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百年前，位於非洲東海岸的木骨都束駛來了一支大船隊，船上水手皮膚髮黃，當地居民見之，既驚奇又害怕。驚的是，第一次見到同自己膚色不一樣的人；怕的是，不知船隊貿然進入的動機。幾番交接後，當黃皮膚人手捧器皿獻給酋長時，酋長身邊的大臣這才恍然大悟，原來那些精緻漂亮的器皿都是中國瓷器。他曾聽別人說過，中國人的皮膚是黃色的，擅造瓷器，便將情況稟告給酋長，酋長聽後，大喜，接過瓷器，以手勢表達謝意，並好好地招待了這群外來者。

之後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船隊帶著非洲東海岸的特產浩浩蕩蕩回國不久，木骨都束遣使來朝，中國與非洲國家建立起正式的官方關係。當年浩浩蕩蕩下西洋的船隊便是由鄭和帶領，他們登陸的木骨都束就在今非洲東岸索馬里首都摩加迪沙一帶。

鄭和抵達木骨都束時，當地已有人聽聞過中國與中國瓷，從摩加迪沙考古發掘出的宋代瓷器和銅錢來看，摩加迪沙與中國的直接聯繫或許在12世紀或者更早的唐代即已產生。而摩加迪沙與阿拉伯半島、印度等地的商業聯繫更早，可追溯到公元前。這不得不歸功於摩加迪沙位於“非洲之角”南部（索馬里半島因呈犀牛角狀伸向印度洋，得名“非洲之角”），瀕臨印度洋的優越地理位置。

“乳香和沒藥之邦”

索馬里有“乳香和沒藥之邦”之譽，以出產香料為最。公元前1000多年前，一位埃及貴族曾受埃及法老派遣來摩加迪沙購買香料。此後，來自阿拉伯半島、波斯灣、印度西南部的商人和移民，以及中、葡等國航海家相繼尋香而來。

從古代埃及人遠航彭特（古代東非沿海的一個城邦）起，東非沿海一帶就是古代西印度洋貿易區的重要部分。沿紅海外航的船隻，在獲取更多香料、象牙等貨物的刺激下，繞過“香料角”瓜達富伊角和哈豐角，不斷向未知的南方航行。“印度洋上的貿易風，更使掌握了其秘密的阿拉伯半島等地的人民自由往返於印度洋北緣和東非海岸之間”。

成書於公元1世紀前後的《厄裡特里亞海巡航記》下稱《巡航記》）記載了希臘船員們從亞丁灣駛出紅海，繞過香料角（今瓜達富伊角），沿著東非索馬里、肯尼亞和坦桑尼亞海岸向南行駛的情形。在此書出現更早的無數個世紀裡，海員們沿著海岸歷經艱辛，慢慢摸索著從一個港口到另一個港口。學會利用印度洋季風，有了較好的船隻後，海員們開始將沿海航程劃分為若干公認的“站”,“站”裡有著固定的停泊港和市場，也清楚地瞭解了每一港口和市場所能提供和需要的貨物，有心者將其記錄下來，寫成《巡航記》一書。

按《巡航記》所述，東非沿海一帶的人“具有海盜的習性，身材異常高大”。那裡並不完全歸一個國王統治，“每一個貿易城鎮都分別由一個獨立的酋長管轄”。“有些沿海的酋長是獨立的，有些則臣屬於南阿拉伯希姆亞雷特諸親王”。沿海有“外來的阿拉伯船長和代理商，這些人同土著混得很熟，還相互通婚。他們熟悉整個沿海地帶，懂得當地的語言。在穆扎（當時阿拉伯南部的一個城鎮）專門定製的長矛，還有戰斧、短劍、錐子，以及各種玻璃製品，都運到這一帶的市場上來銷售”。

因為阿拉伯人“從這一帶地方輸出了大批象牙、犀牛角、玳瑁和少量的棕櫚油。”為了博得沿海土著的歡心，《巡航記》上記載，“某些地方還有少量的酒和小麥。”

阿拉伯人善於經商，正是他們開拓了東非與亞洲的商貿往來。知名地理學家克羅狄斯·托勒密在《地理學》中記錄了公元2世紀，阿拉伯人在印度洋上的貿易路線。他寫道：“阿拉伯商人告訴我們，他們並非沿著子午線航行，而是偏西，當他們從拉普塔返回波斯時，則再次向東。這些阿拉伯商人常去香料角，阿扎尼亞和拉普塔（今索馬里至坦桑尼亞一帶）。”經過香料貿易集鎮後，就到了被認為是摩加迪沙港前身的謝拉皮翁（ Sarapion）港，其位置大致在今摩加迪沙南部，在那裡考古學家挖掘出了羅馬時期的錢幣。

每年的12月至3月，印度洋盛行強勁的東北季風，聰明的阿拉伯人利用季風變化規律，於12月後起錨開航，乘東北風直下東非，至7月後印度洋颳起西南季風時，又隨西南風返回。“由於受季風變化的制約，阿拉伯人在東非的貿易活動集中於4至7月之間。因為東北季風在4月初逐漸消失，而西南季風則在9月底變得微弱。每年7月西南風驟起後，阿拉伯人就得準備打點行裝啟程，倘若他們錯過了西南季風，那就意味著他們必須在東非待上1年。受時間限制的貿易自然諸多不便，於是一些阿拉伯人開始在東非沿海地區定居，並建立起零星的商業據點。”

斯瓦希里文明的形成

摩加迪沙真正興起併成為索馬里內陸地區與外界聯絡的要道，是在公元9世紀後發生的事。關於“摩加迪沙”（ Mogadishu）的含義，有兩種說法，一種意為“（波斯）國王的帝國設座”（ Imperial seat of the Shah），暗示波斯人可能與城市的奠基有所關聯。另一種說法認為摩加迪沙可能是斯瓦希里語“ mwyuwa”（最北之城）的錯誤發音版本，暗示了摩加迪沙是非洲東岸一系列斯瓦希里城邦裡最北的一個。

東非沿海地區城邦文化的發展與繁榮，得益於7世紀伊斯蘭教和阿拉伯帝國的崛起。大約在公元前後從喀麥隆高原、貝努埃河上游波浪式向外遷徙的非洲班圖黑人，自公元2世紀起向東遷徙。因為班圖人開始在沿海一帶出現，“他們比那裡原先的居民更兇猛，武器也更精良，所以阿拉伯商人就更不想來了。直到伊斯蘭教興起，阿拉伯移民來到東非沿海，貿易才又重新興旺起來”。

阿拉伯和波斯灣商人們來到東非沿岸進行商業貿易、定居。他們用南亞的布匹、珠寶，中國的絲綢、瓷器，東南亞的香料、貝幣來換取東非的黃金、象牙、犀角和獸皮。許多在政治或宗教鬥爭中失敗的人，也率領著自己的族人和部眾，成批地來到“景色宜人的東非海岸”避難和尋找新的發展天地。

公元975年，波斯設拉子王子哈桑·伊本·阿里為躲避戰亂，帶著他的6個兒子來到東非沿海地區。到達初期，他們處境十分艱難。阿里及其家族用布匹換取了一塊落腳地，還安排兒孫們娶土著酋長之女為妻，以獲取當地人的信任。經過幾代人苦心經營，阿里家族依靠知識、技術和文化優勢，逐漸統一了北起拉穆島（今肯尼亞境內），南至科摩羅島的東非沿海諸島，在東非沿海建立了以基爾瓦為首都的桑給帝國。桑給帝國建立後，吸引更多的阿拉伯人、設拉子人和印度人到桑給巴爾來定居和經商，一批又一批的班圖人也湧向東部沿海。

阿拉伯人、波斯人和班圖人長期共居雜處，使得阿拉伯穆斯林文明同東非班圖文明逐漸融合為一體，形成具有鮮明商業特徵的斯瓦希里文化。在此基礎上，12世紀，一種新的斯瓦希里文明的城邦社會在東非沿岸建立起來，並相繼進入繁榮階段。

與此同時，蒙古人西征導致阿拉伯與波斯灣地區同北面的陸路交通和貿易遭到破壞，印度洋的海上貿易被更加刻意地經營起來。加之中國自南宋後對海洋貿易的依賴，兩大沖擊波強烈地影響到東非沿岸。“東非沿海各城邦從大陸吸取象牙和黃金，向海洋呼喚絲綢與瓷器，一時左右逢源，繁榮昌盛。到15世紀末，自摩加迪沙至基爾瓦，沿海城邦共計有37個之多。在這些城邦當中，前期以摩加迪沙獨佔鰲頭，後期則以控制了索法拉黃金出口的基爾瓦稱雄一時。其他如蒙巴薩、布拉瓦、馬林迪等也都遠近馳名。”

經濟活躍，自行鑄幣

十四五世紀，先後有兩位舉世聞名的人物來到摩加迪沙，他們是來自摩洛哥的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圖泰和來自中國的知名航海家鄭和，城邦摩加迪沙過去的繁榮和輝煌，在他們的筆下，得到再現。

伊本·白圖泰1331年來到非洲東海岸時，摩加迪沙已經是一個發展得非常龐大的貿易港口，那裡有很多富商，所生產的布料等物資，甚至外銷輸送至包括埃及在內的其他地區。據伊本·白圖泰介紹，每當船舶駛入摩加迪沙的港口，摩加迪沙蘇丹便會派人駕小舟上船，詢問船隻從何處來，船主是誰？船長是誰？載重若干？隨來的商賈人等是誰？來船將一切報告蘇丹後，蘇丹量情予以接待。

一般而言，船上的外商會分別被當地的一些人（顯然是城邦的坐商）接到自己家中款待。客商的一切銷售及採買事宜完全由主人代辦。如無主人在場，其他人與客商洽談的一切購銷協議，均被視為無效。這表明，當地已經存在相當發展的商業行會組織和不成文法。因為經濟生活活躍，摩加迪沙還自行鑄幣，推動貿易往來。毫不誇張地說，正是對外貿易之所得構成了摩加迪沙城邦財富與繁榮的基礎。

除香料外，象牙也是吸引亞洲各國商人前往摩加迪沙一帶貿易的主要產品。約於915年訪問東非海岸諸地的麻斯提在《黃金草原》中說：“象在黑人土地（即東非海岸包括索馬里一部）上是極其普遍的，不過它們都是野象，沒有一個是畜於家的。本地人並不用它們作戰，也不用它們作其他的事，他們獵象僅僅是為的要殺它們，大象牙就是從此地取得的，大多數象牙都運到阿曼，再從阿曼轉運到印度和中國”。

早先東非海岸的香料、象牙輸入中國，多以阿拉伯或印度尼西亞人為中介，輾轉運輸。古代中國對象牙、香料需求量大。象牙不僅能製造各種器皿和工藝品；而且“在中國，國王和文武百官都使用象牙轎子”。至於香料，因宮中及貴族都有薰香的習俗，香料還可用於化妝品、調味品和藥用等，至明代，香料已進入尋常百姓家。遠航東非，繞開中介商，“將阿拉伯船在非洲對華貿易中的中介地位減小到最低程度，構築起一個具有中華特色的印度洋貿易網”，也是促使鄭和一行下西洋的另一主要目的。

四抵摩加迪沙，留下很多傳說

鄭和下西洋期間，船隊曾4次航抵非洲東海岸，訪問了摩加迪沙、布臘瓦、朱巴、馬林迪等城邦。隨員費信所著《星槎勝覽》和《明史》“外國傳”“西域傳”都留下了生動的記載。關於摩加迪沙（當時叫木骨都束），費信寫道：

自小葛蘭（今印度奎隆）順風二十晝夜可至。其國瀕海，堆石為城，疊石為屋四五層。廚廁待客俱在其上。男子捲髮四垂，腰圍梢布。女人發盤於腦，黃漆光頂。兩耳掛絡索數枚，項帶銀國，纓絡垂胸。出則單布兜遮，青紗蔽面，足履皮鞋。山連曠地，黃赤土石，田瘠少收。數年無雨，穿井甚深，絞車以羊皮袋水。風俗囂頑，操兵習射。其富民附舶遠通商貨。貧民網捕海魚，曬乾為食，乃餵養駝馬牛羊。地產乳香、金錢豹、龍涎香。貨用金銀、色緞、檀香、米穀、瓷器、色絹之屬。其酋長效禮，進貢方物。

根據費信記載，可以清楚看出摩加迪沙城邦宗教信仰情況，婦女“出則單布兜遮，青紗蔽面”，這顯然是伊斯蘭教國家傳統的習俗。石頭建築則是東非沿海城市共同特徵。半個世紀後，當葡萄牙人在東非沿海各城邦看到相似情形時，對其用石頭和泥灰蓋的房屋讚歎不已，它們“色澤潔白，十分美麗，相當合體地排在街上”。

由於鄭和不止一次訪問東非沿海諸國，而船隊之大（200多隻），人員之多（27000餘人）以及寶船之長（最長達44丈多），在當時都屬世界第一，所帶物品又極其豐富。如此大規模第一次訪問非洲，對東非沿海人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至今那裡還流傳有許多鄭和來訪的故事。

有一則說的是摩加迪沙酋長對鄭和船隊送來的瓷器十分喜愛，想佔為己有，就同謀士商量用酒將他們灌醉後，趁機殺掉。哪知中國船員們酒量都很大，酒都喝光了也沒人醉倒，倒是酋長和大臣們，一個個醉得東倒西歪，襲擊計劃未遂，等酋長清醒，鄭和船隊早已揚帆遠去。不過作為海上絲綢之路大宗商品的瓷器倒是很好地留在了東非沿岸。

瓷器海外貿易雖然較絲綢要晚得多，但至晚到唐代後期就已輸入非洲。從埃及、蘇丹、索馬里等地出土的中國瓷片、瓷器來看，中國瓷器運往非洲分為兩路：一路沿亞丁灣，進入紅海與地中海，再由紅海與地中海西進，運往北非、西非與歐洲；另一路則南下沿非洲東海岸輸往東非沿海各地。在非洲東海岸，發現中國瓷片、瓷器最多，“沿海和基爾瓦島……中國瓷器的碎片可以整鏟整鏟地剷起來”。野外考古工作所發現的，幾乎從亞丁灣到桑給巴爾的整個東非海岸都有中國瓷器的碎片，而索馬里境內所見尤多，在摩加迪沙也發現過宋瓷、明瓷。

非洲人對中國瓷器非常喜愛。吃飯用它，喝茶用它，裝飾用它，有些地方的非洲人還以中國瓷器作為陪葬品，當然也有聰明商人以瓷易物，難怪有考古學家表示：“中世紀的東非史可以說是用中國瓷器寫成的。”

鄭和遠航非洲是完全秉承明成祖朱棣“共享太平之福”宗旨的。可就在鄭和下西洋終止半個多世紀以後，葡萄牙殖民者來到非洲，築堡壘，建商站，開始掠奪奴隸和黃金，他們之後，荷蘭、英國、法國、西班牙殖民者接踵而來，東非沿岸和摩加迪沙不太平的序幕由此拉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