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生动声韵铿锵雄健恣肆之千古散文名篇《复鲁絜非书》

《复鲁絜非书》

（姚鼐 清朝）

桐城姚鼐顿首，絜非先生足下：相知恨少，晚通先生。接其人，知为君子矣；读其文，非君子不能也。往与程鱼门、周书昌尝论古今才士，惟为古文者最少。苟为之，必杰士也，况为之专且善如先生乎！辱书引义谦而见推过当，非所敢任。鼐自幼迄衰，获侍贤人长者为师友，剽取见闻，加臆度为说，非真知文、能为文也，奚辱命之哉？盖虚怀乐取者，君子之心。而诵所得以正于君子，亦鄙陋之志也。

鼐闻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惟圣人之言，统二气之会而弗偏，然而《易》、《诗》、《书》、《论语》所载，亦间有可以刚柔分矣。值其时其人告语之，体各有宜也。自诸子而降，其为文无有弗偏者。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镠铁；其于人也，如凭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廖廓。其于人也，漻乎其如叹，邈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观其文，讽其音，则为文者之性情形状，举以殊焉。

且夫阴阳刚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而气有多寡进绌，则品次亿万，以至于不可穷，万物生焉。故曰：“一阴一阳之为道。”夫文之多变，亦若是也。糅而偏胜可也；偏胜之极，一有一绝无，与夫刚不足为刚，柔不足为柔者。皆不可以言文。今夫野人孺子闻乐，以为声歌弦管之会尔；苟善乐者闻之，则五音十二律，必有一当，接于耳而分矣。夫论文者，岂异于是乎？宋朝欧阳、曾间之文，其才皆偏于柔之美者也。欧公能取异己者之长而时济之，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观先生之文，殆近于二公焉。抑人之学文，其功力所能至者，陈理义必明当；布置取、繁简廉肉不失法；吐辞雅驯，不芜而已。古今至此者，盖不数数得，然尚非文之至。文之至者，通乎神明，人力不及施也。先生以为然乎？

惠奇之文，刻本固当见与，抄本谨封还。然抄本不能胜刻者。诸体以书、疏、赠序为上，记事之文次之，论辨又次之。鼐亦窃识数语于其间，未必当也。《梅崖集》果有逾人处，恨不识其人。郎君令甥皆美才未易量，听所好，恣为之，勿拘其途可也。于所寄之，辄妄评说，勿罪！勿罪！秋暑惟体中安否？千万自爱。七月朔日。

桐城姚鼐顿首，絜非先生足下：知心的人可恨太少了，这么晚才认识先生。与您一接触，就知道您是一位君子。读您的文章，感到不是君子就写不出这样的文章。以前曾与程鱼门、周书昌谈论古今以来的才华出众的人士，只有古文写得好的人最少，假如有古文写得好的，必定是杰出人才，何况像先生这样既擅长并且写得优美呢！委屈您来信且过于谦虚，推崇我也有些过分，不是我能领受的。我从幼年直到衰老，得以结交有才能的长者作为师友，袭取他们的见闻，再加上自己的推测猜想，而成为自己的学说，并非真正懂得文章，能写文章，岂不辜负了您的期望吗？虚心乐意向人学习是君子的胸怀，而谈一下自己的心得以求得君子的指正，也是我的一种鄙陋的愿望啊。

我听说天地的大道理就是阴阳刚柔罢了。文章是天地的精英，是阴阳刚柔生发而来的。只有圣人的话，能够使二气会合而不偏颇。但是《易》、《诗》、《书》、《论语》中也偶尔有刚柔可以相分的情况。那个时代和那时的人，以语录为体裁，各有其适合之处。从诸子以下，他们写文章没有不各有所偏的。那些得到阳刚之美的，他们的文章如雷霆，如闪电，如山谷中的强风，如高山峻岭，如决流的大河，如奔腾的骏马；他们的光芒如明亮的太阳，如烈火，如黄金镂嵌的铁器；得到阳刚之美的人，如登高望远，如帝王接见臣民，如鼓舞千万名勇士去战斗。那些得到阴柔之美的，他们的文章如旭日东升，如清风、云霞、轻烟，如深林间弯曲的小河，如水的波纹，如珠玉的光辉，如鸣叫的鸿雁飞入空阔的天际；得到阴柔之美的人，深沉得像是叹气，高远得像是有所思考，火热得像是高兴异常，伤心得像是悲哀无比。看他们的文章，听他们的声音，可见写文章人的性格气质及外在表现，全部都不相同啊！

阴阳刚柔，起初是两个方面，上天把它们糅为一体，但气有多有少；加以增减，那么品类等次就有亿万，以至于不能穷尽，万物就产生了。所以说：“一阴一阳就是道。”文章富于变化，也是如此。混杂之后偏重于某一方面是可以的，偏重到极端，刚和柔只有一种而另一种丝毫没有，和那种不刚不柔的都不可称为文章。现在那些粗野的俗人和小孩子听音乐，认为是歌声和弦乐管乐的汇聚；假如懂音乐的人去听，那么五音十二律，必定一一区别，耳朵一听就能分辨清。论文的道理难道和这个有什么不同吗？宋朝的欧阳修、曾巩的文章，他们的文采都偏重于阴柔之美。欧阳修能取别人的长处而不时地吸收，曾巩能避开自己的短处而不再犯。看您的文章，比较接近欧、曾二公了。人们学习写文章，他功力所能达到的，不过是能将道理说明白，布局结构繁简不失法度，语言典雅修洁、不芜杂罢了。 自古至今能做到达一点的，不是太多，但这还不是最好的文章。最好的文章，通于神明，人力难以达到。您说对吗？

赠给我的文章，刻本本来应该收下，钞本封好奉还。但钞本不能超过刻本。各种体裁之中，书疏赠序最好，记事的文章稍次些，论辩的文章又稍次些。我也冒昧地在文章中间记了几条意见，未必妥当。《梅崖集》果然有超过别人的地方，遗憾的是还不认识作者本人。您的儿子、外甥，都是很好的人才，前途无量，听凭他们的爱好，顺其自然，不要束缚他们就可以了。您寄来的文章，我随便加以评论，请不要怪罪! 初秋较热，身体好吗？千万保重！七月初一。

姚鼐，生于公元1732年（清雍正九年），卒于公元1815年（嘉庆十五年），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世称惜抱先生、姚惜抱，安庆府桐城（今安徽桐城市）人，清代著名散文家，与方苞、刘大櫆并称为“桐城派三祖”。

桐城姚氏是显赫的吴兴姚氏的后裔，其家族始迁于浙江余姚。一世祖姚胜三随父宦居安庆，由浙江余姚迁居麻溪，五世祖姚旭于明景泰间迁居桐城城里。至姚鼐，其家族居桐城县城已300余年。姚鼐先祖姚旭为明云南布政使司右参政，姚之兰为江州府知府加按察副使衔，皆载入《明史循吏传》；姚孙棐曾以“五里三进士（姚孙棐、龙鲤门、许鲤跃），隔河两状元（刘若宰、龙汝言）”而闻名遐迩.。高祖姚文然，康熙时任刑部尚书；曾祖姚士基，曾任湖北罗田知县，均贤良清廉，辞世皆享名宦祠祀。伯父姚范，进士及第后为翰林院编修，著有《援鹑堂文集-诗集》，学贯经史，与桐城派祖师之一的刘大櫆情深意笃，使姚鼐得以跟其伯父受经学，跟刘大櫆学文。其祖父姚孔瑛二十六岁时即去世，父淑终生为一介布衣。姚鼐出生时，家庭已衰落。

姚鼐幼嗜学，伯父姚范授以经文，又从刘大櫆学习古文，刘大櫆对姚鼐特别器重，称其“时甫冠带，已具垂天翼”，“后来居上待子耳”。

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姚鼐二十岁考中举人后，经过五次礼部会试均名落孙山，直到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三十岁第六次应礼部试，才中进士，授庶吉士，3年以后，散馆改主事，分属兵部；旋又补礼部仪制司主事。后历任山东、湖南乡试副考官，会试同考官和刑部广东司郎中等职。

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清廷开四库全书馆，姚鼐被荐入馆充纂修官。此职本应翰林方可充任，独姚鼐与休宁戴东源、兴化伍大椿、歙县程晋芳等8人破格当选。《四库全书》成，姚鼐乞养归里，不入仕途，时年44岁。大学士于敏中、梁国治先后动以高官厚禄，均被辞却。

自乾隆四十二（公元1777年）年起，姚鼐先后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南京钟山书院，致力于教育，因而他的弟子遍及南方各省。其中最著名的有本邑的方东树、姚莹、刘开；上元梅曾亮、管同；宜兴吴德旋；阳湖李兆洛；娄县姚椿；新城鲁九皋和他的外甥陈用光等。这些学生都是笃守师说，遵桐城家法的文人，对桐城派的传播作用甚大。

桐城派古文之传，自方苞以文章称海内，上接震川，同邑刘大櫆继之益振，传至姚鼐则集大成。因此有“桐城家法，至此乃立，流风作韵，南极湘桂，北被燕赵”之说。历城周书昌说：“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

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八十二岁的刘大櫆去世。姚鼐毫无疑义的成为了桐城派的核心。他耗尽心血编纂的《古文辞类纂》终于完成，共75卷，是古文辞赋选本，按照文章的应用分分十三类：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所入选的作品以战国策、两汉散文、唐宋八大家，以及归有光、方苞、刘大櫆等为主，表明了桐城派推崇古文的传统，为桐城派树立了散文史的“正宗”的地位，体现了姚鼐的文学主张。这本集子很受人们喜爱，有很大的影响。

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姚鼐辞去官职。他希望腾出时间来提倡桐城派主张，开始了他四十余年的讲学生涯。姚鼐先后在江宁、扬州、徽州、安庆先后主持锺山、梅花、紫阳、敬敷书院，“士子得以及门为幸”。他的门下有很多后来成为了桐城派的著名作家，如有名的姚门“四大弟子”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以及刘开等，他们使桐城派声势更高。有很多籍贯不是桐城的作家也自认为桐城派。

嘉庆十五年九月十三日（公元1815年10月15日），85岁的姚鼐卒于南京钟山书院，归葬桐城杨树湾。此时的桐城派在古文上的地位已无可撼动。道光咸丰年间，桐城派在曾国藩及曾门弟子手中又呈一时之盛，一直延续到严复、林纾和新文学的诞生。

姚鼐与创始人方苞、刘大櫆并称为“桐城三祖”，被盛誉为“中国古文第一人”、“中国古文的高峰”。其在继方、刘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提倡文章要“义理”、“考证"、“辞章”三者相互为用。所谓“义理”就是程朱理学；“考证”就是对古代文献、文义、字句的考据；“辞章”就是写文章要讲求文采。这些主张充实了散文的写作内容，是对方苞“义法”，说的补充和发展。

桐城派古文到了姚鼐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姚鼐著有《惜抱轩全集》，所编《古文辞类纂》风行一时，有力地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鼐对传统文论的另一重大贡献是提出富有创见性的“阴阳刚柔说”，这对我国古代散文审美理论和风格特征是一次重大突破。

姚鼐提出文章的核心在于“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的统一，这有其时代的原因。姚鼐在乾隆年间走上文坛。清代的考据风气也在这时开始盛行。人们称这种考据的功夫为“汉学”，与之相对的是势力较弱的“宋学”。学界多推崇汉学，对宋明理学比较厌弃，这往往导致文章的思想性降低。姚鼐不赞成排斥宋学的倾向，同时又针对汉学家、宋学家对文学的轻视态度，提出义理、考证、文章三者不可偏废的主张。这成为桐城派古文理论的纲领。

“义理”，是指当时的理学思想，主要来自宋学；“考据”，是指文章要有实据，避免空泛，主要来自汉学；“辞章”，是指文章还要有结构、文字、音韵上的文学之美。姚鼐认为三者的统一才是最高最美的境界，“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继；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当然，三者有轻有重，考据要为义理服务。

姚鼐想调和汉宋，融贯三者，认为作家能兼三者之长的为好作家。这种主张实际上成为了桐城派的文学纲领。

姚鼐自己也身体力行，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在朝廷任职的姚鼐来到山东，登上了东岳泰山，后来就有了著名的《登泰山记》一文。全篇仅数百字，内容十分丰富，是融考证与辞章的典范。

“义理、考据、辞章”对当时和后世都影响巨大。一方面，姚鼐实际上是站在维护理学的立场上，企图调和汉宋的争论，兼采考据的长处，以考据充实理学的空疏，从而提高桐城派古文的价值。一方面，这一主张如果推而广之，可以看作是对文章基本的要求。无论何时都同样有重要意义：“义理”要求言之有物，有思想性；“考据”要求立论扎实，有说服力；“辞章”要求字通句顺，有艺术性。

在美学上，姚鼐提出用 “阳刚”、“阴柔”区别文章的风格。“阳刚”就是豪放，“阴柔"就 是婉约。两大风格相互配合，．相互调剂，就产生出多样的风格。 同时，姚鼐又发展了刘大櫆的“拟古”主张，提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为文章八要。学习古人，初步是掌握形式(格、律、声、色)，进而是重视精神(神、理、气、味)，才能达到高的境界。

姚鼐以宋儒之学为治学之本，故指斥考据的汉学家为舍本逐末；但他也不废弃汉儒治经之长。其为文“以神、韵为宗”，形成一种迂徐深婉，一唱三叹，而又耐人寻味，意蕴无穷的风格。近代学者章太炎谓之“谨”，刘师培称之“丰韵”，都是对其文风的富于韵味、言简意丰的高度评价。

姚鼐的诗歌早年模仿明“七子”学唐诗，晚年兼取宋人，格意俱高，在当时俨然为一大家，故后人称“惜抱诗精深博大，足为正宗”。姚鼐的书法造诣很深，包世臣推邓石如、刘石庵及姚鼐为清代书法之冠，将姚鼐的行草书列为妙品，故姚鼐非独特文美，其翰墨亦为世重。

《复鲁絜非书》作品介绍

《复鲁絜非书》是清代文学家姚鼐创作的一篇散文。姚鼐论文主张“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并重，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不少人向他请教古文之法，这封信就是姚鼐写给鲁絜非的回信。

姚鼐在《复鲁絜非书》这封信中论述了他的文学观，特别强调了风格论和文章之美的重要性。

《复鲁絜非书》这篇文章在对鲁絜非的为人和文章给予赞美肯定后，作者便运用传统的阴柔阳刚的观念，阐述了文章之美。他认为好的文章是“天地之精英”，是阴阳二气相合而成。 富有阳刚之美的文章如雷霆闪电，如崇山峻岭，如骏马奔腾，如烈日当空，如烈火纯金。富有阳刚之美的人能够登高望远，居高临下。 富有阴柔之美的文章如旭日东升，如清风白云，如彩霞轻烟，如幽林曲涧，如水纹涟漪，如珠玉晶莹。富有阴柔之美的人深沉高远，如有所思。这一系列精湛巧妙而又准确生动的比喻，形象地描绘了文章的不同风格之美。

接着作者又论述了文章的变化。阴阳刚柔是两个基本的方面，当二者相互融合时，就会千变万化，产生出无数品类。二气揉合而又偏重于某一方面是可以的，但如果走上极端，或者刚柔皆不彻底，那就不是好的文章。这就如同欣赏音乐，精通乐理的人能够精确地辨别出五音十二律的优劣。假如文章已经形成独自的风格，就需要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作者以欧阳修、曾巩两位文学家为例，说明了这一道理。一般人学习作文，只要能把道理讲明白，布局比较得当，语言比较雅洁、不显得杂乱也就可以了。古今以来能够达到这一要求的也并非常有。至于文章达到极致，那是人力所不能苛求的，是通乎神明之事。最后，作者对鲁絜非的各类文章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说。

文中形容阳刚、阴柔文章风格的一段描述，语言生动，声韵铿锵，色彩鲜明，气势流宕，运用一连串的比喻把原来抽象的文章风格问题说得如此的具体形象，尤为精彩，在姚文中是属于少有的雄健恣肆篇章。论及欧阳修、曾巩与鲁九皋之文字，则意丰言简、韵味深长，充分体现桐城派为文善用传神之笔的高招。

方苞是桐城派理论的奠基者，他提出了“义法”之说，刘大櫆、姚鼐对“义法”说中“义”的观点都表示赞同，但对“法”的理解和阐释则有所不同。方苞所说的法，是指写作技巧方面的某些规律，并认为法随义变。刘大櫆更着眼于“文锦”，侧重于探索写作过程中的审美规律，提出了文章中神、气、音节、字句四要素的理论，认为神与气是文章的最精之处。姚鼐则特别强调文章之美，将“文道”结合发展为“道艺”结合，其文学家的眼光更为高超。所以桐城派的理论至姚鼐达到了顶峰。

这篇散文专门论述了文学风格的阳刚和阴柔之美，强调了二者的结合。也说明了风格与个性的关系，是姚鼐关于散文理论的重要文章。这篇散文语言生动，声韵铿锵，色彩鲜明，气势流宕，在姚文中是属于少有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