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上山下鄉的知青歲月

全媒體記者 楊成申

四十多年前,我國各地1700萬城鎮知識青年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從城市出發,開始了轟轟烈烈的的上山下鄉運動。其規模、聲勢之浩大,影響之深遠,在中國歷史上屬空前絕後。他們歷盡千辛,把汗水留在了那片廣闊的田野上,他們中的一些夥伴,甚至把生命也留在那片蒼茫的土地上。他們有著一個共同的名字,那就是知青。

葉柏陶,原綏化市(現在北林區)農機局局長,提起那段知青歲月,他仍是感慨萬端。

1976年,是共和國曆史上的一個拐點,這一年,葉柏陶的人生軌跡也塗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當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在全國奔湧著,只念了二年高中就畢業的葉柏陶也被捲進了這一洪流中,和那時的大多青年一樣,他滿懷著“紮根農村鬧革命,改變農村一窮二白的落後面貌”的豪情壯志,來到了諾敏河畔一個平原村——四方臺公社歡喜嶺大隊,正式做了一名知青。

四方臺公社是濱北一個較大的建制鎮,距鎮西南約3公里的地方有一個近似正方形的大土臺子,從它的中心點丈量,南北寬約130米,東西長約160米,北側坡緩,小有稜角偏斜,從東面看,是一個標準的梯形,多為自然之勢。傳說是金代金兀朮的點將臺,當地人都管它叫“四方臺山”,山的南面是一座中型水庫,叫歡喜嶺水庫。諾敏河如同一位慈祥的母親,把整個水庫擁人懷中,使水庫無時無刻都能得到她的滋養。這裡有山有水,算得上是公社的一處“風景區”了。這個大土臺子地形突兀,在古代無疑具有座標與防禦功能,考古專家對它進行考古證明,此乃金代囤糧之地,公社因此而得名。

知青們所在的學校對上山下鄉運動十分重視,畢業前,學校專門召開了全校師生大會,歡送畢業生上山下鄉。當時,葉柏陶在大會上光榮地代表所有即將畢業的下鄉知青做了慷慨激昂的發言,他的叔伯兄弟代表回鄉青年也在會上發了言,哥倆在大會上都登臺發言,一時成為人們熱議的話題。當時葉柏陶很激動,但講些什麼現在已記不清了,無非是表態性的,講一些如何好好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之類的話。校革委的領導和駐校貧下中農代表也在會上對這些“準知青”提出了殷切的期望。在一陣陣熱烈的掌聲中,他們和母校做了最後的告別。

可能是為了讓這些畢業生適應一下社會生活,他們離校後沒有立即下鄉,而是由公社知青辦給他們先在鎮內安排一點零活,掙幾個零花錢好購買些生活日用品。一個多月的時間轉眼就過去了,7月的日曆即將翻到了盡頭。一天,公社知青辦下來通知,要求第二天上午帶上行李於8點前到公社院內集合。葉柏陶他們到時,公社大門門楣上已拉起了一個橫幅:“熱烈歡送知識青年到農村去”。院內停放的幾臺輪式拖拉機,一律帶著“掛斗”,顯然,這是拉這些知青的“專車”。車頭掛上了大紅花和紅綢子,院內一些顯眼的地方貼著花花綠綠的標語。揹著大包小裹的知青和送行的人們站了滿滿一院子,三五人聚在一起,千叮嚀萬囑咐之聲不絕於耳。此時,刺耳的廣播喇叭也在不停地播放著《大海航行靠舵手》和《毛主席語錄歌》,間或播放著一些口號,如“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等。當運送知青的“專車”開始緩緩地向院外駛離時,整個院子顫抖了,人群顫抖了,哭聲、喊聲、囑咐聲連成一片。

新知青到達後,受到了老知青和大隊幹部的歡迎,儘管歡迎儀式很簡短,但也能體現出幾分熱烈來。臨近中午,舉行了一個歡迎宴會,所說的宴會,其實吃的不過是四五個家常菜,隨吃隨填,飯是大米飯,酒是散白酒,這在當時已經是相當不錯的了。飯桌子是用兩個破舊的乒乓球案子代替的,儘管很簡陋,但是宴會的氣氛仍很融洽,大家推杯換盞,互相傾訴著、交流著,海闊天空,暢所欲言。真是一見如故,好像有說不完的話。也許是為了穩定一下這些知青們的情緒,大隊當時並沒有立即安排他們進入生產隊,而是很有人情味地給他們放了三天假。難得有這樣一個機會,藉此空檔,這些知青們也然悉了一下新的環境。這是一個很大的村落,大部分生產隊都坐落在諾敏河北岸上的二級臺地上,從東向西延伸4公里左右,散落著9個生產小隊,大隊部所在的小隊為二三小隊之間,大隊部是一棟磚瓦結構的正房,約有七八間,緊挨著大隊部西側是機耕隊,東側是大隊衛生所,再往東就是知青點了。這個房子有些與眾不同,房頂是拱形的,而當時多數房子都是起脊的。所起的“拱”還不用木材,青一色的用當時最廉價的高粱稈子,捆綁成碗口粗的長龍,然後把它彎成一定的弧度,再一個擠一個地排在房頂上,這樣就形成了“拱”。上面抹上黃泥,最後再苫上油氈紙就成了完整的房蓋了。

葉柏陶說,在陽光的照耀下,房頂散射出黑亮亮的光芒,在離屯子很遠的地方都能清晰地看到,這在當時確實是一大“亮點”。房舍有七間,約200平方米,中間開門,進門就可看見兩邊的鍋臺,地中間放個長條桌子,沒有油漆,真正的物見本色。這間屋子既是過道又兼廚房,以它為界,在它的西面是女知青宿舍,東面是男知青宿舍。走進宿舍,是通長的南北兩鋪火炕,兩鋪炕之間約有3米左右的間隔,算是過道,每鋪炕上能睡15人左右,老知青們已各自有了“歸宿”,有的在炕頭,有的在炕稍,有的“搶佔”了便於出入的地方,新知青也只好哪有空就把行李放到哪了。他們新來的八、九名新知青的到來,基本上就把幾鋪炕住滿了。

青年點帶隊的老師是從糧食系統選出的優秀工人,大約每隔一、二年換一名帶隊老師。由他負責青年點的全面工作,是點上的最高領導人,同時在知青中選舉1—2名有組織能力、有威信且年齡稍長的人作為“點長”和“副點長”,這算是知青們的自治組織。知青們吃飯問題是個大事,為此,大隊專門從幾個生產隊中挑選了一名會做飯的農民,稱之為“老師傅”。葉柏陶他們知青點請的老師傅姓韓,大家都叫他“韓大爺”,老人家為人忠厚,知青們有什麼心裡話都願意找他聊聊,也願和他說幾句玩笑話。有一回,一個好開玩笑的知青對他說:“韓大爺,張三有病了,一夜什麼也沒吃,吃瓜子,吃一口吐一口。”晚上睡著了人還能吃東西嗎?誰嗑瓜子不吐皮,一吐皮不就是吃一口吐一口嗎?但當時韓大爺覺得這人病得實在是不輕,都吃不進東西了,韓大爺馬上就要去看看,在場的人都哈哈大笑。

40多人的飯可不是好做的,必須跟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軌跡轉。韓師傅一個人幹不過來,只好在知青裡每天輪流出一個幫手,叫“跟小班”的。這項工作多數都是由女知青來承擔,主要是給老師傅打下手,洗菜、淘米什麼的。兩口大鍋,一口做飯,一口燉菜。一般情況下早晚是大 粥,中午是高粱米芸豆乾飯或玉米麵發糕,每週可吃一頓大米飯或白麵饅頭,鏟地時還能吃上黏糕,這在當時與其它青年點比是最好的伙食了。每週大家都盼著吃那頓白麵饅頭,所以吃饅頭那天,人到的特別齊,經常是沒等吃飽就沒有饅頭了。為了能好好享受饅頭的“美味”,有個別知青就想出了歪點子,吃時先咬上一口,然後說饅頭有點生,沒熟透,就放到一邊了,待到饅頭都吃沒時,他再回頭吃自己咬的這個饅頭,這樣他就會多吃一個饅頭。由於人多,吃飯時長條桌子根本容納不下,於是大家只好這一堆那一夥地吃,倒也弄個自在。

最初的幾天,隊裡給派的活都比較輕閒,不用出多大力,每天“卯子工”。但可與成手勞力掙同樣的工分,葉柏陶乾的第一個活就是打麥。

初秋的陽光,仍然帶著夏日的餘威在炙烤著人們。脫粒機一響,他們就得立即把成捆的麥子打開往入口裡送,麥子們好像懼怕這個龐然大物,立即發出隆隆的吼叫,掙扎著揚起一片塵土,打麥子的人們也被弄得灰頭土臉的。秋莊稼進人了孕穗期,綠色的大地陸續泛起了燦爛的微黃,早熟的大豆開始搖動豐收的響鈴,莊稼人一年最好的季節來臨了。這時,葉柏陶也得到了一份“正式”工作——“看青”,其主要職責就是防止偷盜和牲畜糟蹋莊稼,“根”不紅,“苗”不正的人根本幹不上這活。開始讓他去看瓜地,那時各生產隊雖然都喊“以糧為綱”,但都心照不宣地劃出一塊地用來種瓜,供全隊社員享用,到瓜開園時,每家每戶都能分幾次瓜吃,這是那時社員的一大福利,一年到頭都盼著能吃上幾次瓜,但常常是不等開園時,一些腿腳勤快的社員就經常光顧瓜地摘瓜吃。之前都用上年紀的社員看瓜,稱為“老瓜頭”,葉柏陶當上年輕的老瓜頭後,不管什麼人,一律不準隨便摘瓜,有時生產隊會計來了也不開綠燈,得罪了一些“權貴”,不到一個月,隊長不得不把他換下來,轉崗去看甜菜地了。

時間飛逝,一晃進入了老秋,收穫的季節來臨了,這是莊稼人一年中最忙的時候。最難收割的是高粱,高高的秸稈被割下後立即變成了一個個醉漢,東倒西歪的,扶了這個扶不了那個,顧得了上邊又顧不了下邊,把人弄得手忙腳亂。一天下來,累散了架子。回到青年點上一看,人人都累得夠嗆,有的人回來後倒頭便睡,往日的笑聲也都逃得無影無蹤了。當豐收的碩果在場院中堆積如山時,人們的臉上也開始盪漾著喜悅。第一場落雪過後,人們開始湧人場院,倒垛的、脫粒的、壓滾子的、揚場的、裝袋的,人人都緊張而有序地忙活起來,打場的大幕就這樣熱火朝天地拉開了。

青年點的生活是單調的,偌大個集體沒有一份報紙和雜誌,連小說一類的書籍也難得一見,收音機也是稀罕物,為了打發寂寞的時光,不知是誰在家拿了一把二胡,有幾個稍通樂理知識的人有事沒事地拉上幾曲。夕陽西下時,吱吱嘎嘎的二胡聲伴著嫋嫋的炊煙傳出很遠很遠,讓人生髮出無限的惆悵。

到了1977年底,國家恢復了高考制度,葉柏陶有幸中考。終於要回城了,喜悅之情溢於言表,大隊部派人送他。走在鄉村小路上,回想往事,看見自己的影子伏在地面上,一陣農作物的香氣撲鼻而來,讓他忍不住伸出雙手,捧著它,久久不放。好一會兒,他才轉過身,望著遠方的田野,擦去眼眶裡滾出的兩行沉沉的、大大的淚珠,朝著前方,徑直走去……

再見了,歡喜嶺;再見了,那些曾幫助過自己的父老鄉親;再見了,那永遠也無法挽留的最寶貴的青春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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