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衙役压着一个犯人，气势汹汹的冲进他的屋子，开始翻箱倒柜，所有人都知道要找什么。

不久，他们找到那个本书，不仅是衙役们，连犯人也露出来释然的表情。

他们都知道，可以结案了，因为这本书，犯人的罪名减一等。

这荒诞的一幕，频繁的发生在十四世纪末的中国大地上。

有一本书，就能罪减一等，正是因为这本叫《大诰》的书中记载的一条：

家有《大诰》者，犯笞、杖、徒、流之罪减一等；无《大诰》者，加一等。

01

明太祖朱元璋，自述从登基以后就“寝不安枕，忧悬于心”，为的就是国家的长治久安（老朱家的千秋万代）。

他精心的设计了各种巨细无遗的典章制度，从不同等级的衣着服饰、房屋样式，到具体职位的权责明细、操作要领，乃至还没出生的子民的工作都一一安排好了（匠户的儿子继续干匠户，不许改行）。

朱元璋像对待庄稼一样，精心照顾他的子民，而庄稼并不需要自由意志，只要定时上交粮食即可。

农民只能待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只要外出超过百里，就需要官方开具的路引，一旦被抓到私自外出，即刻充军。如果有人不事生产，成为游民，邻里亲戚必须拿他见官，否则就有连坐之祸。

官员们拿着是史上最低的工资，“自古官俸之薄，未有弱此者”，承受着最高的工作强度（最少时一年只休息三天），却要面对杀戮成性的皇帝。

仅仅洪武四大案（注），被杀官员及家属就超过十万，开国的元勋宿将几乎被一扫而光。

获罪的官员太多以至于没人干活，不得不让有罪的官员继续办公，导致出现了堂上官人，堂下犯人，都戴着镣铐的奇景。

但是还不够，为了创造一个超稳定的社会，让子子孙孙永享富贵，朱元璋还要从思想上下手，而《大诰》就是控制人心，最巅峰和最极致的作品。

注：洪武四大案即明初四大案：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蓝玉案。

02

大诰，语出《尚书》，原文是周公所作，武王伐纣时对臣民的训诫，“陈大道以诰天下”之意。

十四世纪末的中国也刚经历了朝代更迭，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在尸山血海中杀出，坐上了皇帝的宝座。

朱皇帝来自社会底层，对老百姓的困苦有着切身体会，所以他设计的法律制度，多是针对官员，维护百姓，甚至有如果百姓发现违法的胥吏，可以抓起来扭送上级单位的政策。（注）

但到洪武十八年，朱元璋发现《大明律》无法阻止层出不穷的贪官污吏，“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愈多”，即使是残酷的杀戮也无法阻止贪官们的前仆后继。

他决心从源头上制止贪官污吏的诞生，相继颁布了《御制大诰》《御制大诰续编》《御制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统称《大诰》），记载了上万个“官民过犯”典型案例和判决，意在“昭示福祸，警省顽愚”。

朱元璋的逻辑是这样的：把违法的恐惧深深植根于百姓中，新晋官员也曾是百姓，他们也会因畏惧严刑峻法而不敢犯法。

所以同样的罪行，《大诰》中处罚远远重于《大明律》。

《大明律》只有五刑：笞、杖、徒、流、死，《大诰》光是死刑就玩出了无数花样：枭首、凌迟、剥皮、抽肠，刷洗、秤杆、鞭死、族诛……（为避免不适，不具体解释，有兴趣的可以自行搜索）

注：很多文章都说这条法律允许百姓抓贪官，但《大诰》初编原文“许城市乡村贤良方正豪杰之士有能为民除患者，会议城市乡村，将老奸巨猾及在役之吏、在闲之吏，绑缚赴京，罪除民患，以安良民”，只写了能抓吏，并不能抓官。

03

下面介绍《大诰》中一个的真实案件:

锦衣卫里有个厨子叫王宗，犯了错误，他害怕连累家人，让家属找卖药郎中王允坚买了一服毒药，准备自杀。照《大明律》卖毒药是死罪，事发后王允坚被抓起来判了死刑，只等朱皇帝勾决。

但是朱元璋不知为何，决定亲自审讯。

皇帝端坐龙椅之上，王允坚被押入皇宫，如蝼蚁般伏地，被命令吞服自己卖的毒药。王郎中虽然怕死但更怕朱元璋，“颜色为之变，其态忧惊，犹豫未吞，久之乃服”。

等王郎中吃了毒药以后，朱元璋（以下简称朱）问：“此药用何料制成？”

王允坚（以下简称王）：“砒霜巴豆为主，以饭粘之成丸，裹以朱砂。”

朱继续发问：“服后多久人会死？

”

王答：“半天光景”，说完泪下如雨。

朱问：“尔何以如此过凄凉之感？是怕死，还是眷恋妻子儿女？”

王答：“我一子在军队做事，一子出门在外，临死不见二人，所以心内生悲。”

朱接着问：“此毒可以解吗？”

王答：“可以。”

朱问：“何物可解？”

王答：“凉水、生豆汁、熟豆汤，可以解毒。”

朱道：“此解不快，何法可以快解药毒？”

王答：“

粪清插凉水”。

朱元璋命人取来凉水半碗，又用蛋壳装来粪清，置于一旁，并着急不给王允坚解毒，而是颇有兴致地等待这位卖药郎中的毒药生效。

不久，毒性发作，王允坚在地上扭曲呻吟，不停用手抚肚，上下抓挠。

朱元璋从容走到王身旁，问道：“毒发时是何感受？”

王艰难回答：“五脏不宁，心热血升。”

朱又问：“这种毒药入体，伤摧哪种经络？”

王已是腹如刀绞：“五脏先坏，毙命后，全身发黑。”

朱仍然继续发问：“几时可解，过多久不可解？”

王挣扎着回答：“过了三个时辰，就不能用解药救治了。

”

眼看王允坚中毒益深，痛苦得满地打滚，朱元璋才命人把解药灌入这位郎中的口中，立刻上吐下泻、大小便失禁，才得以不死，“人复如初”。

朱元璋证明了毒药是真的，王允坚说的话也是真的，最终宣布判决：“押入死牢，明早闹市，枭首示众！”

一出猫耍耗子的戏，朱皇帝玩得尽兴，王郎中难逃一死。

04

要知道《大诰》前后四编，洋洋数十万字，记载的都是类似的案件。

《大诰》采用的是古文少有的第一人称记述，全文皆以“朕”，即朱元璋的口吻，娓娓道来，为了方便贩夫走卒都能明白，书中语言十分口语化，但述说的内容令人毛骨悚然。

《贞子》即使从电视里爬出来，也不恐怖，因为我知道那是假的，但是《大诰》即使只有文字，依然冷气森森，因为我知道那都是真的。

可以想见，当时的中国，从官场到民间，被笼罩在怎样的恐怖氛围中。

为了推广《大诰》，朱元璋不仅将《大诰》列为科举必考内容，百姓中熟背书中案例者，还可以得到赏赐，甚至做官，在京城组织《大诰》学习报告会，凡是参与的人都报销路费。

本文开头那条“有《大诰》罪减一等，无《大诰》罪加一等”的法律，同样也是为了推广。

那么妇孺皆知的明正典刑，有没有起到“警戒顽愚”的作用呢？

05

再看一个《大诰》中记录的案件：

嘉定县的百姓沈显二响应朱皇帝的号召，找了邻居周官二帮忙，把为祸乡里的里长顾匡捆了，准备送去京城。

走到苏州时，当地耆宿曹贵五出面让他们讲和，依照乡里自治的传统，这并不违法。沈周二人毕竟农民，见钱眼开，收下15贯银钞，一匹绸缎和一些银首饰，当场就把顾匡给放了。

但顾匡回家之后，左思右想，认为自己被抓一事，肯定瞒不住，决定豁出去，去京城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曹贵五得到这个消息，大惊失色，因为他是劝和人肯定会被牵连，于是决定与顾匡一同去自首。周官二知道后，也表示愿意一起去自首。

等到沈显二得到消息，三人已经出发，沈显二连忙追赶，终于在淳化镇赶上“自首团”。

沈显二也想同去自首，但其他三人却将他绑了起来，打算把沈显二当作“害民豪强”押往京城。

等进了南京城，沈显二找机会逃跑了，没了嫌疑犯没法交差，周曹二人只能又把顾匡绑了——原本他就是真的“害民豪强”——交给负责管理上访的通政司。

但通政司收到的上访报告里，顾匡是原告之一，现在却跪在堂下，成了被告，明显“货不对板”。

盘问之下很快露馅，周曹二只好将事情的原委如实招来。

收到报告的朱元璋大怒：“似此奸顽四人，皆枭令示衆，籍没其家。”

最后的结果是四人被杀，一个都没跑了，好一出荒诞闹剧。

06

一个正常的社会，各个阶层互相牵制，彼此制约，但又能保持一定的流动性。

但在《大诰》笼罩下的明初中国，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只是被恐惧驱使，而最终的裁决者朱元璋又雄猜多忌，无论罪行大小，往往以残酷的死刑收场。

随着《大诰》散播到民间的，还有告密之风的盛行，以及锦衣卫为代表的特务网，将所有人都牢牢束缚，不得自由。

很少被人提及的是，洪武年间有多达120起的农民起义，这在历朝开国时都绝无仅有的，如果不是高压统治，又有谁会想造反？

必须承认，《大诰》从主观上减少了贪官污吏，使得明初的社会得以快速恢复，但是客观上，给整个民族套上了枷锁，让后来的统治者窥见，原来如此加诸残酷，人民还是会逆来顺受，只要有暴力手段，就可以肆无忌惮。

三百年后，从白山黑水间走出的爱新觉罗们，接手的不仅仅是大明的花花江山，更有驯服汉人的酷虐手段：特务政治制造恐怖，剃发易服顺服人心，文字狱囚禁思想。

曾经意气风发昂扬奋进的中国人不见了，代之以五体投地的“奴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