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元奔｜古希臘中期與中國春秋後期到戰國前期社會哲學之比較

（古希臘地圖）

古希臘（約公元前800年-公元前146年）中期與中國春秋後期到戰國前期，基本上處在同一歷史時期，即從約公元前550年到約公元前300年。這一時期的東西方哲學都處在歷史上第一個大發展、大爭鳴時期。古希臘的蘇格拉底、德謨克利特、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中國的老子、孔子、墨子、孫子，甚至莊子、孟子都生活在這一時期。

儘管如此，由於地理環境、外部環境等因素的不同，東西方在這一歷史階段的社會哲學也就不盡相同。二者的根本區別是“理想國”（即城邦哲學）與“大一統”，由此出發就會有另外兩方面區別：“理想國”要求禦敵於城邦之外，“大一統”則能夠做到融敵方於我方之中；禦敵於城邦之外就要鼓勵英雄主義，融敵方於我方之中自然也就更需要君子而不是鬥勇的英雄。

（春秋後期地圖）

一、“理想國”與“大一統”

古希臘中期和中國春秋戰國時期是當時世界上最發達的兩大文明，但是二者的發展所仰仗的地理環境是迥然不同的。地理環境的不同決定了古希臘出現“理想國”哲學而中國則奉行“大一統”哲學。

古希臘的地理範圍最大的時期包括希臘半島、愛琴海諸島，以及小亞細亞沿海島嶼、意大利南部及西西里島等殖民地，但是其主體是希臘半島。希臘半島三面環海，海岸線曲折，海灣眾多，而半島上遍佈山嶺，無數條小河在山嶺間蜿蜒穿行，半島上由此形成一個一個相對封閉的狹小河谷。

在愛琴海克里特島早期文明的影響下，公元前800年左右，希臘半島上的眾多河谷中出現了上百個奴隸制城邦國家，其中最大的國家是雅典和斯巴達。這些城邦國家被山嶺隔開，它們在陸上不方便建立起聯繫，但是海洋是為它們敞開的大道，各個城邦的船隊從自己的小河流入海，就可以在海上進行貿易。

特殊的陸地環境保證了希臘半島各個城邦能夠保持自己政治上的獨立性，便利的海洋貿易則使這些城邦結成一個鬆散的有著共同語言、風俗和價值觀的統一民族。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古希臘社會哲學自然就帶有維護城邦制奴隸制的鮮明色彩。我們不妨以古希臘哲學的集大成者柏拉圖（前427-前347）和他的《理想國》為例來談。

柏拉圖出生前不久，以他的國家雅典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達為首的伯羅奔尼撒同盟之間爆發了伯羅奔尼撒戰爭，戰爭於公元前404年以斯巴達的勝利而結束。這場持續近三十年的戰爭幾乎把半島上所有的城邦國家和所有的貴族與平民都捲入進去了。戰爭不僅摧毀了雅典集團的經濟基礎，也摧毀了斯巴達集團的經濟基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古希臘的奴隸制城邦文明岌岌可危，其典型表現就是廣大平民要求城邦擴大民主制。在這個節骨眼上，柏拉圖以他的《理想國》為奴隸主貴族代言。

柏拉圖認為，戰爭使各個城邦之間以及城邦各階層之間的聯繫空前緊密，如果實行甚至擴大民主制，城邦只會走向解體。為此，他主張完善“理想”的城邦制國家制度。在柏拉圖的“理想國”裡，人分為三等：哲人是金子級別的統治者，武士是銀子級別的衛國者，農夫和手藝人是銅鐵級別的勞動者。哲人用智慧管理國家，武士用勇敢守衛國家，農夫和手藝人用節制服從管理並一門心思幹活。柏拉圖強調，這種等級是永恆的，一旦銀子級別的或者銅鐵級別的人掌握了政權，社會就要大亂，人人將失去一切。

柏拉圖不僅僅是雅典的偉大哲人，他的弟子和影響力遍及古希臘各個城邦。在柏拉圖《理想國》的影響下，希臘半島上的奴隸主階級專政的城邦制文明繼續發展著。

古代中國的地理環境跟希臘半島完全不同。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和海洋把擁有黃河、淮河、長江、珠江等幾大流域的“九州”包圍起來。希臘半島的面積只有大約10萬餘平方公里，中國先秦時期的“九州”面積則達350萬平方公里左右。春秋戰國之際的中國不會有什麼來自海上的威脅，陸上邊疆少數民族的實力在總體上又遠遠弱於適宜農業文明發展的“九州”。

當然，古代中國之所以有“九州”這一概念，原因在於各州之間還是有山河之阻的，但是這些山河不足以隔斷各州之間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聯繫。即便如此，有阻隔就會有分裂，所以商周時期分封的諸侯國常常會趁王室衰落之際走向獨立。但是，由於阻隔是相對的，王室實力一旦恢復，或者某個諸侯國的勢力一旦足夠強大，“九州”就會重新走向統一。

所以，跟古希臘中期的哲學思想維護分裂的城邦制文明不同的是，中國春秋後期、戰國前期的哲學思想是維護大一統的王朝政治。我們這裡以這一時期中國哲學的集大成者孔子（前551-前479）為例作闡述。

如同古希臘伯羅奔尼撒戰爭破壞了古希臘城邦制文明的統治基礎一樣，孔子的時代，已經持續了二百多年的諸侯爭霸戰爭也破壞了周朝大一統體制的政治基礎，特別西周制定的宗法制被摧毀。在統治階級層面，諸侯一旦做大就藐視周王，大夫一旦權重就蔑視諸侯。在中下層，各類身懷“奇技淫術”的士到處遊走，尋找進身統治階層的機遇；而連年的戰爭破壞了農業基礎，社會貧富分化現象更加嚴重，平民對現實越來越不滿。至於“不算人”的奴隸層面，奴隸常常怠工，破壞工具，逃跑，毆打甚至殺死奴隸主。

面對“大一統”局面分崩離析的社會現實，諸子百家爭先提出自己的解決之道，比如：墨子希望用手工業技術提高被侵略諸侯國的防禦能力，從而制止侵略；孫子希望以正義戰爭制止非正義戰爭；老子要求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加強修行，把希望寄託於成仙得道的那一天。孔子則要求“克己復禮”。

所謂“克己復禮”，“克己”是手段，“復禮”是目的。通過“克己”在社會上廣泛培養君子，君子可以是天子，可以是諸侯、大夫、卿、士。衡量一個人是不是君子，就是看他能不能“知書達禮”，即他能不能以“仁”為本，以“愛人”為宗，以“禮”為手段，切實維護傳統的“大一統”的宗法制社會體系。

柏拉圖的“理想國”的社會哲學能夠被希臘半島上的城邦制國家接受，但是孔子維護大一統的“克己復禮”的社會哲學卻難以受到統治階級青睞，雖然二者都維護傳統制度，反對以下犯上。這是為什麼呢？古希臘中期，雖然其奴隸制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但是作為西方封建制的“中世紀”還遠遠沒有到來，古希臘仍然走在奴隸制的道路上。而同期的中國，以公元前530年前後鄭國子產變法為標誌的封建制生產關係已經萌芽，戰國初期的法家更是先後在各國實行封建制度改革，孔子的“克己復禮”不合時宜。當然，雖然“克己復禮”不合時宜，但是那也只是孔子所倡導的走向“大一統”的路徑不合時宜，而孔子所追求的“大一統”觀念卻是時代主流思想，春秋諸侯爭霸戰爭也罷，戰國七雄兼併戰爭也罷，目標都是“大一統”。

（神廟——古希臘文明的標誌之一）

二、禦敵於外與融敵於內

早在兩百萬年前，人類就誕生了，但是人類文明的出現相較於人類的誕生卻是“近代”的事。尷尬的是，人類文明在誕生的時候卻一點都不“文明”，——它是戰爭的產兒！不僅誕生時候如此，人類文明在發展過程中，每一次躍進幾乎都要伴隨著殘酷的戰爭。

固然戰爭是文明演進的主要手段，但是西方和東方使用這一手段所形成的結果是大相徑庭的。古希臘從“理想國”的城邦制哲學出發，其戰爭原則是禦敵於外，結果是敵我雙方結下不共戴天的世仇；中國春秋戰國時期從“大一統”哲學出發，戰爭原則是融敵於內，結果是敵人被同化於我方之中。

古希臘中期的戰爭分兩種：一是希臘半島各城邦之間特別是雅典集團和斯巴達集團之間的戰爭，一是希臘半島各城邦與臨近的小亞細亞半島上的波斯帝國之間的戰爭。這兩種戰爭的目的都是掠奪，掠奪奴隸或財物，這兩種戰爭都是建立在城邦制社會哲學的基礎之上的，自然都呈現出強烈的排外傾向。

古希臘各城邦之間雖然因山巒之隔而不便於戰爭的展開，但這並不意味著它們能夠和睦相處。各城邦通過海洋進行貿易，但是奴隸制的本質是貪婪和掠奪，它們時常在愛琴海上爆發掠奪與反掠奪的戰爭，有時候甚至通過對方的出海口逆流而上，試圖攻打對方的城邦以掠奪更多的勞工、婦女和財物。所以，古希臘各城邦都宣揚戰爭文化。雅典依據城邦成員的私有資產多少分攤軍費；武士階層地位很高，其成員是統治集團的中上層子弟，隊伍龐大而固定，這有利於集中訓練。斯巴達則是全民皆兵，每家的男孩子出生時只要看著不健康就會被扔掉，男孩子成年之後就要進入軍營過集體的軍事生活。

我們中國古代有九州，古希臘卻有上百個“州”，它們之間基於互相掠奪的戰爭持續了二百多年之後，小亞細亞半島上的波斯奴隸制帝國興起了。在古希臘的文史資料中，作為東方的波斯人都是傻大個，這或許也對，波斯的文明成果絕對是不能跟希臘相比的。波斯人雖然“傻”，但波斯帝國在掠奪方面並不比希臘各城邦遜色。更重要的是，從公元前499年波斯開始侵略希臘半島時候起，雅典和斯巴達之間的“恩怨”卻始終沒有解決，在希波戰爭持續的五十年時間裡，希波戰爭和希臘半島內戰實際上是交織在一起的。這些戰爭總的傾向是：一方面，希臘半島雅典和斯巴達集團力避被對方統治；另一方面，希臘半島全部城邦國家堅決把波斯侵略者逐出希臘半島甚至愛琴海。

如同我們後來所知道的，希波戰爭以波斯的失敗而結束，波斯被迫簽訂條約，把自己西海岸的眾多島嶼劃歸希臘各國，愛琴海成為希臘“內海”，這種狀態至今都基本上沒怎麼變。

抵抗波斯的侵略，斯巴達是被雅典“拖”上戰場的，戰後，雅典成為希臘半島的霸主。斯巴達不接受雅典的霸主地位，向雅典發起挑戰，於是，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戰爭以斯巴達勝利而結束，如同我們上一段所聊的，雅典（包括整個希臘半島）開始了柏拉圖倡導的鞏固搖搖欲墜的各自為政的城邦奴隸制時期。

與古希臘中期不一樣的是，中國春秋後期到戰國前期，雖然“九州”在表面上呈現分崩離析的狀態，但是，任何一股分裂勢力都是以統一天下為己任的，所謂“挾天子以令諸侯”也罷，所謂“五行輪迴”也罷。這種政治思維決定了諸侯之間的戰爭以及它們對少數民族的戰爭都不會以掠奪人口和財產為主要目的，而是以爭取人心和安撫戰爭創傷以便實現長治久安為終極目標。“士”是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特殊階層，這是一個身懷絕技卻地位低下的階層，但是卻是各國因爭霸戰爭和兼併戰爭需要所要爭奪的一個群體。“士”從來都沒有自己的國家概念，只有天下的概念，他們的人生抱負不是為自己的諸侯國謀利益，而是為天下的統一效力。

春秋後期，建立在保留周王室前提下的諸侯爭霸戰爭已經發展到晉、楚、秦、齊並駕齊驅的局面，後來又加上越國，而眾多的小諸侯國則無所適從。這時候的諸侯戰爭出現一個以往沒有的現象，就是大國開始肆無忌憚的吞併小國。春秋後期乃至戰國時期的大國吞併小國的戰爭不同於古希臘城邦之間的戰爭。古希臘那是以殺人、掠奪、拒之城門外為目的的，東方這邊是以“懲辦”小國首惡，爭取小國民心，宣揚華夏迴歸一統為目的的。所以，春秋後期特別是戰國時期的兼併戰爭進展得很快，不久華夏大地基本上就由秦、齊、楚、燕、韓、趙、魏“七雄”來主宰統一進程了。

在春秋戰國的諸侯紛爭中，少數民族武裝時常介入其中，他們或獨立行動，或追隨某個諸侯國。無論是北邊的胡人還是西邊的戎人、羌人，他們侵入中原的目的起初都是搶劫，但是代表著中原先進文明的國家制度吸引了他們，所以在春秋戰國時期，時常有少數民族武裝佔領華夏諸侯國城池，效仿華夏建立起“城邦”制政權。比如胡人於戰國初期在趙國北邊建立的中山國，面積達三萬多平方公里，該國仿照中原諸國制度，建立起基於宗法制的政治、經濟、軍事體制，其鼎盛時期軍隊規模達戰車九千乘。中山國長期追隨趙國參與中原諸侯國的兼併戰爭，吳起也曾經指揮魏國軍隊討伐過中山國，如同討伐趙國一樣。不過，中山國最終於公元前296年被趙國所滅。中山國雖然滅亡了，但是其“國民”早已漢化，因而他們自然而然成為趙國的國民，華夏族的成員。

古希臘中期的對內、對外戰爭說到底都是對外戰爭，其目的是掠奪人財，其結局是禦敵於外，以保證柏拉圖《理想國》中所描繪的城邦制奴隸制國家的純粹性。春秋戰國之際中國的對內、對外戰爭，其目的是征服人心，其最終結局是“大一統”。西方與東方發動戰爭的手段、目的和結局之所以如此不一樣，根源在於社會哲學不一樣：西方崇尚城邦哲學，東方崇尚“大一統”哲學。

（中國古代聖賢塑像）

三、崇尚英雄和呼喚君子

“英雄”和“君子”看起來像是一對近義詞，因為它們都有一個義項“好人”，即相對於某個社會集團的主流價值觀的好人。但是，在古希臘時代和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東西方，英雄和君子的涵義是大相徑庭的。古希臘人崇拜捨生忘死的英雄，也努力創造英雄；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則禮讚遵紀守法的君子，也努力打造這樣的君子。

希臘神話在古希臘中期逐漸世俗化，其典型標誌就是：神話大量進入文藝作品，並經由文藝作品實現自身的豐滿，並得到廣泛傳播。古希臘中期文學領域的偉大成就就是出現了三大悲劇詩人：埃斯庫羅斯（約前525-前456）、索福克勒斯（約前496-前406）和歐里庇得斯（約前485-前406）。這三個文學巨匠的作品幾乎都是英雄的讚歌：埃斯庫羅斯的代表作《被縛的普羅米修斯》歌頌不畏艱險，不懼犧牲，盜火拯救人類的英雄普羅米修斯；索福克勒斯的代表作《俄狄浦斯王》塑造了敢於與命運搏擊的英雄俄狄浦斯的悲劇形象；歐里庇得斯的代表作《美狄亞》寫的是一個有勇有謀，敢於向非正義復仇的英雄婦女的故事。古希臘文藝作品中的英雄形象常常是放在民族戰爭和民族命運的大背景下表現的，人物的結局一般都是悲劇，因而對讀者有超乎尋常的感染力。

古希臘文學作品中崇尚英雄，這是受到城邦制文明禦敵於外的特點決定的。在一個城邦中，如果缺少一位強有力的領袖，城邦將不僅要遭受鄰近城邦的侵犯，還會成為外族的第一批奴役對象。同時，城邦要想發展，還需要去搶奪別的城邦甚至外民族的財物，沒有一個強有力的領頭人是不可想象的。古希臘英雄在日常生活特別是重大作戰行動中是要“記分”的，根據他殺死野獸和敵人的數量評定他的英雄等級，這種榮譽對古希臘男人來說是命根子。

柏拉圖在《理想國》中設計武士這一等級目的就是創造英雄。在柏拉圖的哲學中，武士（英雄）只需要擁有力氣、武藝，只需要勇敢，只需要執行哲人的指示，卻不需要智慧。當然，柏拉圖並不反對超級英雄成為哲人組成的最高執政集團的一員，但是英雄無論地位多麼高，他的勇猛、拼命的本質特徵絕不可以喪失，只有那樣，城邦才能長治久安。

同一時期的中國尚無重要的文學作品，如果說有，那就是孔子編訂的《詩經》，但是《詩經》中的大部分作品是春秋中期以前的。不過，春秋戰國時期人們在社會活動中常常引用《詩經》中的作品，從“用詩”這個角度來說，《詩經》算是春秋戰國之際的最重要的文學作品。

《詩經》305篇，除了歌頌周始祖、周公、曹共公、秦襄公的少數作品外，沒有多少英雄讚歌。固然有一些篇幅是描寫下層人民反抗奴隸制度的，但是反抗者是群像，不具備古希臘文藝作品中那些“高、大、上”英雄的感染力。《詩經》中最多的，也是最精彩的，最為後人稱道的是那些愛情作品，特別是描寫平民愛情生活的作品，這些作品中的平民女子敢愛敢恨，當然算那個時代的英雄，但是她們無名無姓，而且身處下層社會，影響不了社會歷史的進程，感人歸感人，卻不能跟古希臘文學作品中的那些改天換日的英雄相提並論。

是不是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不需要英雄呢？當然不是，春秋戰國時期的軍事鬥爭如此頻繁，難道打仗不需要拼死衝殺的英雄嗎？

看看《左傳》中描寫的春秋中後期的那些戰爭，我們就會發現，戰爭只是政治的延續。諸侯國發動戰爭，其取得戰爭勝利的條件往往不僅僅是戰場上的拼殺；戰爭物資的籌備、選將練兵、偵查敵情、拉攏敵方要人、瓦解敵方同盟等手段早在士兵拼殺前就開始實施了，等到擊鼓出擊時，勝負結局其實已經明朗了。比如晉楚城濮之戰。戰前，晉國首先從“國際”形勢出發制定自己的作戰方針：“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晉國不直接攻打實力大於自己的楚國，而是攻擊楚國的盟國、齊國的敵國——弱小的衛國，為晉齊之盟奠定了基礎，這樣，晉國在壯大了自己力量的同時又削弱了楚國的力量。接著，晉國包圍楚國的弱小盟國曹國，迫使楚國出面相救，於是晉楚大戰爆發。到這時候，楚國孤軍奮戰，晉國卻有來自楚國“前盟國”的幫忙，勝負之態已經明晰了。就是說，古希臘人打的是武夫（英雄）的戰爭，古代中國人打的是儒士（君子）的戰爭。

春秋後期《孫子兵法》的戰爭原則並不是專心進攻敵人，而是如何通過戰爭制止戰爭。孫武本人在幫助吳王打敗了侵略吳國的楚國、越國之後，就反對吳王北上侵略齊國，他正是踐行了君子戰爭的原則。吳王不遵循孫武的原則，結果兵敗亡國。

古希臘崇尚英雄主義，早在其城邦制文明興起之前就已經存在，希臘神話中的任何一個大神都是主宰一項“事務”的英雄，都具有予取予奪的能力。正是誕生在希臘半島群山中的希臘神話孕育了古希臘城邦制文明和指導城邦制文明的“理想國”哲學。

春秋戰國之際的中國更需要君子而不是拼命三郎，這與古希臘一樣，是傳統文化基因中就有的。雖然中國神話傳說中也有以力量著稱的大英雄，比如逐日的夸父、射日的后羿，但是這些英雄的形象總是那麼單薄，遠不像古希臘神話中的那些經歷複雜的英雄有血有肉並有人情味兒。到了夏商兩朝，華夏文明就不再吹捧英雄了，連天子都要接受相的監督，天子甚至還會因為犯錯而被流放或勒令閉門思過數年。西周更是用牢固的血緣關係把英雄牢牢拴在宗法制的繩索上，任何一個人，不管他有多大的蠻力，都不能離開宗法體系去逞能，弄不好他會給宗族帶來滅族之災。所以，孔子所在的春秋戰國之際是不崇尚英雄的。

（古希臘英雄塑像）

不同的地理環境，決定了古希臘和古代中國形成了不同的文明形態，以及指導這種文明的不同的社會哲學，即古希臘的“理想國”哲學和中國的“大一統”哲學。“理想國”社會哲學使中期古希臘實行禦敵於外的政策，這一政策必然推崇以勇敢為特徵的英雄；“大一統”哲學使春秋戰國之際的中國奉行融敵於內的政策，這一政策更加崇尚善於治理天下的君子而不是隻會拼命的英雄。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一方面強根固本，不斷加強“九州”內華夏民族的內在凝聚力，一方面接納周邊少數民族，並把少數民族的優秀文明成果溶解進中華文明之中，這應該是中華文明長久不衰而古希臘文明只存在了六百多年的根本原因吧。

【說明】正文插圖來自頭條免費圖庫。

【作者簡介】董元奔，1971年生於江蘇宿遷，傳統文化學者，網絡知名作家。早年曾在教育主管機關做文字工作，後創辦江蘇省某著名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培訓學校，又在某高校創辦特色系部。學業主攻唐宋文學，兼涉中外文史哲諸多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