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際，思無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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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2018年10月30日，金庸先生逝世，這個塑造了無數經典人物形象的武俠小說家，在留給世人無數紀念的同時，也留下了一些爭議。金庸是如何看待那些爭議的？2003年10月，金庸曾在西安舉行的“金庸小說高層論壇”上，暢談過一些對自己、對作品、對武俠小說的看法，這些看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回應著他身後所留下的爭議。在這個論壇上，肖雲儒、冷成金、李震、韓雲波、高建群、賈平凹、嚴家炎、魏明倫、費勇、湯哲聲、高俠、施愛東、蔡瀾等學者作家，與金庸刀來劍往，碰撞出不少有意思的思考。多年後，當年參與本次活動採訪的記者張英，根據現場的錄音，首次整理出了這份對話錄，本刊擇要刊發，以饗“金迷”。此外，劉大先、馬笑泉、胡竹峰、侯磊、陳培浩五位青年批評家、作家，都曾在年輕時遭遇過金庸——對他們來講，金庸的武俠小說不僅僅是通俗讀物或流行文化，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參與他們的青春成長、塑造了他們的情感構成，因此，邀請他們在紙上江湖，與金庸來一曲彼此激盪的共奏合鳴，是紀念，亦是傳承。
今天是金庸先生逝世一週年，重發《天涯》2019年第2期“金庸、武俠與時代記憶”小輯，以為紀念。
出路·身份·扭曲的人
——有關金庸先生的文學三話
侯磊
金庸先生去世了，我很懷念最初讀他的著作的年代。高中時有一週我發燒請假在家，窩在家中床與桌子構成的犄角中，讀完了《鹿鼎記》。那也許是人生中最幸福的一週了。他是造夢者，讓人在他製造的夢中永不醒來。但我們都知道，他為人民造夢的原因：為了言論平臺，他創辦了《明報》；為了增加銷量，他寫起了武俠小說。寫武俠，是金庸先生為自己尋找的一條出路。
如今70後、80後的大批作家、藝術家，在50後、60後當年改革開放後席捲全國的年紀，在影響力上無法和前輩作家相比。作家沒有給自己的作品，甚至給自己的人生找到出路。有人說，這個出路是影視和周邊產品，用現在的話說叫大IP。如果文學只有藉助影視和周邊產品才能產生大眾影響，那無異於是一位優秀的演員演戲沒火，但做個廣告卻火了。在一個IP版權賣出天價的時代，反而是一個無書可讀的時代。
出路
每個人都需要出路，正如人人都需要生活。文人的出路更隱蔽一些，且每個時代給文人出路的寬窄都不一樣。清末廢除了科舉，儒生便一時沒了用處。而五四運動以後，新式教育和學校建立起來，北京大學等學校，都聘請留洋歸國的、二十多歲的年輕人胡適等為教授，而清末的宿儒則缺乏生計，末代狀元劉春霖淪落到為人家點主（祭祀活動中，請名人用硃筆在靈牌上“主”字點上那一點的儀式）的地步。在我們眼前，有大批的傳統媒體瀕臨倒閉，文人便轉到新媒體去寫作，以繼續自己的營生。我們這個時代的作家，真的是不慕名利的，因為幹別的比這個掙錢來得快。作家哪怕是追求世俗的成功，也是為了讓自己能更加自由地寫作，但更多的，是反而陷入了勵志成功的陷阱。
金庸早年在長城公司時曾擔任電影《絕代佳人》（1953）、《不要離開我》（1955）、《小鴿子姑娘》（1957）、《蘭花花》（1958）、《午夜琴聲》（1959）等的編劇，並與人聯合執導過電影《有女懷春》（1958）、《王老虎搶親》（1960）等，並與夏夢有了一段傳說的情緣。他喜歡莎士比亞，熟讀外國文學，作品中有英國文學講故事的傳統。他的小說是充滿了西方名著、電影劇本的小說。他將武俠寫得登堂入室，似乎是在打破革命對武俠的偏見。
早在一百年前，為了革命，我們把文學分成了嚴肅文學—純文學和通俗文學—類型文學，也將作家分成了兩大陣營。這種陣營至今尚在列隊。在類型文學中，自然是以言情、武俠、偵探、推理、懸疑，直至今日的職場，甚至網絡文學中種種如種田文、瑪麗蘇文等新鮮的類型。這並不是由難易程度來劃分的。民國時還珠樓主的武俠，是如四言詩一般典雅，通篇談的道家學術與各種典故，卻是通俗文學；而人人能讀懂的“三紅一創”，則是嚴肅文學。老舍、張恨水二位先生通俗、嚴肅程度差不多，文風也有近似之處，老舍便是革命文學中的“魯郭茅巴老曹”，而張恨水成了鴛鴦蝴蝶派。是否是純文學和嚴肅文學，是與作家作品是否革命有關。
或許我們曾嚮往過像但丁那樣的寫作，但從狄更斯時代起，文學似乎成了大眾消費，而作家成為了文字內容供應商。作家渴望像狄更斯一樣，在古老倫敦的下午三點，人們在街旁排起了長隊來買報紙，僅僅是因為報紙上連載狄更斯的小說。更渴望像狄更斯到美國，人們列隊迎接，像迎接一位國王。我們能從狄更斯、大仲馬、再到毛姆，梳理出一條既通俗又嚴肅的文脈，他們能寫出有深度的好看故事。然而，他們始終會被貼上通俗的標籤，而毛姆甚至長期被當作二流作家。在過去，敢於寫武俠的作家都有藐視不善目光的勇氣。
作家在滿足了謀生以外，更渴望追求影響力與不朽，或者說是受到讀者的愛戴。金庸先生曾在2003年7月，在央視《新聞夜話》節目中說，他希望自己的墓碑上寫著：“這裡躺著一個人，在20世紀、21世紀，他寫過幾十部武俠小說，這些小說為幾億人喜歡。”這是比任何不朽都狂傲的話。魯迅是用批判民族性而不朽，而金庸用重新講述成人童話而不朽。他沒有從事嚴肅文學創作，而是把嚴肅創作的精神，用到了武俠小說中。作為難逃地攤文學命運的武俠，直至在金庸手中才登上臺面。
本質上，這不是純文學與通俗文學之爭的問題，而是文學是否還負擔大眾娛樂和消費的問題。文學面對的不是影視、視頻、
抖音、網文、微信，而是消費。視聽藝術的特點，是他們能夠無限地複製傳播，是標準的機械複製時期的藝術作品。它表面上看上去光鮮好看，實則不一定有什麼深度，正像我們的時代。能被消費，就能被拋棄。十一黃金週會造成電影票房的下滑，因為人們都去旅行而不再進電影院。但目前看來，小巧的視聽藝術（如短視頻）能更好地消費，願人們不要儘早拋棄它。作為類型小說和影視劇，多少都有各自一定的套路，文學作家們無數次頭撞南牆般地想打破這些套路，甚至發明一個只有自我的“神套路”。而金庸先生沒有打破套路，他去推進了那個套路。
對事物有推動發展者，方為大師。
身份
世人評價金庸先生，他是武俠小說大師，同時也是政治家、社會活動家、記者、報人。金庸是武俠大師，但他不滿足。
我們把金庸的身份整理為一個鏈條：政治家——商人——學者——嚴肅作家——武俠小說家。若把整個鏈條都倒過來，這些身份有可能是古代文人晉升或落魄的臺階，也可能是現代作家步步高般的追求。一個人能做好其中一點，就足以名垂青史，而金庸去做了這五重身份。身份的疊加會產生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如果這幾重身份都疊加在一起，在古代，會有個統稱的名詞：文人。再看金庸，一位報考外交系學習國際法的學生，最初作為國民黨統治時期成長的青年，金庸在政治上反對國民黨，但他身居香港，則對大陸有自己的看法。一個思想獨立的人，因為不同意某些過於激進的言行，而被寄子彈恐嚇。這使得金庸在香港，彷彿夾在各種政權世界，夾在亞洲海峽之間，夾在世界之間。
他最成一代武俠小說大家，這是世界的幸事，也多少包括了他個人的遺憾。因為他除了武俠小說家以外，對自己另四種身份：“政治家、商人、學者、嚴肅作家”所做的事，仍多少都抱有或大或小的不滿足。在政治家層面，他曾遇到挫折；在商人層面，他晚年對《明報》有自己的不滿；在學者層面，他在浙江大學當博導時並不愉快，並憤而到英國劍橋大學完成博士學業，但同樣為沒有被認可為歷史學家而遺憾；在嚴肅作家層面，他想寫歷史小說，想寫各種文學作品，但因身體欠佳而作罷。
這幾種身份從古至今存在著一條由上至下的“鄙視鏈”。這條“鄙視鏈”古代版更為清晰：政治家——學者——戲曲小說家。即便是金庸，也沒有逃過這條“鄙視鏈”，有太多的人，僅僅因為他寫了武俠就罵他。
同樣有一位名家可以比擬這種遺憾：汪曾祺。汪曾祺可以跟著唐蘭研究古文字學，甚至去研究歷史學的。他的部分隨筆，能顯示出做考據學者的潛質。可能是出於志趣，他更願意做一位抒情的人道主義者。
這是金庸先生對身份尚而不滿足的原因。作家寫到一定程度都會發現，不論作家和作品再偉大，藝術的價值要屈服於權力和資本，所謂骨氣與操守，不過是被動的明哲保身。為此作家不得不想著進入體制或開起公司，以將虎皮披在身上，更好地推廣自己和作品。
在寫完《射鵰英雄傳》以後，金庸風行一時。1959年，金庸在創辦《明報》時，給深受好評的《射鵰英雄傳》寫了續集《神鵰俠侶》。在1961年的7月6日，《神鵰俠侶》還有三天才連載完時，金庸已經開始連載《神鵰俠侶》的續集《倚天屠龍記》。因此有三天的時間，這兩部小說是同時連載的，這一切都為了經營《明報》而做。“左手寫社評，右手寫小說”。在沒有電腦的年代，用筆寫報刊連載小說不同於今天寫連載網文，續集的創作比開個新作還要難。陳平原教授說：“查先生是個有政治抱負的小說家。”
歷史上曾有大批有治國安邦志向的政治家文人，都落得以寫武俠小說為生。明清文人考不中科舉，又無產業可經營，學問又不足以到書院中安身立命，最終會落到鄉村私塾，或編纂《某某記》的劇本，或撰寫《某某演義》《某公案》《某刻拍案驚奇》的地步，也就是蒲松齡所在的位置了。晚清時經學大家俞樾將《三俠五義》整理改編為《七俠五義》的行為，也曾被看過近似於禮崩樂壞的代表。
旅美華人學者、文學批評家陳世驤在與金庸關於《天龍八部》的通信中曾說：“嘗以為其精英之出，可與元劇之異軍突起相比。既表天才，亦關世運。”這句話給了我最大的啟發。陳世驤先生提出了元雜劇之異軍突起。元朝統一中國後的某段時期，科舉暫停，使得大批有才能的讀書人沒有了出路，他們無法再安心做“政治家、學者”，無法像宋朝文人那樣一邊寫詩填詞一邊領著朝廷的高工資，同時扮演超脫與優雅。他們成為了元曲、元雜劇的作家。正如關漢卿無進身之階，便直接粉墨登場，將人間世相化俗文雅，編成曲詞傳唱，直唱出：“這不是水，這是二十年流不盡的英雄血。”
我並不想去看金庸先生作品的修訂版，怕青春時的記憶隨著故事的修繕而抹殺。並認為金庸先生沒有必要為了避諱，去改掉尹志平的名字，也不必為把青城派掌門餘滄海寫得不堪而道歉。
可後來，我明白金庸先生為什麼要集中修改他的作品，除了文章傳世還有其他：因為金庸不僅只想當個作家。他不滿足於已經取得成就的身份，他想成為一個更完整的，更真實的人。
扭曲的人
在金庸寫作的年代，電視劇尚不發達，而金庸似乎是為電視劇而準備的作家。電視劇要看人物形象的設置、人物之間的關係和人物的命運發展，而金庸作品中人設獨特，人物關係較為扭曲，人物命運則是令人揪心。一部數十集的電視劇本，似乎相當於好幾部長篇小說的體量，恰如金庸小說一套數本的形式。他的作品適合改編，且改編了無數版本，捧紅了一代代的人。他是有預見性的，能面向未來的作家。
魯迅為我們塑造了“阿Q”“孔乙己”“祥林嫂”，老舍為我們塑造了“祥子”“虎妞”“大赤包”等，而金庸為我們塑造的人物多達上百人。想起他筆下的人物時，他寫了太多現代社會中的人，那些人似乎只有在現代派的文學中才會出現。
如果還按照傳統小說甚至電視劇來劃分正反派，金庸小說中那些反派或配角，多少都有些性格上的扭曲。男女主是基本正常的人，而男女主的親人、師徒等，會亦正亦邪，如黃藥師；而反派或是不正常之人。金庸筆下的正反雙方，正派是為情而痴，反派是為情而狂。無論楊過、李莫愁、梅超風，還是嶽不群、林平之到任我行、東方不敗，似乎不論正反派的人物，都是因痴狂而變異。我們對反派恨不起來，他們並非大奸大惡之人，叫他們反派，只是他們站到了與主人公敵對的一方。他們的言行有其緣由。當下小說中的人物太正常，甚至作家也活得太正常。我們根據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給他們用命名戴上了標籤和枷鎖。他們是人的本質，而所謂正常的、主流的人生，不過是人們起了一個名字。正常人不過是空氣。那些扭曲的人，他們真實，不裝。
這些非常態的人，表面上是武林高手，而真實中他們可能是金庸先生身邊中的人，想象出的人，甚至是他自己的某個鏡像。我們在生活中見到過憂鬱症、精神分裂症、幻聽幻視者、心理障礙者。我們視他們為異類，似乎只有在武俠小說中，他們才被人同情甚至喜愛。這些人來自於生活，滿大街都是李莫愁，地鐵裡到處都是梅超風。
寫小說是為了犯忌。作家是一個人懂得了人生的扭曲才開始寫作，還是在寫作中成為一個更扭曲的人，這因人而異。但可以肯定，每位作家、藝術家起碼都有兩個人生，猶如比別人多了一條命。他們會有一個現實人生，也有他的作品人生。他有自己生平的簡歷，還會多出一個作品年表。部分作家的生平簡歷一無是處，慘之又慘，只有在作品年表中，才能找回他全部的尊嚴。
金庸是上個世紀香港五十至七十年代活躍的作家，是現代和當代的交接，金庸的文學是現代和當代文學的交接，他使我們看到一種登堂入室的武俠。而時間是殘酷的，它足以抹殺掉企圖超越時間的文學。如果一位作者去世二十年後，還有人讀他的書，可暫時認為他不朽。這二十多年來，我們似乎能暫時不朽的作家是汪曾祺與王小波（他們都去世於1997年）。我們會相信金庸的不朽。
未來能否會有一天，因為金庸先生的成就，而不再將小說劃為類型和非類型？能否有一天一提金庸，不再說是武俠小說大師，而是說他是位文學家？我想會的，我們會等到那一天的。
侯磊，作家，現居北京。主要著作有長篇小說《還陽》、小說集《積極分子》《冰下的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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