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际，思无涯。
投稿邮箱：tianyazazhi@126 .com
编者按：2018年10月30日，金庸先生逝世，这个塑造了无数经典人物形象的武侠小说家，在留给世人无数纪念的同时，也留下了一些争议。金庸是如何看待那些争议的？2003年10月，金庸曾在西安举行的“金庸小说高层论坛”上，畅谈过一些对自己、对作品、对武侠小说的看法，这些看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着他身后所留下的争议。在这个论坛上，肖云儒、冷成金、李震、韩云波、高建群、贾平凹、严家炎、魏明伦、费勇、汤哲声、高侠、施爱东、蔡澜等学者作家，与金庸刀来剑往，碰撞出不少有意思的思考。多年后，当年参与本次活动采访的记者张英，根据现场的录音，首次整理出了这份对话录，本刊择要刊发，以飨“金迷”。此外，刘大先、马笑泉、胡竹峰、侯磊、陈培浩五位青年批评家、作家，都曾在年轻时遭遇过金庸——对他们来讲，金庸的武侠小说不仅仅是通俗读物或流行文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他们的青春成长、塑造了他们的情感构成，因此，邀请他们在纸上江湖，与金庸来一曲彼此激荡的共奏合鸣，是纪念，亦是传承。
今天是金庸先生逝世一周年，重发《天涯》2019年第2期“金庸、武侠与时代记忆”小辑，以为纪念。
出路·身份·扭曲的人
——有关金庸先生的文学三话
侯磊
金庸先生去世了，我很怀念最初读他的著作的年代。高中时有一周我发烧请假在家，窝在家中床与桌子构成的犄角中，读完了《鹿鼎记》。那也许是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周了。他是造梦者，让人在他制造的梦中永不醒来。但我们都知道，他为人民造梦的原因：为了言论平台，他创办了《明报》；为了增加销量，他写起了武侠小说。写武侠，是金庸先生为自己寻找的一条出路。
如今70后、80后的大批作家、艺术家，在50后、60后当年改革开放后席卷全国的年纪，在影响力上无法和前辈作家相比。作家没有给自己的作品，甚至给自己的人生找到出路。有人说，这个出路是影视和周边产品，用现在的话说叫大IP。如果文学只有借助影视和周边产品才能产生大众影响，那无异于是一位优秀的演员演戏没火，但做个广告却火了。在一个IP版权卖出天价的时代，反而是一个无书可读的时代。
出路
每个人都需要出路，正如人人都需要生活。文人的出路更隐蔽一些，且每个时代给文人出路的宽窄都不一样。清末废除了科举，儒生便一时没了用处。而五四运动以后，新式教育和学校建立起来，北京大学等学校，都聘请留洋归国的、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胡适等为教授，而清末的宿儒则缺乏生计，末代状元刘春霖沦落到为人家点主（祭祀活动中，请名人用朱笔在灵牌上“主”字点上那一点的仪式）的地步。在我们眼前，有大批的传统媒体濒临倒闭，文人便转到新媒体去写作，以继续自己的营生。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真的是不慕名利的，因为干别的比这个挣钱来得快。作家哪怕是追求世俗的成功，也是为了让自己能更加自由地写作，但更多的，是反而陷入了励志成功的陷阱。
金庸早年在长城公司时曾担任电影《绝代佳人》（1953）、《不要离开我》（1955）、《小鸽子姑娘》（1957）、《兰花花》（1958）、《午夜琴声》（1959）等的编剧，并与人联合执导过电影《有女怀春》（1958）、《王老虎抢亲》（1960）等，并与夏梦有了一段传说的情缘。他喜欢莎士比亚，熟读外国文学，作品中有英国文学讲故事的传统。他的小说是充满了西方名著、电影剧本的小说。他将武侠写得登堂入室，似乎是在打破革命对武侠的偏见。
早在一百年前，为了革命，我们把文学分成了严肃文学—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类型文学，也将作家分成了两大阵营。这种阵营至今尚在列队。在类型文学中，自然是以言情、武侠、侦探、推理、悬疑，直至今日的职场，甚至网络文学中种种如种田文、玛丽苏文等新鲜的类型。这并不是由难易程度来划分的。民国时还珠楼主的武侠，是如四言诗一般典雅，通篇谈的道家学术与各种典故，却是通俗文学；而人人能读懂的“三红一创”，则是严肃文学。老舍、张恨水二位先生通俗、严肃程度差不多，文风也有近似之处，老舍便是革命文学中的“鲁郭茅巴老曹”，而张恨水成了鸳鸯蝴蝶派。是否是纯文学和严肃文学，是与作家作品是否革命有关。
或许我们曾向往过像但丁那样的写作，但从狄更斯时代起，文学似乎成了大众消费，而作家成为了文字内容供应商。作家渴望像狄更斯一样，在古老伦敦的下午三点，人们在街旁排起了长队来买报纸，仅仅是因为报纸上连载狄更斯的小说。更渴望像狄更斯到美国，人们列队迎接，像迎接一位国王。我们能从狄更斯、大仲马、再到毛姆，梳理出一条既通俗又严肃的文脉，他们能写出有深度的好看故事。然而，他们始终会被贴上通俗的标签，而毛姆甚至长期被当作二流作家。在过去，敢于写武侠的作家都有藐视不善目光的勇气。
作家在满足了谋生以外，更渴望追求影响力与不朽，或者说是受到读者的爱戴。金庸先生曾在2003年7月，在央视《新闻夜话》节目中说，他希望自己的墓碑上写着：“这里躺着一个人，在20世纪、21世纪，他写过几十部武侠小说，这些小说为几亿人喜欢。”这是比任何不朽都狂傲的话。鲁迅是用批判民族性而不朽，而金庸用重新讲述成人童话而不朽。他没有从事严肃文学创作，而是把严肃创作的精神，用到了武侠小说中。作为难逃地摊文学命运的武侠，直至在金庸手中才登上台面。
本质上，这不是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之争的问题，而是文学是否还负担大众娱乐和消费的问题。文学面对的不是影视、视频、
抖音、网文、微信，而是消费。视听艺术的特点，是他们能够无限地复制传播，是标准的机械复制时期的艺术作品。它表面上看上去光鲜好看，实则不一定有什么深度，正像我们的时代。能被消费，就能被抛弃。十一黄金周会造成电影票房的下滑，因为人们都去旅行而不再进电影院。但目前看来，小巧的视听艺术（如短视频）能更好地消费，愿人们不要尽早抛弃它。作为类型小说和影视剧，多少都有各自一定的套路，文学作家们无数次头撞南墙般地想打破这些套路，甚至发明一个只有自我的“神套路”。而金庸先生没有打破套路，他去推进了那个套路。
对事物有推动发展者，方为大师。
身份
世人评价金庸先生，他是武侠小说大师，同时也是政治家、社会活动家、记者、报人。金庸是武侠大师，但他不满足。
我们把金庸的身份整理为一个链条：政治家——商人——学者——严肃作家——武侠小说家。若把整个链条都倒过来，这些身份有可能是古代文人晋升或落魄的台阶，也可能是现代作家步步高般的追求。一个人能做好其中一点，就足以名垂青史，而金庸去做了这五重身份。身份的叠加会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如果这几重身份都叠加在一起，在古代，会有个统称的名词：文人。再看金庸，一位报考外交系学习国际法的学生，最初作为国民党统治时期成长的青年，金庸在政治上反对国民党，但他身居香港，则对大陆有自己的看法。一个思想独立的人，因为不同意某些过于激进的言行，而被寄子弹恐吓。这使得金庸在香港，仿佛夹在各种政权世界，夹在亚洲海峡之间，夹在世界之间。
他最成一代武侠小说大家，这是世界的幸事，也多少包括了他个人的遗憾。因为他除了武侠小说家以外，对自己另四种身份：“政治家、商人、学者、严肃作家”所做的事，仍多少都抱有或大或小的不满足。在政治家层面，他曾遇到挫折；在商人层面，他晚年对《明报》有自己的不满；在学者层面，他在浙江大学当博导时并不愉快，并愤而到英国剑桥大学完成博士学业，但同样为没有被认可为历史学家而遗憾；在严肃作家层面，他想写历史小说，想写各种文学作品，但因身体欠佳而作罢。
这几种身份从古至今存在着一条由上至下的“鄙视链”。这条“鄙视链”古代版更为清晰：政治家——学者——戏曲小说家。即便是金庸，也没有逃过这条“鄙视链”，有太多的人，仅仅因为他写了武侠就骂他。
同样有一位名家可以比拟这种遗憾：汪曾祺。汪曾祺可以跟着唐兰研究古文字学，甚至去研究历史学的。他的部分随笔，能显示出做考据学者的潜质。可能是出于志趣，他更愿意做一位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这是金庸先生对身份尚而不满足的原因。作家写到一定程度都会发现，不论作家和作品再伟大，艺术的价值要屈服于权力和资本，所谓骨气与操守，不过是被动的明哲保身。为此作家不得不想着进入体制或开起公司，以将虎皮披在身上，更好地推广自己和作品。
在写完《射雕英雄传》以后，金庸风行一时。1959年，金庸在创办《明报》时，给深受好评的《射雕英雄传》写了续集《神雕侠侣》。在1961年的7月6日，《神雕侠侣》还有三天才连载完时，金庸已经开始连载《神雕侠侣》的续集《倚天屠龙记》。因此有三天的时间，这两部小说是同时连载的，这一切都为了经营《明报》而做。“左手写社评，右手写小说”。在没有电脑的年代，用笔写报刊连载小说不同于今天写连载网文，续集的创作比开个新作还要难。陈平原教授说：“查先生是个有政治抱负的小说家。”
历史上曾有大批有治国安邦志向的政治家文人，都落得以写武侠小说为生。明清文人考不中科举，又无产业可经营，学问又不足以到书院中安身立命，最终会落到乡村私塾，或编纂《某某记》的剧本，或撰写《某某演义》《某公案》《某刻拍案惊奇》的地步，也就是蒲松龄所在的位置了。晚清时经学大家俞樾将《三侠五义》整理改编为《七侠五义》的行为，也曾被看过近似于礼崩乐坏的代表。
旅美华人学者、文学批评家陈世骧在与金庸关于《天龙八部》的通信中曾说：“尝以为其精英之出，可与元剧之异军突起相比。既表天才，亦关世运。”这句话给了我最大的启发。陈世骧先生提出了元杂剧之异军突起。元朝统一中国后的某段时期，科举暂停，使得大批有才能的读书人没有了出路，他们无法再安心做“政治家、学者”，无法像宋朝文人那样一边写诗填词一边领着朝廷的高工资，同时扮演超脱与优雅。他们成为了元曲、元杂剧的作家。正如关汉卿无进身之阶，便直接粉墨登场，将人间世相化俗文雅，编成曲词传唱，直唱出：“这不是水，这是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
我并不想去看金庸先生作品的修订版，怕青春时的记忆随着故事的修缮而抹杀。并认为金庸先生没有必要为了避讳，去改掉尹志平的名字，也不必为把青城派掌门余沧海写得不堪而道歉。
可后来，我明白金庸先生为什么要集中修改他的作品，除了文章传世还有其他：因为金庸不仅只想当个作家。他不满足于已经取得成就的身份，他想成为一个更完整的，更真实的人。
扭曲的人
在金庸写作的年代，电视剧尚不发达，而金庸似乎是为电视剧而准备的作家。电视剧要看人物形象的设置、人物之间的关系和人物的命运发展，而金庸作品中人设独特，人物关系较为扭曲，人物命运则是令人揪心。一部数十集的电视剧本，似乎相当于好几部长篇小说的体量，恰如金庸小说一套数本的形式。他的作品适合改编，且改编了无数版本，捧红了一代代的人。他是有预见性的，能面向未来的作家。
鲁迅为我们塑造了“阿Q”“孔乙己”“祥林嫂”，老舍为我们塑造了“祥子”“虎妞”“大赤包”等，而金庸为我们塑造的人物多达上百人。想起他笔下的人物时，他写了太多现代社会中的人，那些人似乎只有在现代派的文学中才会出现。
如果还按照传统小说甚至电视剧来划分正反派，金庸小说中那些反派或配角，多少都有些性格上的扭曲。男女主是基本正常的人，而男女主的亲人、师徒等，会亦正亦邪，如黄药师；而反派或是不正常之人。金庸笔下的正反双方，正派是为情而痴，反派是为情而狂。无论杨过、李莫愁、梅超风，还是岳不群、林平之到任我行、东方不败，似乎不论正反派的人物，都是因痴狂而变异。我们对反派恨不起来，他们并非大奸大恶之人，叫他们反派，只是他们站到了与主人公敌对的一方。他们的言行有其缘由。当下小说中的人物太正常，甚至作家也活得太正常。我们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给他们用命名戴上了标签和枷锁。他们是人的本质，而所谓正常的、主流的人生，不过是人们起了一个名字。正常人不过是空气。那些扭曲的人，他们真实，不装。
这些非常态的人，表面上是武林高手，而真实中他们可能是金庸先生身边中的人，想象出的人，甚至是他自己的某个镜像。我们在生活中见到过忧郁症、精神分裂症、幻听幻视者、心理障碍者。我们视他们为异类，似乎只有在武侠小说中，他们才被人同情甚至喜爱。这些人来自于生活，满大街都是李莫愁，地铁里到处都是梅超风。
写小说是为了犯忌。作家是一个人懂得了人生的扭曲才开始写作，还是在写作中成为一个更扭曲的人，这因人而异。但可以肯定，每位作家、艺术家起码都有两个人生，犹如比别人多了一条命。他们会有一个现实人生，也有他的作品人生。他有自己生平的简历，还会多出一个作品年表。部分作家的生平简历一无是处，惨之又惨，只有在作品年表中，才能找回他全部的尊严。
金庸是上个世纪香港五十至七十年代活跃的作家，是现代和当代的交接，金庸的文学是现代和当代文学的交接，他使我们看到一种登堂入室的武侠。而时间是残酷的，它足以抹杀掉企图超越时间的文学。如果一位作者去世二十年后，还有人读他的书，可暂时认为他不朽。这二十多年来，我们似乎能暂时不朽的作家是汪曾祺与王小波（他们都去世于1997年）。我们会相信金庸的不朽。
未来能否会有一天，因为金庸先生的成就，而不再将小说划为类型和非类型？能否有一天一提金庸，不再说是武侠小说大师，而是说他是位文学家？我想会的，我们会等到那一天的。
侯磊，作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还阳》、小说集《积极分子》《冰下的人》等。
閱讀更多 天涯雜誌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