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西藏

忽必烈和八思巴的双向选择！

很多都天然的以为，1247年的凉州会盟直接奠定了，萨迦派在蒙元时期的政治地位。

但实际上，凉州会盟的政治遗产相当短促，阔端虽委托萨迦派管理西藏事务，并规定各地方官吏都必须听从萨迦官员之命，不可触及刑律，擅权自立。

只可惜，蒙古汗国政坛的风云变幻，瞬间就改变阔端和萨班的努力。

1247年，经过艰苦博弈才登上大汗宝座的贵由汗，只干了两年就死了。

贵由汗死后，王后斡兀立·海迷失摄政三年。但这个蠢女人，只用了三年就将蒙古治理的天怒人怨。

1251年，蒙哥（托雷之子）趁机联合各部势力，在“忽里台”大会上被公推为新任大汗。

蒙古汗国的“黄金家族”，从窝阔台王系转入了托雷王系，随后蒙哥大肆清洗窝阔台王系成员和支持者，几乎将窝阔台系统连根拔起。

作为窝阔台的儿子，阔瑞凭借之前与蒙哥良好的私人关系逃过此劫。

蒙哥也非常“仁义”保留了，其在凉州的封地和所属权益。但窝阔台王系的没落，让阔端家族终将边缘化。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就在这一年，萨班和阔瑞先后去世。

几乎在一夜之间，萨迦派不但失去了最高领袖，也遗失了蒙古国内强力政治人物的支持。

年仅17岁的八思巴，在接任了萨迦法王之位后，不得不面对一个极为复杂和尴尬的局面。

八思巴塑像

一、八思巴的困局

1251年，身在凉州的八思巴，面对着一个极其复杂的局面。

一方面，蒙哥汗依旧借助萨迦派的影响力，在西藏推行括户（清查户籍）等施政措施。另一方面，他也开始逐步将西藏各处的土地，分封给各位蒙古王公。

蒙哥分封西藏土地的做法，从原则上符合蒙古人“兄弟共享富贵”的传统，因为深受各蒙古宗王的拥护，在一定程度上稳固了蒙哥汗的地位。

而从管控西藏的角度解析，则更接近明朝治藏策略的“多封众建”思路。

这一策略简单说就是“掺沙子”，让各教派分别迎奉不同的蒙古宗王，进一步加剧各派之间的裂隙，使其愈发难以形成合力。

《汉藏史集》记载说:“蒙哥汗与止贡派结为施主与福田，忽必烈（薛禅汗）与蔡巴派结成施主与福田，阿里不哥与噶玛派结为施主与福田，旭烈兀与止贡派结为施主与福田。”

当这一法宝祭出后，西藏各教派领袖为了自身的存在和发展，都不得不与蒙古皇室建立起直接的联系。

从此以后，无论哪一个教派和地方势力要掌控西藏，都必须争取中央王朝的支持。

这反倒加强了西藏与中原的联系，而中央政权只需要扶植这些人作为代理人，就能保证疆土的完整和边疆的安宁。

难怪当代著名的藏族学者东嘎·洛桑赤列教授指出：“把西藏真正统一到蒙古汗国之中，是蒙哥汗在位时完成的。 ”

但蒙哥汗的治藏思路，对萨迦派来说显然不是件好事。

虽然，蒙哥依旧将萨迦派划分给了阔端的后裔掌管。但相比于围绕在蒙哥亲兄弟身边的个各教派，萨迦派的“代言人”地位已被削弱到了极点。

年轻的八思巴感觉到了这种变化，为了萨迦派的发展，他也不得不寻找一个更强力的支持者。

因此，在成为萨迦法王后，他并没有返回西藏，而是留在凉州一边学习佛法，一边仔细观察各位蒙古王公的所作所为，很快一个机会就降临在他的面前。

二、第一次不亲密的接触

1253年（宋理宗宝佑元年），八思巴得到了忽必烈的传召。

当时，忽必烈正在筹划进攻云南（大理）的计划，为了解藏区的情况，忽必烈派人将八思巴召至六盘山见面。

两个友谊贯穿一生的朋友，第一次见面的气氛，开端相当融洽。

虽然，八思巴19岁的年纪，让忽必烈一度心存疑虑。但随着交谈的深入，忽必烈发现八思巴对于佛学有着独特的认识和见解，这让他大为赞叹。

但当忽必烈要求八思巴在西藏，为蒙古军队筹集所用的物资和征夫之时，会谈的气氛急转直下。

面对忽必烈的要求，八思巴回答道：“西藏只是一个偏远的地方，地广人稀，难以支撑大军所需，还请收回成命。”

八思巴的回答顿时触怒了忽必烈，他狂暴的咆哮道：“你敢犯我蒙古虎威，你活腻了吗？我刀锋所指，挡者披靡，如沸汤泼雪，现在不过就是要你们提供点物资和随军征夫，你便推三阻四。”

八思巴见状，平静的摇摇头说：“我实在是帮不了大汗，请您允许我回到故乡去吧。”

盛怒之下，忽必烈拍案而起，大声吼道：“你给我滚出去。”

黯然回到帐中的八思巴，开始收拾行装，准备第二天便离开六盘山。

当晚，忽必烈的王妃察必劝慰道：“我看这位年轻的法王，讲法非常精湛，先前蔡巴老僧们的见解都不如他，请大汗不要让他离开。”

忽必烈愤愤的说：“他对佛学确有独到之处，但不愿为我所用，留他何益？”

察必笑了笑，说道：“大汗兴兵，难道缺的真是物资和征夫吗？这对大汗都是小事，这件事他心里有抵触，并不代表其他的事不能合作呀。”

忽必烈沉吟片刻道：“好吧，明天一早你和我一起去见他。”

在王妃的斡旋下，忽必烈和八思巴逐渐建立起了信任。

王妃察必还接受了八思巴的“灌顶”，拜他为上师。

三、渐行渐近的盟友关系

王妃察必在接受了灌顶后，感觉颇受其益。

她劝说忽必烈也受此灌顶仪轨：“(灌顶)果然胜于其他教法。请王受之。”

但身为汗王，忽必烈接受灌顶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在向八思巴询问灌顶仪轨时，八思巴说道：“受灌顶之后，上师坐上座，要以身体叩拜，听从上师之言语，不违上师之心愿。”

忽必烈听后，马上表示不能接受，担心会使“教权置于王权之上”，又是王妃察必出来斡旋。

她说：“听法人少之时，上师可以坐上座。官员、臣民聚会时，上师慈悲恐怕不能镇服，汗王坐上座。吐蕃之事悉听上师之教，不请于上师绝不下诏。其余大小事务，上师不得讲论及求情。”

王妃察必提出的，确实是一个折中的办法，她将八思巴的上师权利，限制在了可控的范围。

明确了王与上师的权利边界后，忽必烈和八思巴达成了妥协。

任何一种妥协的达成，都基于双方互相需要。

八思巴需要一个强力的汗王的支持，因为在蒙古的势力版图中，蒙哥汗明显对噶举派更感兴趣，萨迦派只能别寻他途。

在这里，需要明晰一个长期存在的误区。

西藏各个教派中，并不是只有萨迦派主动联合了蒙古势力，进而成为蒙古政权在西藏的“代理人”。

早在凉州会盟之前，西藏各教派就已经开始，分别和各蒙古势力进行了接触，寻找可以依附的对象。

东嘎·洛桑赤列先生在《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中记载：“公元1239年，萨迦联系了王子阔瑞，帕木竹巴和雅桑噶举两派向王子旭烈兀（拖雷之子，蒙哥和阿里不哥的兄弟）投诚，止贡和藏古瞙两派向王子忽必烈投诚，达隆派向王子阿里不哥投诚。”

其实，大家都在找大腿，唯一区别是“抱的不是同一条”。

而凉州会盟的成功，确实让萨迦派深受其益，阔端除明确其“代理人”地位，还将除了阿里三围以外的拉堆南北两地、古摸曲迷、襄、夏鲁、羊卓等七个万户的地区，属民一万零八百八十五户直接封给了萨迦派。

古人说“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教派也是由人组成的，萨迦派深受其益，眼红心热自然少不了。

之后，蒙哥汗的“多封”计划，更加剧了寻求强力支持的举动。

八思巴在权柄甚重的忽必烈身上下注，本身无可厚非。

作为一派的领袖，全教僧众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很多时候，他甚至不能以各人的好恶，来决定取舍。

另外，从忽必烈本人来说，因长期接触汉人、回鹘人和色目人，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多文化共生”的倾向（蒙古人认为是“汉化”）。

公元1253年，八思巴为忽必烈传授了萨迦派的喜金刚灌顶，正式成为忽必烈宗教上的老师。这是蒙古王公，第一次接受藏传佛教“灌顶”的仪轨。

随后，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国师”，赐玉印，奉献黄金及珍珠镶嵌的袈裟、僧衣、金座、伞盖等作为灌顶的供养。

四、忽必烈的选择权

作为合作关系的强势一方，忽必烈显然拥有更充沛的选择权。

他是不是一定要和萨迦派合作呢？

答案是——不一定！

在南征云南期间，忽必烈发现噶举派在康巴的势力远超萨迦派，便召噶玛拔希（噶玛噶举派）在川西北的绒区色都地方相见。

二人见面后，相谈甚欢，忽必烈希望噶玛拔希留在他身边长期相伴。但噶玛拔希似乎对忽必烈不是很感兴趣。

很快便辞别了他，去宁夏、甘肃、内蒙等地传法。在此期间，噶玛拔希接到了蒙哥汗的诏书。他欣然从命，随使臣到达和林（蒙古汗国首都），受到蒙哥和阿里不哥的宠信。

蒙哥汗封其为“国师”，赐金印、白银，还赐给他一顶金边黑色僧帽，这就是噶玛噶举派中黑帽系传承的来源。

（严格意义上说，蒙哥汗封的“国师”，才是正经八百的国师。忽必烈身为一个宗王，封八思巴为“国师”，多少有僭越之嫌。）

应该说，噶玛拔希的选择并没错，毕竟身为蒙古大汗的蒙哥，才是当时最粗的大腿，没有之一。

只可惜，噶玛拔希没法预测所有人之后的命运，也包括他自己的。

得到了蒙哥汗的青睐，噶玛噶举派获得的权力和利益已超过萨迦派，隐隐有独领全藏之势。

但人要是倒霉，喝口凉水都会塞牙。

1259年（南宋理宗，开庆元年），蒙哥汗亲征合州(今重庆合川区)，意外死于钓鱼城下。

随后的事情，就是常演不息的争权大戏了。

两个蒙古宗王分别举行了，推选大汗的“忽里台”大会。

1260年4月，阿里不哥在哈拉和林被蒙古本土贵族，推举为蒙古国大汗。而5月5日，忽必烈在部将的拥立下，于中原开平成为蒙古大汗。

两个大汗并立，结果必然是拔刀相向，在长达四年汗位之争中，蒙古人自己杀的血流成河。

最终，忽必烈胜出，将战败的兄弟囚禁致死。

倒霉的噶玛拔希在蒙古帝国权利的变幻中，先是选择了蒙哥汗，而后又跟阿里不哥站在一起。

这导致，忽必烈坐稳大位后，“忽然”想起了他。

先是将其长期囚禁，并一度考虑杀了他，最后虽考虑到噶玛噶举派的影响力将其释放，但此后噶玛噶举派备受打压，直到元末才算恢复了元气。

噶玛拔希被释放后，辗转8年才回到西藏。为了巩固其教派的势力，免于被其他教派吞并、瓦解。

噶玛噶举派第一次采用了活佛转世制度，这实际上是活佛转世制度，出现的根本原因。

五、八思巴的选择

噶玛拔希和忽必烈的取舍向背，不是八思巴能左右的。

但当忽必烈行走在刀锋边缘时，八思巴却坚定的站在了忽必烈身边。

随着蒙古汗国疆域的不断拓展，蒙古人内部逐渐撕裂为两派。其实，从此时期开始，蒙古人就已出现了“左右两翼”的倾向。

一部分以忽必烈为代表的蒙古人，在长期接触中原汉族士大夫的过程中，逐渐倾向于中原的固有的文化和管理方式。

而另一部分以蒙哥汗和阿里不哥为代表的蒙古人，则坚持固有的草原传统，行事非常保守，对忽必烈的“汉化”倾向极为反感。

1257年，在蒙古保守势力的怂恿下，蒙哥汗突然决定对忽必烈下手。

他借着南下攻宋的机会，以“以忽必烈有足疾为由，解除其军权”，并将他手下的大臣拘押严刑拷问，意图“先除羽翼，后治魁首。”

一时间，风声鹤唳，亲近忽必烈的势力纷纷侧目。

就在这种危局之下，八思巴坚定的选择站在忽必烈身后，一边用佛学的解释来宽慰他的心灵，一边又亲自赶赴五台山，为他单独举行祈福法会。

最终，在八思巴和大臣的劝说下，忽必烈决定向蒙哥汗展现“诚意”。他只带着二十个卫士，亲自奔赴大汗营帐。

见到蒙哥后，忽必烈言辞恳切的伏地“请罪”，并表示已将“家人送至和林为人质”。

蒙哥汗总算顾念兄弟之情，大度的“宽恕”的忽必烈，但此事在他心中造成了巨大的阴影。

直接诱发了，蒙哥汗死后，两次推举大汗的“忽里台”大会。

忽必烈无论如何，也不敢将身家性命，放在行事更为保守的阿里不哥手中。

公元1264年（南理宗，景定五年），历时四年的血腥汗位之争落幕，忽必烈凭借另一个兄弟旭烈兀的支持，成了名义上的蒙古大汗，并将都城从和林格尔迁至北京。

在危机中，一直坚定支持他的八思巴，终于获取了忽必烈一生不变的友谊。而且，忽必烈也确实兑现了，“吐蕃之事悉听上师之教，不请于上师绝不下诏”的承诺。

当忽必烈尊八思巴为“国师”（这回可是正经八百的国师了），授宣政院首位总制，“赐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 ”

忽必烈设置的宣政院，本就是为了管理全国的宗教事务，监管藏区事务。当八思巴以国师身份统领宣政院，实际上已获得了西藏地区政教大权。

同时，这也意味着，藏传佛教跟随着忽必烈来到了中原腹地，并在元朝的版图上开枝散叶。

为了能够让八思巴更好的管理西藏事务，忽必烈改变了蒙哥汗“分封”政策，转而全力扶持萨迦派。

他将蒙古各王公在西藏委派的守土官（达鲁花赤）全部召回。只保留了支持者旭烈兀名下封地的守土官。

藏文史料《大司徒绛曲坚赞自述》记录这段史实：“此后，当蒙哥汗归天之后，薛禅皇帝（忽必烈）在位之时，将在西藏的所有守土官撤间，由于薛禅汗与旭烈兀的兄弟关系特别亲密，所以我们(帕竹派)的守土官仍然保留。”

裁撤守土官之后，萨迦派在经过蒙哥时期的波折后，再度当仁不让的成了蒙古人在西藏唯一的指定“代理人”。

此时，距离阔端与萨班的凉州会盟，已过去了整整17年。

综上所述，凉州会盟只能算萨迦派与蒙古势力的第一次接触，真正奠定了，萨迦派藏区领导权的是——忽必烈与八思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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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俩也算是患难之交，在失意的时候走到一起的。

南宋淳祐七年（1247，蒙定宗贵由二年），吐蕃的佛教领袖萨迦班智达和蒙古皇子阔端在凉州会晤，标志着西藏地区正式纳入中国版图，成为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萨班带领着萨迦派走出统领吐蕃的第一步，但并不是说他们就真的君临卫藏，毕竟其他教派的势力还是不容忽视的，看到萨迦派的得意，相信直贡噶举的札巴迥乃会后悔自己当初的退宿。

因为萨迦派与蒙古人的合作，为他们的教派带来荣光，其他教派纷纷效仿，去各自寻找势力去投靠，来扩大自己的势力。

随着蒙古汗国的政局动荡，西藏的局势也随之波动，定宗贵由汗去世，蒙古嫡系为了争夺汗位大打出手，最后由拖雷系的蒙哥胜出成为新的大汗，窝阔台系除了阔端这一支，基本是团灭（暂时的），阔端系也从昔日的皇子、皇弟成了旁系宗亲，萨迦派自然跟着成了冷灶，正逢萨班去世，萨迦派的处境顿时变的困难起来。

之前紧抱忽必烈大腿的直贡噶举，因为势力最强大，被蒙哥汗留在自己名下，成为西藏新的统辖者，开始迎接属于直贡派的辉煌和荣耀。

止贡派的行政长官翻起和萨迦派的旧账，在萨迦派的法苑里跑马，在大铜锅中贮水饮马，还拆毁萨迦寺舍改为街市，使两派之间的隔阂更深。

被止贡派凌辱大受刺激的萨迦派，因为直属阔端系而失去经营西藏地方大权的领袖地位，就在此危难之时，十七岁的八思巴挺身而出，接任萨迦法王，带领萨迦派去迎接复杂而艰难的局面。

蒙哥汗把漠南汉地和吐蕃地区的经营权授给皇弟忽必烈，忽必烈看噶玛噶举势力挺大的，就传召噶玛拔希会晤，希望建立起关系，但是，心高气傲的噶玛拔希看不上忽必烈，转头去抱蒙哥汗的大腿去了，去和林觐见蒙哥汗，在那里受到蒙哥汗和阿里不哥的宠信。

蒙哥汗赏赐金印给噶玛拔希，封为国师，还赏赐他一顶金边黑色的僧帽，这也是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的由来。

受到噶玛噶举派噶玛拔希冷落的忽必烈又把目光投向萨迦派的八思巴，年轻的八思巴面对忽必烈的召唤，欣然领命前去六盘山和忽必烈会晤，并成为忽必烈的宗教老师，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坚定的选择和忽必烈站在一起没有离开过。

不管是在蒙哥汗支持下的止贡派和噶玛噶举派，还是投靠忽必烈的萨迦派，谁也没有预料到，蒙哥汗居然死在南征的战场上，南宋景定元年（1260，忽必烈中统元年），忽必烈在开平继位，他的弟弟阿里不哥也在和林继位，兄弟俩展开了汗位之争。

当年十二月，忽必烈就封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统领天下释教兼管西藏地方事务，八思巴的弟弟恰那多吉被封为白兰王，尚墨卡顿公主（阔端女）。

西藏的各教派势力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到蒙古皇室这场内讧中，萨迦派和蔡巴噶举支持忽必烈，两派曾经对阎罗王举行祈请差遣鬼神勾摄阿里不哥魂魄的仪式，而止贡派和噶玛噶举派则支持阿里不哥，对忽必烈是仇视的。

结果我们都知道，是忽必烈打赢了内战取得胜利，站队站错的噶玛拔希被忽必烈囚禁，一直到至元元年（1264）才被释放，他的两个弟子也被处死，噶玛噶举派遭受打压，直到元末才翻过来身。直贡噶举也失去对西藏地方的领导权，不得不蛰伏起来。

八思巴则陪着忽必烈站在胜利的顶端，再次被忽必烈任命为管理西藏地方事务的领导，享受萨迦派重新获得的荣光，真正站在卫藏的权利巅峰。

就是这样。

猴格大人

忽必烈和八思巴之间的关系其实不是一朝一夕才建成的。在八思巴成为萨迦法王后，其实局势并不是特别的好，相反还危机重重。

但是八思巴在此时很幸运，他有机会第一次接触到了忽必烈。当时忽必烈召见八思巴，这可是一个改善局势的千古良机。但是这一次的见面其实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和谐，甚至最后由于八思巴满足不了忽必烈的要求，最后被忽必烈大吼着赶了出去。

但是这一次的会面却给了忽必烈的王妃有一个很好的印象，虽然就事情而言，最后都结局不太愉快，但是八思巴的谈吐，以及风采，不卑不亢的劲头使得忽必烈的王妃夸赞不以。

于是在夜间，王妃也就劝说忽必烈，最后终于缓和了忽必烈心中的气愤。于是后来在王妃的引导下，他们两个的关系开始越来越近。

忽必烈为什么会信任八思巴，其实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政治原因。他扶持宗教主要就是为了“因其俗而柔其人”，这对西藏的制度的稳固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重用八思巴其实也是为了一方统治。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八思巴他也在努力的表现着自己的忠心，这是忽必烈任用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还有他学识渊博，也是忽必烈选择他的重要原因之一。

围知历史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忽必烈信任八思巴是想通过宗教控制吐蕃，巩固西北边疆的国防。作为回报，八思巴也借助政治的力量将佛教推广到河西地区。忽必烈和八思巴是各取所需，互利互惠，他们这种合作模式后来也被蒙古俺答汗和藏传佛教索南嘉措借鉴。

八思巴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祖师，是藏族历史上继松赞干布后又一位伟大的领导人。八思巴是萨迦派领袖萨迦班智达的侄子，自幼聪明过人，8岁时能熟背佛经，9岁时就可以在法会上说法。

世界上任何宗教的崛起都离不开政治的因素，藏传佛教与蒙古统治者产生联系发生在蒙古帝国初期。窝阔台继位蒙古大汗后，将自己西夏的领地封与三子阔端。阔端治理河西地区时，就曾邀请藏地高僧到宫廷中讲学传教。

蒙古进攻南宋时，阔端坐镇西路，负责打通西藏至成都的通道，以保障四川战场的侧翼安全。为了控制西藏，蒙古统治者急需与藏传佛教取得联系。作为后藏地区的重要教派，萨迦派的首领萨迦班智达被邀请至凉州讲学。

公元1244年，萨迦班智达带着八思巴前往凉州。在凉州讲学期间，萨迦班智达对八思巴进行了细心的培养。1251年，萨迦班智达在凉州圆寂后，17岁的八思巴即成为萨迦派的领袖。

1253年，忽必烈进攻云南大理，蒙古大军需要穿越藏地。忽必烈遂派人到凉州将年轻的八思巴请到六盘山的行宫。忽必烈也延续了阔端通过宗教领袖控制西藏的战略，而八思巴也凭借高深的佛法造诣赢得了忽必烈的信任，成为蒙古大力扶持的宗教领袖。

忽必烈先后多次接受八思巴的灌顶，即位后又尊八思巴为“国师”。1264年，忽必烈设总制院，任命国师八思巴为总制院事，统领全国宗教事务，统辖吐蕃军政和民政。

1265年，八思巴奉命返回萨迦，筹备西藏地方政权。按照蒙古的万户制，八思巴清查人口，整顿驿道，划分了十三个万户，形成了“国师——总制院——宣慰司——万户府——千户府”的政治结构。八思巴的一些列举措标志着在元朝的统治下，政教合一的西藏地方政权的正式建立。

忽必烈对八思巴的扶持除了达到了对吐蕃的牢固控制的目的外，对于中原王朝来说，佛教在河西地区的兴盛，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阻止伊斯兰教继续向东扩张的作用。不过蒙古统治者无限抬高僧人地位的做法在日后也带来了巨大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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