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上山下乡的知青岁月

全媒体记者 杨成申

四十多年前，我国各地1700万城镇知识青年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从城市出发，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的上山下乡运动。其规模、声势之浩大，影响之深远，在中国历史上属空前绝后。他们历尽千辛，把汗水留在了那片广阔的田野上，他们中的一些伙伴，甚至把生命也留在那片苍茫的土地上。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知青。

叶柏陶，原绥化市（现在北林区）农机局局长，提起那段知青岁月，他仍是感慨万端。

1976年，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拐点，这一年，叶柏陶的人生轨迹也涂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奔涌着，只念了二年高中就毕业的叶柏陶也被卷进了这一洪流中，和那时的大多青年一样，他满怀着“扎根农村闹革命，改变农村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的豪情壮志，来到了诺敏河畔一个平原村——四方台公社欢喜岭大队，正式做了一名知青。

四方台公社是滨北一个较大的建制镇，距镇西南约3公里的地方有一个近似正方形的大土台子，从它的中心点丈量，南北宽约130米，东西长约160米，北侧坡缓，小有棱角偏斜，从东面看，是一个标准的梯形，多为自然之势。传说是金代金兀术的点将台，当地人都管它叫“四方台山”，山的南面是一座中型水库，叫欢喜岭水库。诺敏河如同一位慈祥的母亲，把整个水库拥人怀中，使水库无时无刻都能得到她的滋养。这里有山有水，算得上是公社的一处“风景区”了。这个大土台子地形突兀，在古代无疑具有座标与防御功能，考古专家对它进行考古证明，此乃金代囤粮之地，公社因此而得名。

知青们所在的学校对上山下乡运动十分重视，毕业前，学校专门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欢送毕业生上山下乡。当时，叶柏陶在大会上光荣地代表所有即将毕业的下乡知青做了慷慨激昂的发言，他的叔伯兄弟代表回乡青年也在会上发了言，哥俩在大会上都登台发言，一时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当时叶柏陶很激动，但讲些什么现在已记不清了，无非是表态性的，讲一些如何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之类的话。校革委的领导和驻校贫下中农代表也在会上对这些“准知青”提出了殷切的期望。在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中，他们和母校做了最后的告别。

可能是为了让这些毕业生适应一下社会生活，他们离校后没有立即下乡，而是由公社知青办给他们先在镇内安排一点零活，挣几个零花钱好购买些生活日用品。一个多月的时间转眼就过去了，7月的日历即将翻到了尽头。一天，公社知青办下来通知，要求第二天上午带上行李于8点前到公社院内集合。叶柏陶他们到时，公社大门门楣上已拉起了一个横幅：“热烈欢送知识青年到农村去”。院内停放的几台轮式拖拉机，一律带着“挂斗”，显然，这是拉这些知青的“专车”。车头挂上了大红花和红绸子，院内一些显眼的地方贴着花花绿绿的标语。背着大包小裹的知青和送行的人们站了满满一院子，三五人聚在一起，千叮咛万嘱咐之声不绝于耳。此时，刺耳的广播喇叭也在不停地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和《毛主席语录歌》，间或播放着一些口号，如“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等。当运送知青的“专车”开始缓缓地向院外驶离时，整个院子颤抖了，人群颤抖了，哭声、喊声、嘱咐声连成一片。

新知青到达后，受到了老知青和大队干部的欢迎，尽管欢迎仪式很简短，但也能体现出几分热烈来。临近中午，举行了一个欢迎宴会，所说的宴会，其实吃的不过是四五个家常菜，随吃随填，饭是大米饭，酒是散白酒，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了。饭桌子是用两个破旧的乒乓球案子代替的，尽管很简陋，但是宴会的气氛仍很融洽，大家推杯换盏，互相倾诉着、交流着，海阔天空，畅所欲言。真是一见如故，好像有说不完的话。也许是为了稳定一下这些知青们的情绪，大队当时并没有立即安排他们进入生产队，而是很有人情味地给他们放了三天假。难得有这样一个机会，借此空档，这些知青们也然悉了一下新的环境。这是一个很大的村落，大部分生产队都坐落在诺敏河北岸上的二级台地上，从东向西延伸4公里左右，散落着9个生产小队，大队部所在的小队为二三小队之间，大队部是一栋砖瓦结构的正房，约有七八间，紧挨着大队部西侧是机耕队，东侧是大队卫生所，再往东就是知青点了。这个房子有些与众不同，房顶是拱形的，而当时多数房子都是起脊的。所起的“拱”还不用木材，青一色的用当时最廉价的高粱秆子，捆绑成碗口粗的长龙，然后把它弯成一定的弧度，再一个挤一个地排在房顶上，这样就形成了“拱”。上面抹上黄泥，最后再苫上油毡纸就成了完整的房盖了。

叶柏陶说，在阳光的照耀下，房顶散射出黑亮亮的光芒，在离屯子很远的地方都能清晰地看到，这在当时确实是一大“亮点”。房舍有七间，约200平方米，中间开门，进门就可看见两边的锅台，地中间放个长条桌子，没有油漆，真正的物见本色。这间屋子既是过道又兼厨房，以它为界，在它的西面是女知青宿舍，东面是男知青宿舍。走进宿舍，是通长的南北两铺火炕，两铺炕之间约有3米左右的间隔，算是过道，每铺炕上能睡15人左右，老知青们已各自有了“归宿”，有的在炕头，有的在炕稍，有的“抢占”了便于出入的地方，新知青也只好哪有空就把行李放到哪了。他们新来的八、九名新知青的到来，基本上就把几铺炕住满了。

青年点带队的老师是从粮食系统选出的优秀工人，大约每隔一、二年换一名带队老师。由他负责青年点的全面工作，是点上的最高领导人，同时在知青中选举1—2名有组织能力、有威信且年龄稍长的人作为“点长”和“副点长”，这算是知青们的自治组织。知青们吃饭问题是个大事，为此，大队专门从几个生产队中挑选了一名会做饭的农民，称之为“老师傅”。叶柏陶他们知青点请的老师傅姓韩，大家都叫他“韩大爷”，老人家为人忠厚，知青们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找他聊聊，也愿和他说几句玩笑话。有一回，一个好开玩笑的知青对他说:“韩大爷，张三有病了，一夜什么也没吃，吃瓜子，吃一口吐一口。”晚上睡着了人还能吃东西吗？谁嗑瓜子不吐皮，一吐皮不就是吃一口吐一口吗？但当时韩大爷觉得这人病得实在是不轻，都吃不进东西了，韩大爷马上就要去看看，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

40多人的饭可不是好做的，必须跟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轨迹转。韩师傅一个人干不过来，只好在知青里每天轮流出一个帮手，叫“跟小班”的。这项工作多数都是由女知青来承担，主要是给老师傅打下手，洗菜、淘米什么的。两口大锅，一口做饭，一口炖菜。一般情况下早晚是大 粥，中午是高粱米芸豆干饭或玉米面发糕，每周可吃一顿大米饭或白面馒头，铲地时还能吃上黏糕，这在当时与其它青年点比是最好的伙食了。每周大家都盼着吃那顿白面馒头，所以吃馒头那天，人到的特别齐，经常是没等吃饱就没有馒头了。为了能好好享受馒头的“美味”，有个别知青就想出了歪点子，吃时先咬上一口，然后说馒头有点生，没熟透，就放到一边了，待到馒头都吃没时，他再回头吃自己咬的这个馒头，这样他就会多吃一个馒头。由于人多，吃饭时长条桌子根本容纳不下，于是大家只好这一堆那一伙地吃，倒也弄个自在。

最初的几天，队里给派的活都比较轻闲，不用出多大力，每天“卯子工”。但可与成手劳力挣同样的工分，叶柏陶干的第一个活就是打麦。

初秋的阳光，仍然带着夏日的余威在炙烤着人们。脱粒机一响，他们就得立即把成捆的麦子打开往入口里送，麦子们好像惧怕这个庞然大物，立即发出隆隆的吼叫，挣扎着扬起一片尘土，打麦子的人们也被弄得灰头土脸的。秋庄稼进人了孕穗期，绿色的大地陆续泛起了灿烂的微黄，早熟的大豆开始摇动丰收的响铃，庄稼人一年最好的季节来临了。这时，叶柏陶也得到了一份“正式”工作——“看青”，其主要职责就是防止偷盗和牲畜糟蹋庄稼，“根”不红，“苗”不正的人根本干不上这活。开始让他去看瓜地，那时各生产队虽然都喊“以粮为纲”，但都心照不宣地划出一块地用来种瓜，供全队社员享用，到瓜开园时，每家每户都能分几次瓜吃，这是那时社员的一大福利，一年到头都盼着能吃上几次瓜，但常常是不等开园时，一些腿脚勤快的社员就经常光顾瓜地摘瓜吃。之前都用上年纪的社员看瓜，称为“老瓜头”，叶柏陶当上年轻的老瓜头后，不管什么人，一律不准随便摘瓜，有时生产队会计来了也不开绿灯，得罪了一些“权贵”，不到一个月，队长不得不把他换下来，转岗去看甜菜地了。

时间飞逝，一晃进入了老秋，收获的季节来临了，这是庄稼人一年中最忙的时候。最难收割的是高粱，高高的秸秆被割下后立即变成了一个个醉汉，东倒西歪的，扶了这个扶不了那个，顾得了上边又顾不了下边，把人弄得手忙脚乱。一天下来，累散了架子。回到青年点上一看，人人都累得够呛，有的人回来后倒头便睡，往日的笑声也都逃得无影无踪了。当丰收的硕果在场院中堆积如山时，人们的脸上也开始荡漾着喜悦。第一场落雪过后，人们开始涌人场院，倒垛的、脱粒的、压滚子的、扬场的、装袋的，人人都紧张而有序地忙活起来，打场的大幕就这样热火朝天地拉开了。

青年点的生活是单调的，偌大个集体没有一份报纸和杂志，连小说一类的书籍也难得一见，收音机也是稀罕物，为了打发寂寞的时光，不知是谁在家拿了一把二胡，有几个稍通乐理知识的人有事没事地拉上几曲。夕阳西下时，吱吱嘎嘎的二胡声伴着袅袅的炊烟传出很远很远，让人生发出无限的惆怅。

到了1977年底，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叶柏陶有幸中考。终于要回城了，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大队部派人送他。走在乡村小路上，回想往事，看见自己的影子伏在地面上，一阵农作物的香气扑鼻而来，让他忍不住伸出双手，捧着它，久久不放。好一会儿，他才转过身，望着远方的田野，擦去眼眶里滚出的两行沉沉的、大大的泪珠，朝着前方，径直走去……

再见了，欢喜岭；再见了，那些曾帮助过自己的父老乡亲；再见了，那永远也无法挽留的最宝贵的青春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