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宏也不認同吳文結論（注：2016年8月5日，《科學》雜誌發表吳慶龍等學者的《公元前1920年的洪水爆發為中國傳說中的大洪水和夏朝的存在提供依據》），但在討論該問題時強調二里頭文化不是從公元前1900年出現的，“這篇文章裡的大洪水就和二里頭文化形成了年代學上的衝突。這是一個很大的矛盾”。他又說：“二里頭文化第二期才大量使用青銅器，都不早於公元前1700年。這也跟公元前 1900年存在很大的差距。”這種討論還帶有一種先定的角度： 將二里頭當作中國青銅器時代開端以及夏王國存在的指標。對此筆者要反問：根據什麼資料將沒有發生過也不會發生長期洪水的地方視為大禹所在之地？為何附近沒有適合於開採的金屬礦卻要被視為青銅時代的開端？為何將時代甚晚、規模不大且不甚富裕的城址當作傳說中的夏王國的中央？
二里頭遺址復原圖
許宏指出：“我們在二里頭發現了最早的青銅禮器群。”這種說法恐怕也要存疑，二里頭、二里崗文化青銅器不多且零碎，很難看到組合群。同時代的盤龍城卻發現很多墓葬，無論器物組合、紋飾規律都表現出很完整的喪禮制度，筆者曾在《天神與天地之道》一書中對盤龍城青銅禮器的內在意義進行過分析。許宏又指出：“二里頭都邑……是東亞大陸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或者說最早的中國。”二里頭規模不大（城內0.12平方公里，遺址規模不大於3平方公里，相比之下，石家河城城內1.2平方公里，遺址規模不小於10平方公里），時代不早（比石家河城晚至少1500年），怎麼能說它最早且廣域呢？
石家河古城示意圖
至於中國青銅器文化發生的年代，遠早於二里頭文化，也早於公元前1900年。西北齊家文化、南方石家河文化中期都發現青銅合金技術。 至於紅銅，比鄰鄂東南大礦區的江漢地區早在公元前3500年就已有認識。
甘肅齊家遺址發現的青銅器
石峁古城發現的青銅器及製造青銅器的石範
夏王國有待考古佐證
二里頭遺址所代表的實際上只是考古學的發現史，因其遠在其他早期城址之前就被發現，而被作為時代標杆，並被有意識抬升為夏都。但現在考古學界已有更多認識，如二里頭文化開始的年代，以前認為是公元前20世紀，現在修正為二里頭一期始於公元前1735年左右，其建城與青銅禮器出現的時代，都晚於公元前1700年。至於夏王國建立年代，傳說中留下自然科學可認定的數據，如《禹時鈞命決》：“星累累若貫珠，炳炳如連璧”，描述大約兩千年才發生一次的五星貫珠現象。通過歷史天文計算程式，可知這種“天命”日期為公元前1953年2月24日；這很難是偶然巧合，學界已多次討論大禹天命問題，班大維（David Pankenier）最早注意到這點，吳文也據此判斷夏王國的年代。以筆者淺見，這種判斷有科學基礎。
《竹書紀年》還描述三苗的“三朝”不停下雨、地下水位上升、糧食收穫及品質變差，百姓因此動亂，而“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徵有苗”，組織克服洪水的工程建立夏王國等情形。考古與地質學材料證明，江漢地區在公元前2300─前1900年洪水肆虐，但從公元前19世紀開始，水位開始下降。 大禹顯然不可能是沒有治水經驗、對江漢地形和氣候不熟悉的北方人，也不可能沒有能力組織治水。除得益於大禹的經驗和能力之外，從他的時代開始，洪水破壞力下降，這在神話中都被當成是大禹治水的功勳。
二里頭遺址示意圖
吳文準確指出公元前20世紀以來黃河流域氣候偏乾冷，但其實完全沒有必要在這種乾冷氣候條件下強行找出發生長期洪水的證據。
至於許宏的討論，一方面把二里頭作為夏王國存在的指標，另一方面指出，“夏朝在考古學上還無法確證”。筆者同意後一點。目前石家河考古發現都早於夏王國建立的年代，不過石家河遺址有未發掘的土城，學界看法不一致，或認為這是後石家河時代城址，或認為是西周時代城址。如果前者看法正確，就不能排除石家河土城與夏王國有關係。 同時也需要發掘兩湖地區的20多座古城，才能瞭解上古文明的進程以及傳說中所隱藏的意涵。
石家河遺址出土的玉器
最後，筆者認為，楊升南先生《商代甲骨文所見夏代諸侯》一文，通過甲骨金文與傳世文獻的互補分析推論，殷周時有少量可能與夏王國曾有聯盟關係的古國，其中之一為位於湖北隨州的曾國；另外也提及六國貴族給殷王進貢占卜用的龜，其生活在長江流域，因此六國地望也靠近長江；其餘兩國地望不明。雖然文獻資料零碎，只能作間接證據，但在考古和自然科學資料基礎上，通過對文獻進行謹慎分析，可以幫助我們指明夏的真實地望。
（ 作者：郭靜雲 作者單位：臺灣中正大學歷史系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年11月08日 文章原標題：《積石峽洪水與大禹治水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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