世故的姿態，就是對茨威格和塔列朗的這種心態的最好概括。
事實上，這還不是茨威格一個人的態度。整整一代中歐人大多都持這種心態。不少電影對此刻畫很深，比如《陽光情人》、《我曾經伺候過英國國王》或者《布達佩斯大飯店》。
這些作品表現出那些大君主國最後時光裡的人的普遍觀念，那就是對舊帝國的一種抑制不住的懷念。
他們隨著舊帝國的終結而失去了祖國，既不是德意志人也不是捷克人，1938年以後甚至連奧地利人也不再是了。對這些「被迫的歐洲人」來說，二十世紀是一個持續不斷的可怕噩夢，舊帝國那種溫文爾雅的生活才是真實的。
畢竟要他們相信，1933年以後的那個中歐才是人類世界的本來面目，未免太殘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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