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看點：戊戌變法失敗，間接導致“八國聯軍侵華”，

康、梁的貢獻與影響

自政變之後，德宗被禁於瀛臺，遂囚至死。新黨人物，如楊銳、林旭、劉光第、譚嗣同、楊深秀、康廣仁（時稱“六君子”），被殺。朝臣因與新黨有關而遭謫戍或降革的，達數千人。康有為、梁啟超幸於事變前接德宗密詔，先逃出倖免於難。康由英艦護送出險，梁由日人護送至橫濱。於是“百日維新”遂告結束，至其影響，則如下述。

譚嗣同

新政失敗的影響

由於外國不肯引渡康、梁回國，對新政深表同情，此兩事使慈禧更痛恨外人，而有用義和團排外、釀成八國聯軍入北京之禍。戊戌維新，表面雖已失敗，但事實上已發生相當作用。因“庚子拳變”後，那拉太后已覺悟中國致弱系由於政治積弊叢生，知道若不變法，難順民情，故於光緒二十六年庚子蒙難駐蹕西安時，詔令變法。但其改革內容，不過戊戌維新之舊瓶新酒而已。

慈禧

政變後，康、梁在海外組織保皇黨，倡君主立憲之論。人民亦因此次新政變失敗，知非推翻清室，不足以救亡，故孫中山之革命，遂因之而更深得民心。康、梁在海外，譯書辦報、雜誌等，鼓吹民權、自由思想，大開民主風氣。因國人在海外者亦多，新思想傳播，有助於辛亥革命之發展。蓋新政雖失敗，而散播維新種子，穩健派之君主立憲派固為其直接陶冶鑄成，激烈之革命派亦何嘗不是間接受其影響？論史者謂：“假令無戊戌維新，不會有辛亥革命，因風氣之開，時勢之造成，各省新軍之訓練，皆自戊戌維新啟之。”

梁啟超

在法律上，康使清廷明令承認民間工業，使其從洋務派“官辦”、“官督商辦”之桎梏下自由興辦，且使其有合法之依據，此皆賴維新所起的推動作用。“六君子”的慷慨就義、犧牲小我、完成大我之大無畏精神，發揮了中華民族誌士“臨難無苟免”的優良傳統，對後來的革命志士起了一定程度的鼓勵作用。

戊戌維新運動之影響不若辛亥革命之限於政體，又不若五四運動之限於文化與思想，蓋暴露中國文化之積弊，剖析西方文化之真相以促成吾國之現代化，其心至誠。在政治中成就甚微，但其對中國歷史與文化卻有很大貢獻，尤其是新學說新思想之產生。康有為推崇孔子而欲國人信奉，以孔教復興為第一要義。他排斥劉歆之學，所著《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在思想上起了絕大的刺激。這種疑經崇聖的思想，與後來新學術的鼓吹，有很大關係。

康、梁

戊戌維新的價值之一乃其民主精神久存。若以戊戌之民主精神總結看，其民主精神有四：一曰尊重人性文化之精神，二曰實踐倫理政治之精神，三曰表現群眾運動之精神，四曰恢復戊戌黨人人格修養之精神等。康乃中國提倡民權之人，曾作詩請定立憲開國會折，繼後先生覆上請君民合治，滿漢不分折，同時又提議先選才議政，許民上書言事折，立裁滿漢之名，行同民之實，考定立憲國會之法、三權鼎立之義。先生以國憲未立而民權必當先典，故先生之言公民自治，非徒口頭言。

康有為

康梁的貢獻與影響

康有為、梁啟超在戊戌變法中的貢獻及對後世影響亦不少。第一，廢除傳統之科舉及八股。康氏認為：“欲任天下事，開中國之新世界，莫急於教育。”而梁啟超則認為：“變化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顯然，傳統封建文化教育的老一套不能符合中層階級的要求（此指清末而言）。他們勢必要另創嶄新的一套。創新必先除舊，大立必先大破，不從傳統封建文化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就無法樹立他們的教育制度及培養出他們所需要的人才，故科舉制度和八股文體便成他們攻擊的目標。

八股文

科舉制度和八股文體是厚古薄今、脫離現實的集中表現，又是廢話連篇、言之無物的文字遊戲的典型。它要求知識分子“代孔孟之言……禁不得用秦漢以後之書，不得用秦漢以後之事”，因此知識分子只能“遨遊於三代以上”，不但脫離現實生活，而且連秦漢以後兩千多年的典章制度也茫無所知。它又要求知識分子只能按照固定的八股格式做文章，甚至連字數都是規定了的，結果只能是望題生義地拼湊一陣，亂寫一通，只要楷法工整，“則雖一書不讀，一事不知，亦可以致高位，持國柄”。

清拆科舉

在這種制度下所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只能是愚昧無知、抱殘守缺的衛道者，只知道拿著幾本聖經賢傳來反對一切新生的事物。所以，康、梁竭力反對這種制度。梁啟超說：“八股取士，為中國錮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學者墜聰塞明，不識古今，不知五洲，其弊皆由於此。”科舉八股雖一度因康、梁戊戌變法失敗而恢復，但不久正式被清廷宣佈廢除。

第二，啟發清末革命運動。康有為、梁啟超所領導之戊戌維新運動，在歷史上好像瞬間凋謝的曇花一現，並沒有結出累累的果實。但它仍有重大的意義，因人們久處封建閉塞的統治，忽然吹來一股新鮮的氣息，使麻木慣的人民不僅從戊戌政治運動中認清了國家的面目，而且也從戊戌思想運動中吸取了解放的力量，把擺脫外強對祖國的侵略和傳統思想的束縛的運動推前，這樣就使得中國的政治局面很快地從改良主義的階段躍進到中層分子革命的階段。且康、梁在維新運動要求發展君主立憲，挽救瓜分危機，在一定程度上主張民主自由和民族獨立，要求從傳統的舊思想中解放出來。因此，康、梁的思想和活動是進步的，他們在中國歷史上寫下了中層分子啟蒙運動的一頁。

公車上書

第三，抨擊專制皇權觀念。康、梁在“國家利益”和“全民利益”的盾牌下，竭力倡導君主立憲的政治制度，力爭從專制君主制度和皇權觀念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這是一種很大意義的進步，因為君權神授觀念是封建專制的一塊重要基石。

總結

康、梁跨進了一大步，他們提出了君民關係的嶄新觀念，拆穿了幾千年來君權神授的全部謊話，儘管維新派並不願意推翻皇帝，但僅僅這樣一個新觀念的提出和傳佈，在客觀上便不能不發生深遠的影響。因為富人們從君權神授的迷信中一旦解放出來之後，就有可能繼續邁進，走上推翻帝制的革命道路。所以戊戌時代的思想解放，成為以後許多知識分子的進步革命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