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李鴻章賣國確有不妥，那就好比是：一個人犯了殺人罪，卻被戴上了投敵罪的帽子，儘管都是死罪，可罪名畢竟不同。

李鴻章被洋人捧為“領航員”，他自己則自嘲為“裱糊匠”。在綿延三十年的洋務運動中，李鴻章仿效西方，建立了自己的體系，卻又一敗塗地。

中國只有一個李鴻章

甲午戰前，日本人評出當世五大偉人，分別是：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美國廢奴總統林肯、中國大臣李鴻章、意大利統一者加里波第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李鴻章居於順位第三，力壓伊藤博文。

對此，梁啟超給出的合理解釋是：“日本像伊藤的人不下百人，中國只有一個李鴻章。”

很顯然，物以稀為貴。我以為梁啟超只說對了一半，另一半是：“大清朝的制度框架之下，只能有一個李鴻章，最多有兩個，多則必亂。”試想如果晚清蹦出幾十個李鴻章，有限的資源如何分配？誰聽誰的？中國政治從來就是集權和一言堂，結果就是隻有一個人“說話”，就他一個聰明，其他任不能超過他，否則就是自己找死。這就是專制體制下大清國的政治基因。

在外國人眼裡，他就是當時的清朝首相，是實際執政者。那一陣子，李鴻章說出了大話（為了他的”政績“）：中國陸軍天下第一，海軍天下第三。這實際上就是說，那都是他李鴻章的功勞。對他的話，可能慈禧有所懷疑，但大多數人（包括光緒皇帝）都信以為真。

北洋唯一的統帥，甲午一個人的戰爭

“一個人的戰爭”不自晚清始，南宋的岳家軍、明朝的戚繼光和袁崇煥等在某種程度上都適用於這個範疇，其共同的特點是既有的官僚體系和體制框架掣肘能力大於資源輸送能力，使得以“中興”自許的文臣武將被迫“另闢蹊徑”。當然，這其中的分寸並不好把握，對既有體制的繞行常備視為有“不臣之心”，稍有不慎即可惹來殺身之禍。

與前朝相比，晚清的“私兵”現象更為突出，中央大權旁落的趨勢更加明顯。

自太平軍興，八旗綠營一敗塗地難堪一用，地方武裝興起，且軍費以厘金形式自籌，先有湘軍，後有淮軍，最後又有小站練兵催生的新軍，均帶有明顯的個人和派系色彩，中央往往只能遙制，鮮能直接節制。

政治缺失，讓兩名隊友神助攻日本

也是因為李鴻章的跋扈，讓另外兩個人間接助攻了日本。

第一個坑害李鴻章的是李秉衡，甲午戰爭爆發時，他擔任山東巡撫，當日軍第二軍在花園口登陸時，旅順地區告急，李鴻章知道可能清朝會輸，於是他便向李秉衡求助，當時清朝也已經下旨，讓李秉衡派兵增援，可他卻“專顧一隅”，對於李鴻章的請求堅決不予理睬。

第二個坑害李鴻章的就是翁同龢，為什麼這樣說呢？當時兩人都是國家的名人，曾有人寫了一幅對聯“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世間荒”來譏笑二人，這裡的“合肥”是指李鴻章，而“常熟”是指翁同龢，翁同龢的哥哥曾經被李鴻章檢舉，所以翁同龢終身對李鴻章心懷怨恨，這也是甲午戰爭時，他給李鴻章穿小鞋的原因之一。

清朝末期在慈禧的統治下，內部烏煙瘴氣四分五裂，對內都不團結，對外又怎能禦敵呢？所以清朝的滅亡也是註定了的。

後記

甲午戰爭失敗，李鴻章從中興名臣變為千古罪人，清朝的復興強國夢也隨他創建的那支威名遠播的北洋艦隊一起覆滅了。

但毛澤東在青年時期說過一句公平話：“李鴻章是船，清政府是水，舟大而水淺，李鴻章這艘船在水裡無法航行，施展不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