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備父子兩代人經過半個世紀的不懈努力，被限困於梁益之地，幾次大舉北伐征戰，戰果平平且乏善可陳，遠沒有類似曹操當年動輒“破之”“大破之”的披靡之勢，更不如張遼大戰逍遙津、丁奉戰東興那般酣暢淋漓。
放眼此後五胡諸國、南北朝，蜀漢更不突出——到南北朝時代，延綿數百年的征戰討伐讓很多強人把仗都打精了，一些戰神級人物戰場上縱橫恣肆，幾乎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
從三國到南北朝，很多軍事對抗場面精彩到極致，對比蜀漢武侯、姜維當年的北伐場面，總是感覺有些中規中矩、過於沉悶鈍滯。若單純就場面、陣勢而言，蜀漢集團整體上有些因循平淡。
然而，從漢末到隋唐，在這橫亙四個世紀的漫長時期，幸虧還有一個蜀漢以及他們那個志在恢復漢室的信念。因此，如果把評價蜀漢的方式建立在三國與此後的兩晉南北朝連貫起來的宏觀歷史角度上，我們會發現一個非同尋常的蜀漢。
從三國到兩晉、十六國、南北朝，期間湧現出的大小皇帝百餘個，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傀儡皇帝，被廢黜的佔了一大半——多數皇帝在廢黜之後就被殺害了。比如曹操在北方的發跡剛有起色，便不把當朝大漢皇帝皇帝放在眼裡。
公元214年，曹操授意部將帶著士兵持刀闖進皇宮，誅殺皇后、皇子。驚恐萬狀的皇后先是藏進夾牆裡，很快便被揪了出來。披頭散髮的皇后赤著腳被士兵押送出宮，經過皇帝面前時，皇后哭著拉住皇帝說：“你不能救救我嗎？”皇帝說：“我也還不知道能夠活到什麼！”
皇室生活尚且如此，亂世之中的百姓更是如同處於水火。到司馬炎完成統一後，東漢時期六千多萬的總人口，至此只剩約千萬。
司馬炎統一九州後，並沒有破解歷史在當時代面臨的諸多重大問題，因此晉氏統一更像久經動盪磨難之後的短暫中場休整，社會秩序尚未得以完全恢復，緊接著便是曠日持久的八王之亂，更大規模的分裂、更大週期的動盪、更高烈度的殺戮，由此開始長達三百年的五胡亂華、神州陸沉、衣冠南渡。
兩晉、十六國、南北朝，期間各種歷史頭緒混亂交錯，重重疊疊亂成一鍋粥。然而這三百多年的歷史演變卻又迴歸到一個極其清晰的脈絡和主線——那就是層出不窮的梟雄豪傑、前赴後繼的短命王朝、立而忽廢的傀儡皇帝、林林總總的賢相權臣，都在以各各不同的方式講述著幾乎完全複製的同一樣故事：
一兩個梟雄級人物勵精圖治，功高蓋世之後一般要被封公、封王（加九錫），期間再廢立一兩個傀儡小皇帝，隨即禪代稱帝，然後便是其宗室內部曠日持久的骨肉相殘、內訌殺戮，等到皇室內部殺得差不多了，帝國的精氣被完全耗盡，然後再由權臣輕輕一推、取而代之，開啟新的輪循環。從曹操、司馬懿到劉淵、石虎等，再到劉裕、蕭道成、蕭衍、陳霸先，情況莫不如此。
從三國到南北朝，在這漫長四個世紀的陰謀與背叛、戰亂與殺戮中，幸虧還有一個蜀漢——從其肇始、草創到建國、鼎盛，始終張揚著一種激情澎湃、昂揚向上、直擊心靈的理想主義光芒。
幸虧還有這麼一群有理想、有抱負、有奮鬥、有情懷、有執著的英雄鬥士——他們為了江山社稷拋頭顱灑熱血，既為了功名千古，同時也為了重構新秩序、安定天下生靈。
劉備本人悲天憫人、體恤眾生，這在當時具有真情實意的內在流露。曹操佔領荊州後，襄樊十萬民眾棄城離鄉追隨劉備倉皇南逃。而劉備當時面臨的形勢十萬火急，稍有不慎便可能全面覆滅。後來在當陽被擊潰，他的家眷悉數被敵軍俘獲，其中便有他年幼的兒子劉禪。
在那種性命攸關的危急時刻，劉備說：“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蜀漢政權既以天下為己任，則朝廷主要倚重於天下志士、注重五湖四海，因此立國四十餘年，基本政治局面始終是“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從未形成過權臣當道、肆意妄為的政治黨羽，從未出現過局勢震盪和大規模的清算、追殺，更沒有出現過把天子當成傀儡、隨意廢立的不倫之事。
在這種忠君文化的感染之下，蜀漢重臣手握權力而未有任何非分之心、僭妄之為，更不謀取任何個人私利。蜀漢因而是中國封建歷史上的一股清流。
大將軍、錄尚書事費禕“家不積財，兒子皆令布衣素食，無異凡人”，“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財資無餘”，鄧芝“為大將軍二十餘年，終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飢寒，死之日家無餘財”……
蜀漢政權這種特殊的文化稟賦，使很多重臣名將即使因流落於敵方，而仍然對於故主保持高度忠誠。劉備在白帝城病逝後，魏國朝臣無不彈冠相慶，只有降將黃權獨自靜默，與當時的氣氛格格不入。
蜀漢因而具有正統的天命政權特有的大氣雍容，在少數民族政策方面主要以民族自治、包容懷柔為主，而不是以屠殺、滅絕為代價實現融合。
諸葛亮平定南中後即撤出軍隊，不留兵、不運糧，在當地實行自治政策，任用當地有影響的人物治理，同時從內地引入相對先進的生產方式，實現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開發，有效緩解與當地官民之間的矛盾。
劉備去世後，諸葛亮勤勉王事、不負重託，始終堅定不移地高揚“嗣武二帝、龔行天罰”的政治主旋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使蜀漢政權雖偏居一隅而不萎靡，反而形成一種積極向上、昂揚進取的的氣象，為殺戮四起、動盪不安的三國亂世平添了一股生機勃勃的力量。
可見，蜀漢政權深蘊著一種極其鮮明的文化基因，有一種政權稟賦在裡面。在兩代人共同努力下，這些理念最終而成為團隊的堅守和信條。
劉備當年做的、諸葛亮當年做的，因而能夠成為後世的示範和表率。諸葛亮在街亭戰敗後，自貶三級；三十年後，姜維段谷大敗之後，自貶三級；諸葛亮不負重託，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三十年後，姜維面對皇帝，誠惶誠恐。對比三國亂世南北朝歷史，一個手握重兵的大將軍，若換其他任何政權，孱弱的皇室命運可想而知。
乃至在政權的最後時刻，蜀漢後主仍然具有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威。漢中守將蔣賦、王含，黃金谷守將柳隱等均在進行殊死抵抗；姜維軍團、閻宇部隊正在回師勤王途中；巴東守將羅憲，南中霍久等嚴陣以待。所有方面直到接到皇帝投降的指令，才放下武器投降。
蜀漢團隊以其對於理想信念的執著追求，展示了五千年古老民族特有的風骨和魂魄，也成就了兩千年封建史上優秀分子的頂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團隊繼承者雖然終因理想信念的消解，導致社會輿論全面混亂，最終陷入迷失，然而其在亂世中的百折不回、矢志不移的執著努力與奮鬥，在歷史上引進空前強烈的反響與共振。
以至於當中華民族每次國難當頭，每當遇到危重禍亂，所有人便不約而同地想起劉備、想起諸葛亮，回想起當年蜀漢那些英雄豪傑。可見，理想信念，毫無疑問是民族精神的一股鋼鐵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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